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民族文化，目前尚未有统一定义。一般而言，“原住民”（indigenous）被翻译为“土著”，泛指在一地祖辈流传并一直居住于此的居民；原住民民族文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世代积累的关于生存发展的独特的语言、知识、风俗、信仰、道德规范等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能力和习惯及其实事的综合体。原住民民族文化具有生态属性明显、存在形式多样、与该国强势文化脱离等特点，是一种深具环境适应性的传统文化，它不但在其文化内部保留了丰富多样的形式，而且在发展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一、原住民民族文化的环境依赖性和存在的广泛性。世界上各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同，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不同，原住民都必然地会创造、积累、形成适应当地环境的原住民民族文化，否则，便会被淘汰而不复存在。二、原住民民族文化保存、传播、利用的复杂性。随着外来现代科学技术深入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原住民的生活，原住民民族文化正处于被湮没的过程之中，而一旦某些原住民脱离了原本环境，或环境被改变，那么其文化也就发生变化，甚至湮灭。
　　从文化产生的环境生态考察，可分为原生生态与再生生态。原生生态是民族文化最初直接生长发育的环境，此时，文化对自然生态的依赖较突出，它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成并与其逐渐磨合适应之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的格局，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自然的烙印，而自然也处处显露出人化痕迹。再生文化生态是文化发展论形态上的原住民民族文化的再发展，是某种原住民民族文化形成后受外来文化影响，或受环境变迁影响，并使原住民民族文化产生逐渐变化的状态。在此文化生态中，自然环境的影响因素大大减淡，科技文化的影响重重加深，是如今对原住民民族文化传承影响最大的文化生态因素。
　　原住民民族文化在受外来强势文化冲击后，其原有的文化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当今全球的同质文化对原住民异质文化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状态：
　　第一种，渐危状态。某些原住民民族文化在受外界文化冲击的过程中发生了缓慢、逐渐、循序的改变，这种变化形式叫做渐危。处于渐危境地的原住民民族文化是在与外来持续的交流中，逐渐改变其文化，产生渐变效应。那些外来的新的文化因素可能会取代原初文化的模式，使原来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也可能在混合过程中与原住民本土文化结合。渐危的原住民民族文化的变化范围，主要集中在物化形态和语言层次上。如原住民的住所迁移以及常用语言的关键词被逐渐替代。
　　居所状况是决定原著民文化是否渐危的标志之一。住所，首先取决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原住民族群的住所主要是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但原住民迁徙以后，随着迁入地自然环境的改变，以及当地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其住所逐渐发生变化，住所具有定居化的特征。许多国家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种生态移民的大部分对象是原住民群体。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原住民都直接仰赖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各种资源作为生存的唯一依据。但是除此之外，土地也更是提供原住民生命意义、历史、传说、宗教、祭仪等部落文化、族群认同与凝聚力的来源。离开了土地及土地之上的树木、作物、花草、溪流、山岳等这些孕育原住民民族文化的自然环境泉源，原住民便失去了与大自然界连结为一体的凭据，而原住民也就不再继续成为原住民了。西雅图酋长语重心长的告白便是全球原住民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最好写照。家乡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拥有比字面意义更深刻的内涵。但这种简单的要求在目前这个交易关系制约下的现代社会里却几乎无法实现，甚至连死后埋在家乡的土地上都成问题。
　　把土地当交易品的做法对许多原住民来说至今仍然象工业化大生产和高科技那样陌生。如非洲南部的丛林居民或泰国北部的克伦族都是如此。主宰着他们的是同一种悲剧性命运。他们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濒危民族。这两个民族的生存空间遭到掠夺，在泰国是由于木材工业，在南部非洲是因为开采钻石。我国西部地区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到重要地位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移民的大多数不是迁入大中城市，就是定居在一些小城镇周围，这当然有利于民族人口的城镇化，但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进城后，领地的丧失使他们难以产生归属感，住所的变化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比如生活习惯、语言使用、信仰传统等。
　　语言是区别不同文化的最佳标志，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原住民的语言大多根植于具体的地域。如有些动植物的“土名”描述了该物种的生态关系及其他信息。如果这种语言消失，这些知识可能会随之消失。世界上语言的种类就像物种一样正在迅速地减少。世界上原有的1 5万种语言将有90%面临消失的危机，特别是大洋洲、亚洲、非洲少数族群使用的语言。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文化对多样性的损失与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之间的关系。这些科学家认为：使语言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减少的原因很相似。许多物种在它们的生境迅速变化时，适应得不够快。与此相似，由于社会的快速变化以及当地居民们感到传统语言不能传递现代的需要和信息使许多传统语言消失了。另外，像外来的物种可能驱除许多本地的物种一样，从外面引进的重要语言会使人们放弃他们的语言传统。
