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风云》：文老师，您一直以敢于讲真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您对当今的文化有什么样的看法？现代年轻人处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应当如何做？
　　文洁若：当代的年轻人有敏锐的眼光，接受新思维新知识，这是我们赶不上的。但是在做学问上，讲扎实，不浮躁，能够广博地驾驭自己的领域，很多年轻人还不是太厚实。加上许多杂志、书籍快餐化、庸俗化，真正有价值的书刊越来越少，对年轻人当然有影响，这让人自然感到忧虑。在商品化、功利化、世俗化的潮流中，文学本应承担的载道、言志、立人等各种职能渐渐衰退。可以说，文学自身的边缘化、粗浅化、低俗化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指责。
　　我觉得整个来说，现在的文学有点躲避崇高，现在读者喜欢什么，作家就写什么，喜欢性，就写性，用下半身写作，弄得文学乌烟瘴气。年轻人都被引诱到这方面去了，你说还能有什么宏大理想？从我们的文学事业上来看，如果让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那肯定不行。而作家的写作也应该反映时代和民族的命运，甚至是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年轻人还是应该要看一些有人文关怀、关注人类前途的作品，应该把眼光放在厚重、有深度的作品上，不能随波逐流，而且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检察风云》：不知您喜欢读哪类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对您有何影响？
　　文洁若：我喜欢读鲁迅、冰心、巴金这些作家的作品。八年抗战，我是在沦陷区度过的，幸而1939年以后，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进了辅仁大学或其附属中学。这是一座天主教大学，教国语的张老师鼓励我们读鲁迅、冰心、巴金的作品。当时我的大姐看见我喜欢冰心的作品，非常高兴，还借来一本《寄小读者》给我看。可以说，他们三位都有很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们留下的艺术珍品，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由于当年在国文教科书中接触的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精品，这也就培养了我的阅读趣味。至今，我最喜欢的是那些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具有中国独特的民族精神的作品——坚忍不拔、积极入世、昂扬向上、忧国忧民，对那些快餐化、庸俗化、边缘化的趣味低俗的作品，我是不屑一顾的。而我现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以及做人处事，是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的。
　　《检察风云》：当代文化如此多元化，你认为年轻人应该看哪类书籍比较好？为什么说读书能影响一个人的气质？
　　文洁若：我认为年轻人应该读一些经典作品，我很喜欢《悲惨世界》，还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改编，这本书对理解人性、理解苦难都有好处。还有像巴金的作品，影响了整个的文坛，也影响了几代青年，我们的国家就应该培养这样的大师。再看看鲁迅、巴金、冰心他们生活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都关心大时代，都借助文学作品，不遗余力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信仰和力量。他们写的文章也的确是如此。巴金晚年在《随想录》里强调要真实，要敢于思索，敢于讲真话。萧乾也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真话畅通，假话是零，那国家的基础就如磐石，只有那样，国家才能大智，社会才能安宁，民族当然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不可能重复他们的作品，但他们做学问，做人的那些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学。而且应该超过他们，这样的历史就是进步的。
　　读书，原本是那样一桩纯粹的事情，却被我们渐渐漠视。阅读，是让文字所蕴涵的力量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我们，是不带功利色彩的。读书，一定会对一个人的气质与谈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你具有文化人的气质，在成长过程中，再凭着毅力和苦干，必定会做出成绩。人品和文品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关怀社会生活、国家大事，他的作品才有意义。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来审视文学作品，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在新世纪推出更多的充满思想内涵、经得起时间考验、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优秀作品。
　　《检察风云》：现在有些人不满于现实，爱发牢骚，但您却说当今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请您具体谈一谈好吗？
　　文洁若：对我来说，现在的确是我最好的时代。我是1927年出生，经历过1931年的七七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经历过许多的苦难，在“文革”中，我还被人揪过头发，因为我老是跟红卫兵顶撞，跟他们顶嘴。可自从1978年，我和萧乾搬到能看到护城河的“御花园”房子之后，我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如果出国，总是急着想回来，好抓紧时间写作。1936年，我父亲43岁就被迫“下岗”，可我呢，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还闲不下来。这正说明，我国正在蓬勃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尽管老了，但还大有用武之地。自从萧乾驾鹤西去之后，我十几年如一日，用手中的笔来表达自己对理想的执著与追求。我会像萧乾那样，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
　　从80年代起，上海的博士生，人都很年轻，却一批一批积极要求到边远地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挥洒在那里，参与到当地的建设之中，使人们变得富裕。他们不追求出国，不追求高薪，只希望改造环境，造福当地人民百姓。有的人就留在了那儿，这也是为整个社会造福。正是有这一批批的不讲功利的年轻人，才真正赋予了我们整个时代希望的色彩，让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好。
　　《检察风云》：当代作家中，您最推崇谁的作品，能向读者推荐一下好吗？
　　文洁若：在当代的作家中，我特别推崇宗璞的作品。我觉得读者应该去读一读她的作品。宗璞是我的清华学长，我有次去看望她，在我去登门拜访宗璞之前，我已经把《野葫芦引》前三卷读得烂熟于心，也被她的济世情怀深深打动了。她以如椽之笔，细腻地刻画了我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那波澜壮阔岁月里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以她的身体状态和写作环境，我期盼着再过几年，能够读到她的第四卷《北归记》的出版。在她的文章中，她能够讲出一些我认为是很大局、很前瞻的观点，为我们祖国的文学发展做了贡献。这是作者以日积月累的学养和大半辈子人生经验所体悟出来、经时间过滤结晶出来的大智慧。在躲避崇高的媚俗作品充斥着书市的当下，作家队伍中，需要多几个宗璞。如果文化市场能够多推出一些这样的作品，我认为是有眼光的。一部成功的好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就应该经得起读者和时间的考验；这个“读者”应当包括国内外的读者，而不是仅仅靠一时的某些评论家的吹捧和炒作；这个时间，应该放在较长的尺度上，有时甚至不是十年八年，而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因为只有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才具有真正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否则，一时间炒得再红，捧得再高，哪怕这奖那奖挂得琳琅满目，也仍然是昙花一现，终将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我最近还在看画家兼作家于一身的赵蘅的作品，她写了一本《补丁新娘》，这部作品，用女性特有的敏锐观察力，记录自己成长的经历，但融入的是中国文化，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写的是整个中国在那个特定时代的风云变幻。书中那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让人过目难忘。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画，记录的不仅是她的人生經历，也承载着一个文人对历史、社会、文化和个人理想的肺腑之言，体现出她的一些修养学识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如果能多一些这样的作家，能够有担当，有抱负，有责任，则幸莫大焉。天道酬勤，厚德载物，社会也终将会回报于你。说实在话，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这个他所挚爱的世界有价值的人，每个活在当下的作家都该有这种强烈的愿望和使命。
　　《检察风云》：您对上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希望与寄语呢？
　　文洁若：上海人才荟萃，精英辈出，是一座勇于创新、进取心很强的城市，文化底蕴深厚，上海又是接受新事物最敏感的地方，文化活动非常活跃。我经常来上海，还参加过这里为纪念《尤利西斯》的产生而举办的“布鲁姆日”，深深感受到上海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到上海的文化，我就又想到了巴金、冰心、萧乾他们，想到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反思、工作精神，他们的仁、爱、真、言和理想，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巴金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大师们的身影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精神文化遗产依然葆有强劲的生命力。所以如果能够学习文学大师们的人品与文品，沿着他们开创的路走下去，为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佳作而努力，则会迎来一个真正的文化大时代。
　　文：鲍广丽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