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阎崇年先生到无锡售书，被人刮了大耳刮子。网上介绍，阎先生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大抵老师、学者、作家，都可用作他的称呼。此地使用文人称之，是因为他引动了一场异地的全武行，感到对比实在强烈。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耳朵里都听起了腻子的话。老早时候，中国属农耕社会，成人地里刨食，幼儿上学不易，认字的人少，因而能够读上点书的人，都容易犯自我感觉良好的臭毛病。绝大多数人都弯着腰干农活呢，就几个人昂起脖子听风起舞，真嗓假嗓地吟唱，一人嚎万人听，心里头美得慌，也属当然。那时交通不易，想比试也难相逢。那时为江山、为美女，大动干戈、血流遍地的事不少，为某个写字的人动手动刀的（除非故意骂人的），恕我寡闻，似乎不多。
　　待到文化多起来，待到明白文化的人多起来（总体是这样的吧），世相和世态可以从容些了吧。居然也不，甚至更不。上世纪，高水平文化人们，“享受”过高规格的清算、审查、关押，以至更严厉“文斗”惩罚的，何其多也。我们热烈庆贺“劫难”终于结束，实有最扎实的理由。没料想，在观点更多元的开放年代，似为对某些历史上的某些人物和事件，与人有不同观点，竟而打其耳光，这实在令人不堪：这世界文明或野蛮，与认字、读书，涉及“物质存在”事实真相，“精神领域”普世价值的等等思考，究竟是什么关系？知识越多越别扭？文化越多越难受？
　　阎先生再次开课，戴钢盔的保安，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标志人物。阎先生安全必是无疑，而最普通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常识，则是在再次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