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直立行走的人而言，脚是最辛苦的部位了。从身体构造来看，双脚离心脏最远，供血相对较差，所以自人猿揖别之后，人们越发注重对脚的保护和呵护。为此，鞋子首先被发明出来，然后人们又发明了脚和鞋子之间的袜子。袜子的出现，标志着足衣的完成。有了鞋袜帮助，人们才能走得更远，才能更好地去追求诗和远方。
　　在西方，袜子直到12世纪前都是贵族服饰的象征。1589年，英国人威廉·李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袜子针织机。可惜的是，这台机器生产的袜子并没有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青睐。为了推广自己的机器，威廉·李远赴欧洲大陆，说服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支持自己。在法国里昂，威廉·李成功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袜子工厂，不久法国人将这种针织机传到整个欧洲。机器生产的袜子开始代替手工生产的袜子成为欧洲人的新选择。到了19世纪，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一双双的“洋袜”漂洋过海旅行到古老中国。对此，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曾在《盛世危言》中惊呼：“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
　　中国是世界上袜子出口的第一大国，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每年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40%，2019年中国共出口袜子163亿双，出口金额为62.5亿美元。今天，百亿计的袜子正源源不断从中国旅行到世界各地，成为各个国家和不同民族人们脚下温暖而美观的小物件。

从韈到袜，早期袜子旅行的历史迷雾

　　袜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足衣，又因脚踩、汗浸、鞋捂而得名“臭袜子”。与其他服饰不同，袜子穿在脚底，最不容易被看到，属于服饰系统中的“尾服”。与鞋相比，袜子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因此，古代文献和史籍对袜子的着墨不多。如南北朝张华的《博物志》、唐代范成式的《酉阳杂俎》、宋代洪迈的《容斋笔记》、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明代张岱的《夜航船》和沈从文先生的巨著《中国服饰史》都整体性忽视袜子的存在。袜子历史和研究的缺失，让早期袜子的旅行轨迹迷雾重重。
　　在西方，袜子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长诗《工作和时日》中。根据诗人的描述，那是一种用动物皮毛织就的袜子，名为皮洛伊（Piloi）。在汉语中，袜，古作韈，后来才作袜。东汉刘熙《释名·释衣服》中称：“襪，末也。在脚末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说：“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我们知道在古代，“韦”和“革”都是指皮子，其中“韦”是熟皮子，“革”是生皮子。《正字通·韦部》说：“韦，柔皮。熟曰韦，生曰革。”韈的“革”字偏旁提醒人们，最早的中国韈与古希腊袜子一样，是由动物皮毛所制，韈的材质也显示出早期袜子与游牧狩猎民族的密切关系。

　　五代时期的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记载：“三代及周，著角韈，以带系于踝。至魏文帝吴妃，乃改样以罗为之。后加以彩绣画，至今不易。至隋炀帝宫人，织成五色立凤朱锦韈靿。”也就是说至少在汉代之前，袜子多为皮革所制。国学大师张舜徽在《说文解字约注》中甚至认为，这种皮革的韈本身可能就是鞋：“古之袜，盖即今俗所称长筒靴子，以皮为之，连履而成，著此不复再服布袜。”
　　关于韈的旅行源头，有观点认为，韈最初是从西方或者游牧民族地区旅行到农耕民族地区的。如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就提出了“窃疑袜本亦田猎之民之服”的疑问，因为“农耕之民，在古代本是跣足的”，不需要穿袜子。跣足就是光脚，《说文解字》说：“跣，足亲地也，从足先声。”的确，古代中国人不仅倾向光脚，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跣足的礼仪要求。由于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待客之道都是先要脱鞋，以显示礼仪；而且，比“脱履之制”的敬重程度更高的是“跣袜之制”。在古代，如果屋里有长者或贵客，晚辈进屋除了脱鞋，还要脱袜子，即所谓“跣袜”，不“跣袜”就是严重失礼。如《淮南子》就有“跣足上堂，跪而斟羹”的记载，说的是媳妇侍奉公婆时要光着脚，不能穿鞋袜。
　　《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载了一个有名的“跣袜”故事。卫出公（公元前469——前465年在位）在藉圃建成了一座灵台，邀请大夫们在那里喝酒庆祝。一位叫褚师声子的大夫居然没有脱袜子就登上宴席。卫出公对此非常生气，褚师声子辩解说：“我和別人不一样，因为脚上生疮才不跣足。如果脱了袜子，会臭气熏天令您作呕，因此不敢光脚。”尽管在场的大夫都为褚师声子说情，但卫出公仍不高兴。然而褚师声子还是坚持不脱袜，卫出公气得把手叉在腰上说：“今天一定要砍断你的脚！”褚师声子听了这话，就和司寇亥坐上车子逃了出去，还说：“今天没脱袜的事情，能够落个逃亡已经很幸运了。”
　　大量跣足的历史记载说明，古代中国人并非人人都穿袜，袜子可能局限于特定阶层。到了明末，顾炎武还在《日知录》中说：“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袜，古之遗制也。”以皮革为主的袜最早不是农耕民族的原创，而是来自游牧民族。从考古实物来看，目前中国境内存世最早的袜子为公元前1000年的皮氈（音毡）袜，出土于今天新疆且末县的扎洪鲁克古墓群。很显然，在3000多年前皮制的韈先在游牧地区出现，然后旅行到东方的农耕地区。

