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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一些西方基本翻译理论的阐述，具体包括了一些著名学派和其所提出的翻译观点，说明了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并在这些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具体反映到教学实践中来，结合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实际情况，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 教学实践 应用研究
在当今世界发展的总的格局来看，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与国家主权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的趋势。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多次翻译高潮并举的“新的翻译高潮”，“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正如实践所证明的，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不译则亡，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翻译所处的形势值得关注。作为一种介绍媒体，它面临着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涌人，该如何翻译外来文化和理论成果，该采用何种翻译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尤其是将翻译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去，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翻译其本身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面临着翻译理论的全球化，面临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选择处理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沟通作用，而且面对翻译形势的变化，在多重翻译理论的取舍上，都要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民族性，重视民族性特征；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积极参与理论交流，力争为世界翻译理论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极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翻泽理论，推进译论民族性的发展，并最终将翻译理论更好的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提高我们的整体翻译水平。
谭载喜在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时，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交际理论学派这四大学派。而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一文中又介绍了语言学派、交际学派等六大学派。这里重点介绍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
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五、六十年代，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1965）、早年的奈达（1964）和前联邦德国的威尔斯（Wolfram Wilss，1982）。由于翻译总是牵涉到至少两种语言，因此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初习翻译者来说，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可能是最切近于他们的学习经验、因而也是最能够对他们提供启发与实际帮助的。但是正如人们正愈益深刻地认识到的那样，翻译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操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际交流活动，涉及到一系列的超语言范畴，涉及到语言外其他的文化系统。语言学派的弱点就在于它只注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上的对等，而忽视了话语的交际功能以及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见树不见林之虞。近二十年来语言学派开始注重研究话语层面上的等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研究的缺陷。
交际学派出现于七、八十年代（以 Nida & Reyburn, 1981为代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信道接受力给定（亦即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因而增加信息的长度（宽度），故而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社会语言学对于交际学派理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
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有时被统称为翻译中的科学派，因为它们采用了信息论和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描写与分析方法来解释翻译的过程以及处理翻译中的问题。
除了以上学派，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中提到的一大流派 —— 社会符号学派，其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考虑了翻译传通过程中的五个要素，既注重语言（它毕竟是翻译活动操作的基本对象），也注重各种语言外的因素。它吸收了语言学派在语言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交际学派在语言功能分析方面的长处，对信息可能具有的各方面的意义或功能作了剖析，同时也研究了符号使用者及其所属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用比较严格的方法对这五个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作用进行了综合考察。这正是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并且尽量要去做到的。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译者都必须在保留什么和舍弃什么之间作出抉择。但译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具体上下文中最重要或最突出的意义的正确传译。没有这个前提，译文的准确性和忠实性都是谈不上的。（柯平 1995，23-44）。 西方翻译理论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多个方面，正如我们现在进行的教学实践当中，有些教师在向学生解释及翻译外文时，只是停留在了字词表面的语义上，只让学生了解了我们所说的表意，而没有根据文章具体的文化背景、作者的写作用意以及翻译接收者等多重角度去考虑。所以当学生接受了这养的翻译信息后，在当堂课上虽然明白了词句的含义，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让其理解这些字词句所带来的深层含义，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课后以及在今后的实际翻译应用当中他们会遗忘的原因所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将译文传输给学生之前，自己一定要先掌握翻译当中需要注意的各个方面，将原文通篇考虑之后，再将译文全面的讲解给学生，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注重语言和语言外因素，给学生以翻译的“本意”。
进一步说，在我们大学英语教学中，英汉互译使学生需要掌握的一项重要技巧。但是，有些学生就是在此过程中没有办法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教师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结合实际的被翻译的词句来教导学生，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只能是死板的、教条的去应用所学到的一些翻译译文，而没有办法做到举一反三，在不同的语境中去正确应用所学的翻译知识，进而做到表述恰当且准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词不达意”。因此，要想解决这一翻译在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就要求教授者首先要做到从全局出发来解释译文，然后要求学生在今后的翻译过程中通过对译文的仔细通读之后再给出与原文初衷相一致的答案，从而提高学生们的翻译水平，以实现翻译在教学实践中的高质量应用以及我们整体翻译水平的提高。
综合以上对西方翻译理论的阐述，并将其应用到实际教学实践中来，这对于提高我们全民翻译文化素质有很大的益处。我们在翻译文化成果的过程中，既不能完全拒绝和否认人类文化演进的共同趋向，忽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共性的客观事实，又要继承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紧紧抓住文化发展中的个性差异问题，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在继承、扬弁、融合、发展中弘扬民族文化。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结合改善，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并且在教学实践中发挥较大功用。抓住这个原则，对于指导全球化时代下我国翻译理论及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 商务印书馆，2004；
[2] 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3]L.布龙菲尔德《语言科学的一套公设》(A set of postulates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Bobbs-Merrill，1926
