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将近15年之久，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再度袭来，重复着往昔“一票难求”的盛景，真是羡煞旁人。
　　追赶着这股潮流，我再一次走进影院。让我心绪停留的第一个镜头，是船员威尔开枪自杀的一幕。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为了平定混乱，威尔开枪打死了两个乘客，因为良心上的愧疚，敬礼后毅然选择了自杀。其场面虽短，表达的信息却十分丰富。
　　从危机处置理论分析，当船下沉，乘客便陷入了一种极度恐慌，秩序也会瞬间陷入混沌状态。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船员必须按照船长的指令迅速平定混乱，从而为施救赢取最多的时间；同时在救生艇数量不足的情况下，确保对妇女儿童的救助，使这一体现人类基本价值观的决策有效实现。正是在这种危机情境下，枪成为一个特殊的“道具”：它本身是一种暴力，一种能够直接剥夺人生命权的暴力；但它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它与实现较大秩序价值的利益紧密相连，开枪成为应对危机不得已的选择。
　　与开枪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镜头，则是几个小提琴演奏家临时组建的“视死如归的乐队”，在大船行将沉没之际演奏着一支支感天泣地的乐曲。在电影人的表达欲求中，琴无疑代表着与枪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随着小提琴流淌出的优雅音符，乐曲不再是回荡在音乐大厅里的“靡靡之音”，而是蕴藏了稳定人心、舒缓紧张氛围的秩序价值。尤其是当船身倾斜，一曲终毕的时候，一位小提琴家在告别后又拿起琴弦，此时影片从演奏晚会音乐转变成圣诗的处理美妙绝伦，当观众于嘈杂的逃生声中听到天韵的升起，看到几个刚刚告别过的小提琴家也转过身来加入到最后一首的演奏之中，那种心灵的震撼根本无以言表。
　　上述电影镜头在脑海中回闪，让我思索着人们面对危机时该如何维持秩序。在危机时刻，枪往往是一种“合法的暴力”，维护秩序的现实需要冲淡了人性自私下对人权的珍惜。很显然，枪具有了一定的正当性，但同时也始终面临着道德上无法化解的非正义，合法的枪并不意味着能够合乎道德地剥夺他人的生命权，所以开枪者自杀的结局，实现了对暴力运用道德正义的救赎。
　　相反，琴声透过人的心灵来实现情绪的平稳，从而达到对人外在行为的理性约束，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但遗憾的是，在应对危机时，琴声往往陷入徒劳无功的困境，那些忙着混乱逃生的人，根本没有闲心雅致去听他们的琴声。
　　对社会治理来说，枪和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我们看重枪的即时性威力，追求对社会治理立竿见影之效。殊不知，这样的暴力迷恋最终难以化解自身的道德危机，也容易让公众陷入以暴制暴的恶习。我们之所以需要琴，因为只有注重平时的文化教养，才能培育出深厚的公民素质和理性的公民人格，面对危机情境才能够坦然应对。
　　总之，在人类寻求安定平和的共同体生活秩序中，枪是一种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只有琴才能抵达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唤醒深陷危机漩涡中的人性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