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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秋天的思索》主人公“老得”代表道德的正义性，“王三江”代表利益的最大化。道德责任与人心欲望的冲突、斗争，精神上的守望与行动上的撤离体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悖论。
关键词：《秋天的思索》；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悖论
作者简介：孙立力（1988-），女，四川德阳人，助教，文学学士，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与口才演讲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1
在张炜的小说叙境中，守望与撤离这两组意象，体现了作家的道德准则与情感倾向，它是作家在善良、正义与邪恶、不义之间的斗争，是道德责任与人心欲望的冲突，并贯穿到小说人物与主题当中。守望是对现实淳朴生活和精神家园的守护，而面对强敌进逼，却只能无奈离开。张炜小说中的守望最终以撤离为形式，意味着不可实现的守望，《秋天的思索》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悖论中。
《秋天的思索》中的主人公之一“老得”，是一个面对社会怪相百思不得其解，又缺乏行动力量的青年人。他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对自己喊：“老得，快行动吧！”但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被王三江派人打后，他离开了自己一心想要守护的葡萄园。老得在行动前的延宕、寡断，正如别林斯基评价哈姆雷特——“拥有巨人的雄心与婴儿的意志”。
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看园青年“老得”，让我们体味着为了寻求真理而冥思苦索的焦灼和无奈，老得正如哈姆雷特，把价值理性设定为终极信仰。哈姆雷特的叔父克劳狄斯弑兄篡位，哈姆雷特就此背负了为父报仇的重任。但是，杀死克劳狄斯的肉体并不是王子复仇的全部目的，哈姆雷特要重建被僭王颠覆的信仰和秩序。为此，他不愿意把复仇降格为报复，他宁愿延宕，以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中行动，让克劳狄斯接受最终审判。他所追求的是行动与价值的统一。韦伯把这定义为“行为的价值合乎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
消瘦的、走起路来扭动着“水蛇腰”的看园人老得，被王三江斥为“一个古怪的东西”，其实他是个非常可爱的青年。他的气质沉郁、内向。當他不断发现王三江的劣迹，发现三十六户“承包户”其实是受了愚弄和欺骗的时候，正义的冲动便不可抑制了。可是，当他同时发现人们怕失掉眼前的被大大盘剥的“利益”，对王三江发出讨好的不觉悟的“笑”的时候，他又觉得“憋闷”，一度产生了神思恍惚的孤独感和恐惧感。老得为了弄清王三江欺愚百姓的“原理”，苦苦思寻，不断地同内心的软弱做斗争。当王三江撵走了敢于查问一笔暧昧账目的铁头叔的时候，激起他强烈的愤怒，但是，在“大乌鸦”一样的王三江面前，他毕竟是太稚嫩了。所以他最终选择离开，以行为上的“撤离”来维护心灵上的“守望”。
作为哈姆莱特的对立面——克劳狄斯，他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目的合乎理性的特征，也就是工具理性。泰勒对工具理性作了进一步说明：“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借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例，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那王三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三江由于专横跋扈和假公济私，在责任制执行之初曾经落选。可是，在葡萄园承包无人牵头之际，他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利用多年工作中的“熟门熟路”，当上了承包的“带头人。”这个突然变得“和善”起来的家伙，实际上是把众人的劳动成果当成他个人恣意享用的“仓库”，用小小的恩惠和大大的高压，用巧言令色和伪装耿直暂时维系着他封建色彩浓厚的统治。王三江居于权力结构的上层，是强势人群的代表。与被欺压的普通农民不同，他对于工具理性的选择是主动的。他不是被迫依附，而是在积极地追求工具理性并企望以此来主导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的结局更能反映出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然而，无论工具理性获得了怎样的优势，它都面临一个难题：它始终缺乏正当性和神圣性。它始终无法克服由于没有价值理性的引导而引发的悖论。正是价值理性的先天性缺失，令王三江这样的人深陷于悖论之中，最终走向了困境。工具理性越多地排挤价值理性，它受到的正当性质疑就越强。然而，当工具理性急需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时，又只能依赖价值理性的支持。于是，颠覆者反而向被颠覆者寻求庇护。
虽知道工具理性的局限，但无法放弃非法攫取的利益。王三江正是陷入这一悖论之中。在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两难之中，王三江企图单独依靠工具理性来回应正义的谴责，避免对自己罪行的清算。他之所以假装醉酒，叫骂着“只要我王三江说了算，就保证老少爷们饿不着！狗咬吕洞宾，不识好赖人，瞎了眼的才算计我呢……”就是因为他颠覆了正当性，却又不得不向正当性寻求庇护。
老得与王三江的冲突就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张炜对于农业文明的维护、对于现代文明的批判造成了这两者理性的悖论。老得想要王三江这只大乌鸦受到惩罚，王三江也想老得这个绊脚石乖乖听话，他们都力图驱逐对方而恢复自己心中合理的社会秩序。老得的出走大有悲剧色彩，似与蓬勃的农村现实不甚和谐，但它换取了小雨、小来及群众的觉醒，显示了道义上的胜利，意味着力量的新聚集。这种精神上的守望与行动上的撤离正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积极对抗。
参考文献：
[1]雷达.蜕变与新潮[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02.
[2]郭宝亮.流浪情结与还乡之梦——张炜小说叙境的悖论之一[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第3期）.
