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门洞开，出洋留学被视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佳途径，受到国人的持续热捧。学成归来者，多被视为具有纵横捭阖、叱咤四海之力的天之骄子，被寄予改造落后中国的厚望，他们自己也多怀有“国人导师”般的自信，希望能指点江山、引领时代。
　　然而，这些“海归”精英，是否真的具备扭转历史进程之功力，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不少人先后卷入政见及意气之争，或相互吹捧，或相互诋毁，致使留学者本人的真才实学或被放大，或被贬低，很难客观评价。不可否认，出国留学群体中有不少出类拔萃者。然而，亦不能无视在看似风光无限的留学大潮中，泥沙俱下，甚至藏污纳垢的一面。
　　资深出版人、学者张倩仪新近出版的《大留学潮：记动荡时代的逐梦青春》（下称《大留学潮》）一书，通过运用大量近代以来出国留学者的日记、文集、回忆录等资料，用通俗、流畅、可读性极强的文字，钩沉出无数饶有趣味的史料故事，也展示了近代留学浪潮的辗转曲折，以及几代中国青年知识精英在异国他乡不为人知的迷惘、挫折甚至荒唐、颓败的一面。
　　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大时代里，留学不仅意味着面临来自家庭和家族的沉重压力，更意味着各种艰难的自我调适和逆境生存，并非是一条锁定光明前途的康庄大道。该书皇皇三十万字，内容十分饱满，涉及的主题颇多，本文仅从书中选取三个被传统教育史忽略的侧面展开，以管窥全书之貌。
　　公费与自费：留学生众生相
　　清季末年的留学事业，肇始于1872年容闳安排的幼童留学美国计划。然而，由于观念的局限及各方阻力，这个计划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沉寂无声，几近流产。
　　1895年甲午战败，震惊朝野上下。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痛下决心，向入侵者学习。1896年，清政府首次选派13名留学生赴日本。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传承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同年，中美谈判，美方退还庚子赔款的部分金额，用于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清政府自身也大力推动出国留学的开展，将政府资助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定为国家政策，由此掀起了近代中国留学大潮。
　　出国留学的首要问题，即筹措国外读书、生活所需的不菲经费。钱从哪儿来？有能耐者争取国家资助，否则只好自掏腰包。国家资助又分“国家公费”和“省费”两种渠道。在“国家公费”里，规格待遇最好的当属庚子赔款的资助，交通部、军政部等国家部门，也自行在部门内部或者在直属学校内选派留学生出国。也有少数因革命有功而被政府赏赐留学者。在“省费”里，各省经济实力不同，留学名额以及资助力度也有差异，以至于出现不同省籍的学生考入同一间学校、公费却大有差异的现象。
　　公费资助“看上去很美”，但作者指出隐含其中的两大问题。其一，是清末民初的动荡时局，常常导致政府的资助经费不能按时拨付。至于各省的留学经费，则经常被挪用做军费开支，致使在外读书、生活的留学生们捉襟见肘，有的甚至面临断粮断炊之急，不得不想各种办法变通应付。有能耐者写稿挣生活费，时运不济者甚至要挨饿受冻，以至于被房东驱逐，不得不到使馆要求救济。
　　其二，是被人诟病的人事关系问题。哪些人應获得炙手可热的资助名额？在当时相应的选拔考试制度尚未完善之时，有上层关系者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徐志摩申请公费出国，有赖于姻舅张君劢在政界为之通融而勤奋的穷学生沈宗翰，尽管时时留意各种招考信息，但终“因无人推荐而失败”。然而，在作者钩沉的许多材料中可以看到，尽管时局动荡，中央政府以及不少地方政府，在经费短绌的情况下仍然极力筹措留学经费，资助学子。从1910年代至1930年代，留学选拔考试制度也在日益规范、完善。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那些自费留学者，更是五花八门。家底厚者，不仅有各种人脉关系为之疏通，亦可应付各种浩繁支出。家业薄者，不仅在信息渠道上先输一筹，更面临因出国留学而倾家荡产之虞。透过巴金、黎东方等人的自传与回忆录，作者指出，来自中下等家庭的子女，因执意出国“见世面”而拖垮父母乃至妻小的例子并不鲜见，这些真实案例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事实，即出国留学原本只是上流社会精英的特权。
　　透过大量生动的故事，作者向我们揭示出一幅多彩的清末民初留学生世相。一方面，青年学生自制力有限，拿着公派资助的高额经费挥霍无度，不免自食苦果。有些人甚至可以在路上把钱花光，到了码头就没有钱，要家人或朋友拿钱去接船；另一方面，由于各种资助项目尚未制度化、规范化，因此青年学生们为了能够争取尽可能高额的公费资助，或先自费出国，然后再考取公费，或多方打探，上下打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一幕，与我们今天，何其相似。
　　在家千日好，出门百事难
