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有利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中国为其他国家的抗疫提供援助，使它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友善。一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外长等能亲自去机场迎接中国提供的抗疫物资和疫苗，充分说明对中国的重视。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说，中国疫苗挽救了非洲人民的生命，中国不仅是赤几最好的朋友，也是非洲最好的朋友。
　　第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需要引进大量外资和扩大出口市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受到重创。如果说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重任是遏制疫情、挽救生命，疫后当务之急则是刺激经济，最大限度压低疫情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中国可以通过加快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和市场，从而使双方经贸关系更快发展。
　　当然，在“后疫情”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一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债权面临违约风险;二是在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媒体和民众轻信甚至附和西方的胡言乱语，使中国国际形象受损。
　　中国的外交布局是以周边和大国为重点，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为重要舞台。在“后疫情”时期，这一布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地位依然不容低估。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必要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如何继续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既是中华民族笃信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遭受疫情和经济衰退双重打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义务帮助他们战胜疫情和实现复苏。除了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投资、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以外，中国还应提供多种形式的发展援助。但中国自身毕竟仍是发展中国家，巩固扶贫的成果任务依然艰巨，因此要量力而行。
　　第二，如何扩大“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收获”。截至2021年6月，中国已同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浓厚兴趣，但也有一些国家抱怨“早期收获”不多。中国应认真总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来的经验，针对“后疫情”时期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其获得更多利好。
　　第三，如何利用好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迄今为止，中国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10多对伙伴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伙伴关系的前缀不尽相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档次最高），但宗旨都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但也有少数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珍惜这种伙伴关系定位，在疫情期间紧跟美国批评、诋毁中国。“后疫情”时期，有必要使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名副其实地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注入活力。
　　第四，如何妥善处理好中国的发展定位问题。针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国际上存有一些争议。有发展中国家学者转而認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南北关系”，是“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不再具有南南合作的性质。这一判断显然有问题。诚然，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后疫情”时期，尤其在涉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重大议题时，中国应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第五，如何应对“美国因素”。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不仅直接对中国采取全方位的打压战略，还竭力挑拨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在“后疫情”时期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有必要将“美国因素”的破坏性作用降到最低。除了正面反击美国的挑拨离间外，也应让发展中国家自己发声，讲出切身感受，推动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双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