小学升初中时，我一不小心考了个全乡第一。父亲当然特别高兴，开学前给我买了雪白的衬衫，还有一双乡村里很少见的运动鞋，又陪我到镇上的理发店理了发。
　　开学的第一天，校长到班里巡视，看到我，一张口就叫出了我的小名。校长跟父亲是发小，两人好得像一个人，平日我都是叫他叔叔的。
　　校长说：“好小子，考得不错嘛。但在学校里要全面发展，小时候你不是爱唱歌吗？过来，唱一个。”
　　我红着脸，忸怩着上了讲台，唱了一首最拿手的《爸爸的草鞋》：“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载满舱……”一曲唱罢，掌声雷动。一时窘得我脸红似关公，心里却美滋滋的。
　　那支歌是我在父亲单位玩时，听着隔壁一家商店里的录音机学会的。父亲当时在镇上的酿造厂当厂长，那是一家规模不大的乡镇企业，土法酿酒、酱油和醋。虽然在外面上班，整天西装革履的，但父亲的身份说到底还是农民，我们家种了十几亩地，他一早一晚还要下地干活。
　　但班里那些出身农家的同学，却俨然把我当“厂长公子”看待，也的确有人这样调侃过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无疑是高高在上的，无论成绩、家境，都让他们望尘莫及。很自然的，他们都对我敬而远之。即便我有时故意凑到他们跟前，说不上几句，他们也一个个讪讪地借故离开了。而那几个政府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又对我不屑一顾。因此，体育课上或者课间，无人搭理我，那种被孤立的滋味很不好受，尤其对一个敏感、自尊的少年来说。我困惑极了，不知问题出在哪儿，甚至连学习也受到了影响。
　　转眼到了秋收时节。一天，到了学校我才发现将数学课本忘在家中，而第三节就是数学课。怎么办呢？离家有近十里路，想要跟同桌合用一本，因为彼此关系冷漠，又开不了口。正烦恼着呢，到了课间操时间，在操场跑完步，排着队返回，刚到教室门口，一抬头见父亲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本书。父亲可能是直接从地里来的，头上蒙了一层尘土，头发被汗水打湿，一绺绺贴在头皮上，身上的白衬衣黑乎乎的，袖口卷得高高的，胳膊是黑的。更可笑的是他脚上那双黄胶鞋，右脚的那只外侧裂了一道大口子，露出黑黑的脚趾……父亲大老远就高喊我的名字，一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我尴尬极了，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的形象实在有失体面。我红着脸迎上前去，接过他手中的数学课本，小声埋怨道：“爸，你怎么跑来了？”
　　“我回家拿水，发现你把书丢在家里了。你妈非逼我给你送来，怎么，没耽误你用吧？”父亲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笑吟吟地说。
　　“没，正好下节上数学。爸，你、你以后少来，你看同学都在看你呢！”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这孩子，同学看我怎么了？还能给你丢脸不成……”父亲看着自己脚上的那双鞋，也笑了。
　　我拿着书匆匆跑进教室，见不少同学正抿着嘴笑。我的脸更红了。下了课，我刚将书收起，同桌突然拍拍我的肩头，说：“走，上厕所。”我一愣，不由有些发懵：他真的是在叫我吗？再一看，旁边的同学也在笑嘻嘻地看着我。
　　有说有笑地去了厕所，回来后我们又在教室前玩了一会儿，约好中午一起打篮球。这种变化委实叫人匪夷所思，那一整天我都迷迷糊糊的，像在梦中。晚上，躺在床上，我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睡。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才恍然明白事情的根源，很可能跟父亲的那双破胶鞋有关。
　　果然，从那以后，我和同学的关系一天天融洽起来，我的白衬衫早就不白了，我穿着和他们一样的回力鞋，每次刷完鞋涂上一层白粉笔，在校园里到处疯跑，快乐得像无拘无束的风。
　　转眼到了元旦，班里举办联欢会，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联欢会高潮迭起。这时，主持的同学突然说：“下面有请周衍辉，演唱一首《爸爸的草鞋》……”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我挥着手，脸红红的，缓缓上台。旋律响起，我清了清嗓子，深情地念起歌曲前的那段独白：“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
　　念着念着，我觉得嗓子哽住了。看着台下同学的笑脸，我不由得想起了父亲的那双黄胶鞋。
　　发稿/庄眉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