　　原住民语言正发生着变化，有的语言与其他民族语言结合形成新的语言，有的则随着民族的融合而消失。很多原住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放弃固有语言和文化，加入到世界化的潮流中。如我国生活在大、小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支，一般通用汉语。解放前有少部分人学过满文、日文和俄文。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鄂伦春族人从传统和封闭的自然经济中解脱出来，闯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频繁的交际联系，在某些条件的制约下，坚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习惯受到一定的冲击，会说标准的鄂伦春语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生活在鄂伦春族地区的鄂伦春族老人和猎民会讲流利的、标准的鄂伦春语，而年青的一代鄂伦春人从幼年到成年，受到的教育都是采用汉语传授，即使回到家中也很少使用本民族语言交谈，目前绝大多数鄂伦春族少年儿童都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主要使用汉语和达斡尔语。鄂伦春族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所以鄂伦春语言的保留和继承非常困难，如果不采取措施，鄂伦春语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灭绝。 　　第二种，受危状态。原住民民族文化有其自身完整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在遇到外来文化冲击时，必然会产生抵抗现象。这种情况下原住民民族文化所受影响的程度和范围不一。我们把原住民民族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局部发生质变的现象，称为受危。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原住民的生活习俗以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上的改变。
　　风俗习惯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在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婚姻、丧葬等方面的风尚和习俗。风俗习惯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点，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风俗习惯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原住民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其生活习俗各有千秋，但是随着大量异质文化的涌入，对原有的生活习俗施加了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多是外来的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进而引起当地居民缺乏理性的模仿式追求。一般讲，这种示范效应首先会反映在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上，如民族建筑、服饰、饮食文化以及生产、生活的现代化等。文化遗产保护者斯德哈特在描述卡纳塔克邦的库勃人的文化变化时写道：“除了模仿印度教价值观之外，他们也通过电影受西方的商品价值观的影响。许多青年人不会部落歌曲，但却热衷于埃纳德语的电影歌曲……他们也还使用草药，但现代医药已经侵袭很深，因为严重的疾病可以到政府医院救治……
　　在我国，西北的一些地区在开发旅游的初期，居民多按原有的风俗习惯把旅游者当亲人和客人对待，食宿均不收费。后来旅游的影响和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意识，居民便通过开设家庭旅馆和饭店、出租马匹等方式从中获取经济收益，其原有的习俗及行为规范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而在一些民族旅游村内，民族文化的行为形态则完全是按照游客需求设计的，这不仅违背了民族旅游村设置的初衷，也扭曲了固有的民族文化，使行为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发生了断裂，失去内涵而无法延续，严重阻碍了民族文化精髓在代际间的传承。事实上，民族的制度文化多由一定的集团或群体利用民族信仰、舆论力量甚至是强制手段制定并予以实施的。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制度形态不断地弱化，越来越缺乏普遍的约束性。
　　第三种，濒危状态。有的原住民民族文化在受外来文化冲击的过程中迅速解体，其文化结构的各个层次都发生根本变化，基本处于灭绝前的状态，这就是所谓原住民民族文化处于濒危状态。如17世纪西班牙征服新大陆时，对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的印地安人在宗教、语言、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实行强制性的控制。
　　判断原住民民族文化濒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其精神形态层次上的变化。原住民一般信仰原始宗教，崇拜自然万物，现在，由于全球文化的影响，其本身的宗教信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原住民民族文化都面临濒危的境地。
　　因此，张扬原住民民族文化的生态属性与存在的合理性，要求高度重视原住民民族文化的领地、语言、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因为原住民民族文化丧失导致的后果，不仅是地域性的民族经验和地方知识的流失以及生存环境的破坏，更昭示出民族文化生态的危机和人类文化遗产宝库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