[4]L.布龙菲尔德,《语言论》（Language），Motilal Banarsidass Publ.，1933
[5]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
作者简介：杨倩，1978年12月生，任职于山东滨州医学院烟台校区。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 教学实践 应用研究
在当今世界发展的总的格局来看，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与国家主权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的趋势。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多次翻译高潮并举的“新的翻译高潮”，“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正如实践所证明的，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不译则亡，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翻译所处的形势值得关注。作为一种介绍媒体，它面临着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涌人，该如何翻译外来文化和理论成果，该采用何种翻译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尤其是将翻译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去，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翻译其本身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面临着翻译理论的全球化，面临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选择处理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沟通作用，而且面对翻译形势的变化，在多重翻译理论的取舍上，都要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民族性，重视民族性特征；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积极参与理论交流，力争为世界翻译理论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极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翻泽理论，推进译论民族性的发展，并最终将翻译理论更好的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提高我们的整体翻译水平。
谭载喜在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时，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交际理论学派这四大学派。而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一文中又介绍了语言学派、交际学派等六大学派。这里重点介绍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
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五、六十年代，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1965）、早年的奈达（1964）和前联邦德国的威尔斯（Wolfram Wilss，1982）。由于翻译总是牵涉到至少两种语言，因此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初习翻译者来说，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可能是最切近于他们的学习经验、因而也是最能够对他们提供启发与实际帮助的。但是正如人们正愈益深刻地认识到的那样，翻译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操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际交流活动，涉及到一系列的超语言范畴，涉及到语言外其他的文化系统。语言学派的弱点就在于它只注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上的对等，而忽视了话语的交际功能以及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见树不见林之虞。近二十年来语言学派开始注重研究话语层面上的等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研究的缺陷。
交际学派出现于七、八十年代（以 Nida & Reyburn, 1981为代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信道接受力给定（亦即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因而增加信息的长度（宽度），故而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社会语言学对于交际学派理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
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有时被统称为翻译中的科学派，因为它们采用了信息论和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描写与分析方法来解释翻译的过程以及处理翻译中的问题。
除了以上学派，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中提到的一大流派 —— 社会符号学派，其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考虑了翻译传通过程中的五个要素，既注重语言（它毕竟是翻译活动操作的基本对象），也注重各种语言外的因素。它吸收了语言学派在语言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交际学派在语言功能分析方面的长处，对信息可能具有的各方面的意义或功能作了剖析，同时也研究了符号使用者及其所属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用比较严格的方法对这五个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作用进行了综合考察。这正是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并且尽量要去做到的。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译者都必须在保留什么和舍弃什么之间作出抉择。但译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具体上下文中最重要或最突出的意义的正确传译。没有这个前提，译文的准确性和忠实性都是谈不上的。（柯平 1995，23-44）。 西方翻译理论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多个方面，正如我们现在进行的教学实践当中，有些教师在向学生解释及翻译外文时，只是停留在了字词表面的语义上，只让学生了解了我们所说的表意，而没有根据文章具体的文化背景、作者的写作用意以及翻译接收者等多重角度去考虑。所以当学生接受了这养的翻译信息后，在当堂课上虽然明白了词句的含义，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让其理解这些字词句所带来的深层含义，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课后以及在今后的实际翻译应用当中他们会遗忘的原因所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将译文传输给学生之前，自己一定要先掌握翻译当中需要注意的各个方面，将原文通篇考虑之后，再将译文全面的讲解给学生，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注重语言和语言外因素，给学生以翻译的“本意”。
进一步说，在我们大学英语教学中，英汉互译使学生需要掌握的一项重要技巧。但是，有些学生就是在此过程中没有办法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教师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结合实际的被翻译的词句来教导学生，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只能是死板的、教条的去应用所学到的一些翻译译文，而没有办法做到举一反三，在不同的语境中去正确应用所学的翻译知识，进而做到表述恰当且准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词不达意”。因此，要想解决这一翻译在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就要求教授者首先要做到从全局出发来解释译文，然后要求学生在今后的翻译过程中通过对译文的仔细通读之后再给出与原文初衷相一致的答案，从而提高学生们的翻译水平，以实现翻译在教学实践中的高质量应用以及我们整体翻译水平的提高。
综合以上对西方翻译理论的阐述，并将其应用到实际教学实践中来，这对于提高我们全民翻译文化素质有很大的益处。我们在翻译文化成果的过程中，既不能完全拒绝和否认人类文化演进的共同趋向，忽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共性的客观事实，又要继承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紧紧抓住文化发展中的个性差异问题，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在继承、扬弁、融合、发展中弘扬民族文化。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结合改善，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并且在教学实践中发挥较大功用。抓住这个原则，对于指导全球化时代下我国翻译理论及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 商务印书馆，2004；
[2] 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3]L.布龙菲尔德《语言科学的一套公设》(A set of postulates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Bobbs-Merrill，1926
[4]L.布龙菲尔德,《语言论》（Language），Motilal Banarsidass Publ.，1933
[5]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
作者简介：杨倩，1978年12月生，任职于山东滨州医学院烟台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