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则轶事说，1948年毛泽东自陕北赴西柏坡，途经五台山遇雪，投宿于寺庙。该寺方丈迎住毛泽东一行，尊称毛泽东为“贵人”，一面引领着他们参观，一面宣讲佛法。毛泽东十分诙谐地打断方丈的话，说：“我们不信佛，我们有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佛’就是马列主义。”“无妨。”方丈一团和气，回答道，“贵人信佛，佛在；贵人不信佛，佛自在。”
　　应该是见于《作家文摘》或者《文汇读书周报》一类的报纸吧，记不清了。
　　
　　二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北宋元丰五年苏东坡贬居黄州，在途中所填的一首《定风波》。词前记载：“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熟悉这首词的人都知道，苏东坡在这里当然不只是在写一场阵雨，他所表达的是自己的人生哲学。
　　今天我们知道苏东坡，多是通过他的诗词，人们很容易把他视为一个古代的著名作家。其实，诗词只是苏东坡寄情言志的“副业”，他的志向还是“做官”。和历史上许多文人一样，苏东坡自幼便怀有儒家“修、齐、治、平”的用世志意。十岁那年，母亲读《范滂传》，慨然太息。他问母亲：“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母亲回答他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范滂，东汉桓帝时人，《后汉书》誉之曰“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不幸的是，苏东坡的仕途充满坎坷、舛难，不但下过大狱，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屡遭贬迁。尽管如此，苏东坡却能不为得失荣辱所累，始终保持着一份超然旷达的襟怀。这首《定风波》就是一例。这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坚强吗？
　　近日读佛家经典《五灯会元》，不禁恍然大悟。
　　《五灯会元》专录宋末以前佛教的历代承传和佛教发展史上有影响的僧人，在为数不多的居士中居然录有《内翰苏轼居士》一篇，可见苏东坡对于佛学确有深刻的体悟。特意又查阅《苏轼交游传》，其中记载与之交往的高僧竟不下十位。有这样一个背景，我们自然就不难理解他“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来源了。
　　比较而言，在人生旅途中，许多古人都有着更充分的准备——就像夏季置有雨鞋，冬季备有棉靴，春秋自有单鞋，所以任凭季节变换、风霜雪雨，他们总能应付自如。今天呢？我们从头至尾如同只穿着一种鞋在行走，这样，在漫漫人生旅程中自然就难免“寒暑”之苦了。
　　
　　三
　　
　　历史上有过许多伟大的母亲——“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均是家喻户晓、流芳百世的佳话。但真正让我感动的却是一位山野村妇。
　　有一个典故（我读书一向重会意，而轻名号、地点，故忘其出处），说古时候有母子二人居住山里，靠儿子打猎砍柴相依为命。一个偶然的机会，儿子一身本领为皇家所看中，三番五次遣人来延请他，儿子就跟着人家去了。母亲望着桌上那一袋珠宝金银悲痛嚎啕：“这就是我儿子的身价啊，我把儿子卖了呀！”未几，儿子果然在一场搏击中为保护主人被刺客杀死。
　　于是想到，今天如若自家儿子有此际遇，父母不定多么欢欣鼓舞呢——这是多么体面、多么光宗耀祖的事啊！
　　相比之下，那位母亲对于生命的认识该是多么真实啊！
　　
　　四
　　
　　陶渊明在彭泽县当县令。有一回，郡里派遣督邮到了县里，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整齐去迎接。陶叹息道：“我不能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向乡里小儿行礼折腰。”就在东晋义熙二年，他解下印绶辞官离任了。
　　在陶渊明身上发生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年他做州里的祭酒，没干几天就辞官归田。后来官方又征召他做州里的主簿和到朝里做著作郎，他均一概拒绝。
　　今天要是上级领导来访，地方官员一定是倾巢出动，恭候在市界、县界来迎接。我们再也看不到像陶渊明这样的“怪人”了。
　　我们知道陶渊明，无疑是因为他的诗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从而把他视为伟大的诗人。但《晋书》却没有把他列在“文苑”或“艺术”之列，而是把他定位为“隐逸”之辈。显然，作者认为在陶渊明的心灵深处，对于自由、田园、自然的热爱远在做官和诗歌之上。
　　不知道如今的人们还能否像陶渊明那样，感受到尊重自己心灵的快乐与尊严？（选自《散文百家》2003年第20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