锦袜西行，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袜子

　　从穿着使用上看，皮革制作的韈虽厚重保暖，但只适合寒冷冬季穿着。春秋季节的袜子还是以轻薄透气为好。吕思勉先生说得好：“古人升堂必脱屦，脱屦则践地者为袜，立久了，未免汗湿，所以就座又必解袜。”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的轻盈、透气、亲肤等特征自然更适合作为袜子的材质。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中有“钧之缟也，一端以为冠，一端以为，冠则戴致之，则蹍履之”的表述，表述中不再使用革字旁的“韈”，而是绞丝旁的“”，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中国早期“丝袜”的画面。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秦末汉初中国人以丝绢编织袜子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双绛紫绢袜。这双袜子袜靿较高，靿后开口，开口处有袜带，整个袜子用绛紫绢缝制而成，袜底无缝，十分精美。随着丝织水平的提高和进步，东汉时中国还出现了织锦的袜子。为了凸显袜子的美观，人们还在袜子上织出各种汉字祝福语。这些带有祝福语的袜子不仅在中原流行，还向西旅行，现身于古代丝绸之路上。
　　1959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了两双带有汉字图案的丝质袜子：“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和“阳”字菱纹锦女袜。经考古学家的断代，这两双袜子为东汉时期的衣物。其中，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出土于尼雅河沿岸，袜子由绛、白、宝蓝、浅驼、浅橙五种颜色的丝线织成，上面散落着由汉字隶书撰写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字样；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阳”字菱纹锦女袜出土于民丰北大沙漠一号墓，外形呈筒状，足指部分收口为圆形，长约39厘米，宽约16厘米，一端束缘，无袜跟，以绛红色为地，用白、宝蓝等丝线织成小型菱格花纹，锦边为方向相对的“阳”字纹和四瓣纹，造型端庄大方。

　　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尼雅遺址隶属于新疆和田地区的民丰县。历史上，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从地图上看，尼雅所在的民丰县是丝路南道的必经之地。西汉时这里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精绝国，也是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中的“尼壤城”。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1905年美国人亨廷顿等人先后来到这里进行疯狂盗掘，他们发现了大量写有如蝌蚪般文字的小木板和铜铁器、陶器、毛织品文物。后经研究发现，那些木板上的文字是已经失传的佉卢文。
　　佉卢文是贵霜帝国曾使用的文字，贵霜帝国（公元30——375年）是曾经存在于中亚的古代大国，它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塔白沙瓦）为统治中心，建立起了西连罗马帝国、东接汉帝国的大帝国。历史上，贵霜人通过控制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同时与罗马和汉朝进行商贸往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佉卢文的发现，说明尼雅在当时东西方文化商贸交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除了袜子，中国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还陆续发现了具有浓郁犍陀罗风格的佛塔、佛像木雕和蜡染棉布等文物。
　　在尼雅遗址发现了许多汉文化特征鲜明的丝绸织锦，如著名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等。我们有理由相信，书写着中国汉字的织锦袜子必定也在精绝古国的市场上出现过。在这座国际化小城里，西来的贵霜人、印度人、匈奴人和来此垦荒戍守的中原汉人彼此互通有无。轻盈透气的中国织锦袜一定是西方客商眼中的珍奇之物，是收入行囊打包起运至西方的必备货物。从时间上看，直到2世纪时，西方罗马人才有了用植物纤维针织的袜子。或许正是中国汉代织锦袜一路向西的旅行，影响了西方袜子的材质和制作工艺。