　　中国传统士绅家庭，男性掌握家庭内部的主导权，在日复一日的读书以求取功名的单调生活中度过，并不懂得家庭营生之艰难。一旦迈出国门，进入一个崇尚平等、民主的现代国家，他们大到获取学籍、学位，小到买菜做饭，样样都须亲自动手。
　　这些蜜罐里泡大的成年男性，第一次品尝到生活的苦涩滋味。有的留学生初至外国，刚下码头，习惯性等候服务生为其搬运行李。然而，等到的却是被工作人员告知“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扛行李”。不少名门望族的少爷、公子出国之后，经过艰难的调适过程，终于学会了生活所需的基本技能。书中提及，世家出身、在家时有佣人服侍的钱锺书和杨绛夫妇，1930年代到牛津后，也慢慢从头学习家务，像“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
　　20世纪初，在教育向平民化迈进的时代背景下，半工半读现象开始在西方中等以及高等教育领域推广。早期留美学生多数出身富贵家庭，不大需要半工半读。而民国以降，大批拿着庚款资助公费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更不必做工。因此，在美国半工半读的，只是少数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自费生。
　　作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美法两国的半工半读中国留学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美国是清教徒传统，没有权贵基层，知识分子与工人一起干活的观念深入人心。况且在美国半工半读，劳动强度并不大，多是在图书馆、食堂或者实验室打杂之类。而在法国的半工半读，则多数是做全职工人，在工厂里做着简单技术工作，既学不到技术，又看不到出路，工作强度之大也远非美国可比。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近代中国的留美学生，更倾向于温和的社会改良；而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劳动残酷过程的留法学生，更倾向于激进的社会革命。
　　“花前月下”的沉重代价
　　接受了现代思想的留学生，其反抗精神首先体现在婚恋观念上。不少留学生极力反抗父母的媒妁之命，其中不乏抛弃家中包办婚姻的妻子、与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轻女学生自由恋爱的“弄潮儿”。对于正处青春躁动期的年轻人而言，留学更是一个解脱婚姻束缚、寻找新生活的最佳理由。然而，那些花前月下的浪漫恋爱，大都建立在对空守婚房的旧式妻子的无情牺牲之上。
　　尽管这些传统女性得到了来自男性家庭的同情和支持，一些男性家庭的长辈甚至不惜以断绝经济支持为代价，逼迫男方回国完婚。那些被拒婚的旧式女性，其个人命运也各不相同，既有镇定、从容，且能够适应新变化者，亦有以悲剧收场者。
　　作者向我们转述了有名的翻译家王际真留美期间的一段经历。1929年，王际真第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因父母不予资助，致使王本人一时困在山东无法成行。此时，他那受父母之命而娶的妻子，竟以“清华友人”的化名身份资助了100银元，使他终能回到美国。此后，王际真在美国结婚生子。数十年后，方知此段曲折经过的真相。而此时，他的太太早已撒手人寰。深明大义最后的结局是孤寂终老。这段故事，既令身为当事人的王际真每每念及此事悲从中来，也令读者为之动容。
　　时局变化也导致留学生在各国“花前月下”的投入产出比悬殊甚大。1920年代，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由于一战结束不久，男性人口极度匮乏，使得男女比例悬殊，来自中国的男性留学生更受青睐。加之当时身为战败国的德国民生凋敝，马克大幅贬值，使得在德国的生活、读书成本大为减轻，战后去德国留学的人数急剧增加。
　　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波及欧洲，使得英、法、德等国家的生活成本急剧增加，致使那些趁着币值低而来的中国留学生纷纷离开。
　　青年时代的风流韵事，对留学生本人的学业与事业是促进还是阻滞，难以一概而论。茅盾22岁时即与孔德址结婚，然而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受到国民党通缉，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与来自四川的女学生秦德君一道东渡日本。对茅盾而言，是流亡海外。对秦而言，则是赴日留学。两人在船上即已“相见恨晚”，至东京后来往自然十分密切。秦德君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成为茅盾文学创作的灵感，他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蚀》即是创作于这段时期。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也曾与韦莲司、陈衡哲、曹诚英等多位中外女性过从甚密，甚至要求与太太江冬秀离婚。若非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的婚姻史恐怕也要被改写。胡适晚年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否也是他青年時代的才子多情在迟暮之年收获的心如止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