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部纠缠着厌世倾向和摩登主义情绪的《在路上》在美国出版以来，已经50多年过去了。凯鲁亚克并不知道，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他的书在以另一种方式流浪——在上山下乡的知識青年心中，唤起了怎样的内心疯狂。比如芒克和彭刚组成的中国第一个先锋派团体，就曾经希望以凯鲁亚克为榜样，在行走中向索然寡味的陈规陋习写下挑战书。
　　《巴黎之悟》是凯鲁亚克的半自传体小说，从中不难看出他的人生态度：在从巴黎到布列塔尼的流浪中寻找禅宗似的解脱。以正统的观念来看，“垮掉的一代”的放荡生活并不值得赞许，特别是吸毒、酗酒和同性恋。出于愤世嫉俗，他们穿一条破旧牛仔裤，走上了浪迹天涯的不归路，并因自己不同凡俗的举动而沾沾自喜。　毫无疑问，《巴黎之悟》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有着精神上的渊源。凯鲁亚克在开始写作《巴黎之晤》之前，就希望用一个名叫斯密德的叙事人来扮演堂吉诃德的跟班——傻里傻气的桑丘潘沙的角色。堂吉诃德的冒险故事在他心中成了一种行走的范本。
　　那位以“头脑有问题”而著称的西班牙骑士一直是流浪史上的经典形象，他和忠实仆人桑丘·潘沙骑着骏马，手持武器，周游世界，为了“将书中读到过的游侠骑士们做过的事情也做一遍”，毫无缘由地干了一系列荒唐事。《堂吉诃德》的伟大绝不在于它是一出讽刺骑士的喜剧，堂吉诃德创立雄图霸业的欲望使他成长为一位苦行之神——拓疆万里，把充满危险的旅途当成一种幸福。
　　《巴黎之悟》还让人容易联想到同样以描写长途跋涉而闻名的古希腊悲歌《奥德修纪》，以及它的现代版本《尤利西斯》。在这些经典中，旅途成了一种受难仪式，旅人像是迷途中的羔羊，在行走中体味着存在的价值。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中也有一长段关于那位乱伦的继父和他风姿绰约的继女开车长途旅行的描写，这是一次出逃，最终的结果是这位可怜的、因爱成恨的继父成了一个杀人凶手。
　　和《洛丽塔》相仿，《巴黎之悟》也描述了一场自杀式的冒险，这种冒险虽未让主人公在旅途中死去，但多年后他终于死于一场酗酒的狂欢。酗酒难道不是长途流浪的衍生物吗?难道不是“垮掉的一代”基本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吗?虽然他所热爱的佛教不允许饮酒，但酒精似乎成了一个西方人幻想进入东方世界的一条捷径——在狂饮之后任凭头脑进行一种幻想的旅行，然后陷入短暂或者永远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