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不仅是苏州必须面对的，更是各地务必要正视的。中央不能像先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那样不加区分地全国推广“苏州模式”，各地更不能亦步亦趋。倘若不能改变这些状况，那么苏州作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示范的地位越巩固，则中国滑向“拉美化”的危险就愈大。
　　
　　幸无拉美化政治
　　
　　充分调动各方因素积极性的经济发展，必然有着中心、边缘和腹地的区分。因而，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在不同区域拉开经济差距、体现发展差异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着对应“拉美化”或与“拉美道路”相近的发展路径。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众多区域发展模式，“东莞模式”与“苏州模式”无疑是遭受“拉美化”指责最多的区域发展模式。出现这种质疑，并非无中生有，实在是相似之处甚多。
　　在所有的国家中，拉美诸国算不上最失败的国家，“拉美化”也确非一无是处，“拉美道路”也是后发国家跟进工业化的一个并不失败的样本。但“拉美化”本质上是一种附庸的、被动的生产组织和城乡建设形式，其动力乃至活力保持的主要因素都在地区之外。一时的从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佃农”“长工化”、“奴隶化”。中国的发展目标更非永远只望发达国家的项背，过分看重外资，必然导致有意无意地阻碍土著商、本地资的发展，更会有意无意放任对本地廉价资源的掠夺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
　　拉美模式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来说，原本就不是最积极、向上、有为的模式。当苏州等地的IT产业环境更好时，东莞的“空壳化”多少便会存在；同样，如果环渤海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台资“候鸟北飞”在苏州也必会有所反映。“拉美化”不可能是和谐发展的理想样本。因为，过分透支未来发展潜力的模式不可能是科学的模式，侥幸成就却不愿、不善秋后还账的行为亦不可能持久无忧。
　　在苏州发展成绩如日中天的今天，各地都在有意无意地向苏州看齐，或多或少地借鉴着“苏州模式”。然而，由于知易行难的原因，苏州模式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并未得到有效移植，相反一些消极因素却得到了放大，在此过程中，中国“拉美化”的倾向便一再加深。财富分布形态畸形化、区域间发展差距鸿沟化、阶层身份日渐定型并永固化、不同群体间思想交流和身份彼此尊重艰难化，等等，这些拉美国家的发展特征在中国也有着深刻的体现。考虑拉美发展格局形成时间已逾300年，而中国的这些变化仅仅只有30年不到，那么中国的“拉美化”进程实际上已远快于曾经的拉美国家。这是不能不值得警惕的。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尚无拉美式政治道路，否则，面对中国的“拉美化”趋势和各类强势利益集团的挟持乃至共谋，想要扭转必将出现有心无力的悲叹。苏州作为当前中国动态上发展和谐的地区之一，有理由加快探索此类危险的扬弃之径。可以看出，当下的苏州及整个江苏对这一问题是意识到了的，也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但那些文件上的措施能否得到彻底的贯彻，良好的愿望能否得到有效的践诺，还很难说。更何况，光有这些措施、仅有一地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规避“拉美化”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提出，表示已经认识到这种风险，并在努力消化着这种危险。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各种要素在不和谐时静止、在不协调时定格。中国如此迅速的增长和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幅度如此之大的开发，本质上是不可能持久的。但在当下，未雨绸缪地筹划未来风险的应对，相比较于随波逐流甚至有坐吃山空嫌疑的发展，往往付出了代价却不一定有相应的收获。也并不是得过且过都得不到意外的收获。这同样体现在区域发展中。东莞相对于更奋发的顺德、南海，昆山相对于更朴实的江阴、张家港，主观付出与实际得到的成绩乃至赞誉、口碑、性价比要高出很多。但这只能是侥幸，为数甚少，而且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更不可以不分时段、场合地复制、推广。
　　成功的过程往往是每一个步骤都水到渠成般一气呵成，因而成功者皆天生与和谐脱不开干系。拉美国家虽然不能简单定义为失败，其发展轨迹却体现不出流畅。未能实现企业、资本、技术的本地化和本地在发展态势上的高地化，是造成拉美国家拉美化成型并蔓延的最根本原因。
　　其实，苏州模式的经济特征与广东东莞并无本质上的二致，即使有所差别，也不是因为这种导向本身的自然升级，而是因为苏州科教文卫事业相对发达的张力使然。无论是“东莞模式”还是“苏州模式”的典型地区，都未能完全扬弃这一弊端。这种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阻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进一步加重，是当前中国无法言说的隐疾。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社会趋向良性化发展的利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分增量远比调存量在操作上易行，这一道理在今日的中国已经十分浅显。但也正因此，拼命为做大增量而固化的取法乎上、投机取巧的心理客观上已造成对一些“硬骨头”问题的绕道和回避，也增加了未来发展的难度，注定了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时刻将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后。这也使当前成为中国未雨绸缪地解决未来发展危机的重要时期。
　　拉美国家迈向现代化努力的未能顺利见效，在于其市民社会并未普遍健康形成时民主制度却又濒临极致地运作起来；或在弱势群体无法有效组织和表达诉求时，或在精英阶层缺乏真实的精英品质时，过分追逐形式和相对健全的制度，这只会使其沦为本地利益集团和境外利益主体互相倾轧和共谋的工具。拉美政治的不成熟即缘于此。
　　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并未在城市里造就出贫民窑，这在全球性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形势下，确实值得赞叹。中国一向遭受诟议的行政力量的强势，在当前却滑稽地成为事实上避免中国最终滑向、完成拉美化的重要保证。这一保证在先前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尽管可能缺乏公平，却已体现过效率。尽管在其过程中，行政力量的强势使得一部分并不强势的群体未得到最大的实惠，甚至有血泪，但对城市的发展和整个国家避免最终的拉美化的些许积极作用不该被忽视。
　　2007年，中国“拉美化”的势头与前两年相比有所缓解，但真正的危险期其实尚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