贵妃袜东渡，“香”袜子的日本旅行

　　“马嵬坡头，门巷幽，拾得娘娘锦袜收，开着店儿重卖酒，往来客人尽见投。聊度日，不用愁。”这是清初剧作家洪昇名作《长生殿》第三十六出《看袜》的开篇唱词。这出戏写的是在贵妃杨玉环于“安史之乱”马嵬坡香消玉殒之后，她的一只锦袜流落民间，被当地一位开酒铺的王嬷嬷捡到。郭子仪平叛之后，长安重现太平，王嬷嬷的酒铺凭借这只贵妃袜声名鹊起，门庭若市，“远近人家，闻得有锦袜的，都来铺中饮酒，兼求看袜”。在洪昇的笔下，这只被踩在贵妃脚下的锦袜不仅“锦纹缜致，制度精工，光艳犹存，异香未散”，而且“薄衬香棉，似一朵仙云轻又软”。
　　大概是出于对白居易《长恨歌》中“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的杨贵妃悲惨结局的不满，唐代中后期，人们开始了对“贵妃袜”的文学想象和历史记述。诗人刘禹锡首开“贵妃袜”的传奇，他认为一位邮童获得了杨贵妃的袜子，在《马嵬行》一诗中，他写道：“履綦无复有，履组光未灭，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邮童爱踪迹，私手解鞶结，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稍晚，文人李肇也在《国史补》中记载：“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翫，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相比刘禹锡诗中邮童拾袜的简单朴实和个人行为，李肇还将“贵妃袜”商品化，让一只袜子成为了发家致富的金字招牌。 　　此后，更多文人加入到歌咏和续写“贵妃袜”的队伍中来，如宋代的曾原一写过《赋杨妃袜》，元代杨维桢写下诗歌咏《杨妃袜》，宋代乐史写下《杨太真外传》，李昉在《太平广记》中辟专节书写“贵妃袜”的前世今生……这双贵妃“香袜”竟以极为顽强的生命力一路穿越旅行，不仅从唐代来到清代，还从中国去到了日本。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白居易的《长恨歌》及同时期陈鸿的《长恨歌传》，“早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就已经傳入日本，对日本历代文学、戏曲及艺术带来莫大冲击”。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所吴伟明教授《日本杨贵妃传说的流变及思想史考察》一文的研究，14世纪开始，日本出现“有文献尝试用神道教的角度重新诠释杨贵妃传说”，这种尝试将中国人眼中红颜祸水的杨贵妃变成了日本的护国神明，由此产生了整个日本民族的杨贵妃崇拜。
　　日本经济新闻网特约撰稿人青树明子撰文指出，对于日本人来说，知名度超群的中国美女当属杨贵妃。为此日本山口县长门市一座名为“二尊院”的寺院内，还保留着杨贵妃的墓；在九州天草地区，也广泛流传杨贵妃的传说。日本人认为，当年在马嵬坡死去的并非杨贵妃本人，而是她的替身。杨贵妃则在亲信帮助下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并在此终老。杨贵妃的故事在日本人尽皆知，贵妃袜、贵妃的服饰妆容甚至贵妃爱吃的荔枝都成为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换言之，贵妃袜也随着杨贵妃一同东渡日本。

　　在中国历代史书中，日本人没有鞋袜的跣足也就是光脚历史相当漫长。日本人的袜子（日语，足袋Tabi）伴随木屐的流行而产生，诞生时间约为11世纪前后。大约在1400年前后，日本人开始规模化生产分趾棉袜，所用的材质多依赖从中国进口的棉花。通过文献研究，周作人先生认为日本袜子源自中国，他在《日本的衣食住》一文中指出：“（日本）袜前分歧为二靫，一靫容拇指，一靫容众指。屐有如丌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作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屐着三十年，蒵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拓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看来，无论是贵妃“香袜”的东渡，还是日本“足袋”的溯源，都证明了中国袜子向东旅行至日本的事实。
　　宋元之际，中国妇女开始缠足，明清缠足陋习竟成为主流习俗。缠足不仅极大残害了女性身心健康，也影响了中国袜子尤其是女袜的改良和进步。高洪兴先生在《缠足史》中指出：“袜在缠足服饰中不很重要，清代人常说古人‘不袜而缠’，即使在清代，缠足不穿袜的情况也很多。”曾经影响东亚的中国袜业，或许因此而中断停止了世界旅行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