[3]徐子昂，康杰，朱哲.困境中的挣扎与毁灭——从《哈姆莱特》看工具理性的悖论[J].《电影评介》，2008（1）.
关键词：《秋天的思索》；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悖论
作者简介：孙立力（1988-），女，四川德阳人，助教，文学学士，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与口才演讲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1
在张炜的小说叙境中，守望与撤离这两组意象，体现了作家的道德准则与情感倾向，它是作家在善良、正义与邪恶、不义之间的斗争，是道德责任与人心欲望的冲突，并贯穿到小说人物与主题当中。守望是对现实淳朴生活和精神家园的守护，而面对强敌进逼，却只能无奈离开。张炜小说中的守望最终以撤离为形式，意味着不可实现的守望，《秋天的思索》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悖论中。
《秋天的思索》中的主人公之一“老得”，是一个面对社会怪相百思不得其解，又缺乏行动力量的青年人。他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对自己喊：“老得，快行动吧！”但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被王三江派人打后，他离开了自己一心想要守护的葡萄园。老得在行动前的延宕、寡断，正如别林斯基评价哈姆雷特——“拥有巨人的雄心与婴儿的意志”。
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看园青年“老得”，让我们体味着为了寻求真理而冥思苦索的焦灼和无奈，老得正如哈姆雷特，把价值理性设定为终极信仰。哈姆雷特的叔父克劳狄斯弑兄篡位，哈姆雷特就此背负了为父报仇的重任。但是，杀死克劳狄斯的肉体并不是王子复仇的全部目的，哈姆雷特要重建被僭王颠覆的信仰和秩序。为此，他不愿意把复仇降格为报复，他宁愿延宕，以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中行动，让克劳狄斯接受最终审判。他所追求的是行动与价值的统一。韦伯把这定义为“行为的价值合乎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
消瘦的、走起路来扭动着“水蛇腰”的看园人老得，被王三江斥为“一个古怪的东西”，其实他是个非常可爱的青年。他的气质沉郁、内向。當他不断发现王三江的劣迹，发现三十六户“承包户”其实是受了愚弄和欺骗的时候，正义的冲动便不可抑制了。可是，当他同时发现人们怕失掉眼前的被大大盘剥的“利益”，对王三江发出讨好的不觉悟的“笑”的时候，他又觉得“憋闷”，一度产生了神思恍惚的孤独感和恐惧感。老得为了弄清王三江欺愚百姓的“原理”，苦苦思寻，不断地同内心的软弱做斗争。当王三江撵走了敢于查问一笔暧昧账目的铁头叔的时候，激起他强烈的愤怒，但是，在“大乌鸦”一样的王三江面前，他毕竟是太稚嫩了。所以他最终选择离开，以行为上的“撤离”来维护心灵上的“守望”。
作为哈姆莱特的对立面——克劳狄斯，他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目的合乎理性的特征，也就是工具理性。泰勒对工具理性作了进一步说明：“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借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例，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那王三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三江由于专横跋扈和假公济私，在责任制执行之初曾经落选。可是，在葡萄园承包无人牵头之际，他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利用多年工作中的“熟门熟路”，当上了承包的“带头人。”这个突然变得“和善”起来的家伙，实际上是把众人的劳动成果当成他个人恣意享用的“仓库”，用小小的恩惠和大大的高压，用巧言令色和伪装耿直暂时维系着他封建色彩浓厚的统治。王三江居于权力结构的上层，是强势人群的代表。与被欺压的普通农民不同，他对于工具理性的选择是主动的。他不是被迫依附，而是在积极地追求工具理性并企望以此来主导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的结局更能反映出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然而，无论工具理性获得了怎样的优势，它都面临一个难题：它始终缺乏正当性和神圣性。它始终无法克服由于没有价值理性的引导而引发的悖论。正是价值理性的先天性缺失，令王三江这样的人深陷于悖论之中，最终走向了困境。工具理性越多地排挤价值理性，它受到的正当性质疑就越强。然而，当工具理性急需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时，又只能依赖价值理性的支持。于是，颠覆者反而向被颠覆者寻求庇护。
虽知道工具理性的局限，但无法放弃非法攫取的利益。王三江正是陷入这一悖论之中。在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两难之中，王三江企图单独依靠工具理性来回应正义的谴责，避免对自己罪行的清算。他之所以假装醉酒，叫骂着“只要我王三江说了算，就保证老少爷们饿不着！狗咬吕洞宾，不识好赖人，瞎了眼的才算计我呢……”就是因为他颠覆了正当性，却又不得不向正当性寻求庇护。
老得与王三江的冲突就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张炜对于农业文明的维护、对于现代文明的批判造成了这两者理性的悖论。老得想要王三江这只大乌鸦受到惩罚，王三江也想老得这个绊脚石乖乖听话，他们都力图驱逐对方而恢复自己心中合理的社会秩序。老得的出走大有悲剧色彩，似与蓬勃的农村现实不甚和谐，但它换取了小雨、小来及群众的觉醒，显示了道义上的胜利，意味着力量的新聚集。这种精神上的守望与行动上的撤离正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积极对抗。
参考文献：
[1]雷达.蜕变与新潮[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02.
[2]郭宝亮.流浪情结与还乡之梦——张炜小说叙境的悖论之一[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第3期）.
[3]徐子昂，康杰，朱哲.困境中的挣扎与毁灭——从《哈姆莱特》看工具理性的悖论[J].《电影评介》，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