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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族，最近的这四代人，有一个宿命般的特点：女人的命苦于男人、硬于男人。我外婆的婆婆，我外婆的母亲，都是在很年轻时便成了寡妇、慌乱里牵拉着全家往前挪走；姨外婆的新婚丈夫则是战乱中被日本人打死在他劳作的田里；后来加上我母亲和我阿姨，也是早早亡夫。困苦中的女人们由此柔绵、旺猛，同时又穿插着戏谑起伏的戏剧感，并荫及一干子孙男女。
民办转公办，这是妈妈前半辈子的一个死穴。当时的乡村教员，有公办民办之分，虽是一字之差，收入与地位却有云泥之别，同时还有心理上的压迫与失败感；但民办身份又并非永世不见天日的终身制，索性那样，倒也就罢了。偏偏民办是“有希望、有机会”转公办的，只是这“希望和机会”少之又少，又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一真理自古至今、皆是如此，自也无可厚非。这样，从市里到县里再到乡里，再到每个学校，一层层分剥下来，常常是三个学校共两个名额。而那时候，民办约占整个乡村小学教职队伍的70%以上，故“民转公”一事，永远僧多粥少，永远队伍漫长。妈妈所带的高年级语文，在全乡的平均分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这又有何用，在这个见头不见尾的队伍里，她只能不断地不断地排、往后排……
可妈妈不甘心、不服气，这过程当中，为了增加“民转公”中论资排辈的竞争力，我妈妈有好几年，都一直在考文凭，考职称。星期天，她骑上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县城去上课。星期一到星期六，她每天早起挑水、白天教课、下午回来下地、晚上切猪草洗衣服，忙到深更半夜，才摊满一床的书，开始做高数、背政治历史什么的。她背古文时，常叫我替她对照，我一本正经拿手指掐着课文，一字一句看，可她背着背着，却声音小下去、睡着了……我犹犹豫豫地把书故意掉到地上，妈妈猛然醒了，气得打自己的头，又接着往下背。我总记得那些年，一旦逢到有祷祝的机会、许愿的机会，哪怕有时明明只是大家开开玩笑，我妈妈也会脸色一下、慢下语调，毫不掩饰她的希翼与渴求：我祝愿我早一点转上公办。
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过是命运折磨人的闲笔。她这“民转公”的队伍到底还是排完———这期间，母亲身上，同时还发生有几桩别的事体：我的大学生父亲在南京出事情，“生活腐化”了，并被劳教，前后两度。详情这里跳过。稍后，出狱不久的父亲又突然患上肝病，在44岁上去世了。详情这里仍然跳过。无法跳过的是妈妈，从父亲去世的这一年起，她由妈妈变成了母亲。命运的大基调这才起头了。
母亲打理完父亲的丧事，当机立断，就像当年蹲在路边马上把碎西瓜吃掉一样，她放下家中原有的一切，立刻抓住一点细若琴弦的机会，带着我和妹妹拚到南京来。
她大包小包、连盘子碗筷都一起装上，往南京带。颠颠簸簸的长途汽车上，她一路上跟人谈家常攀交情，这样，下车时，她就可以托大家一起分担她太多太多的行李。最多时，我妈一个人带过十一件行李。她不再是烫头发爱新衣的富农女儿，也不再是受人尊重处处要强的王老师了。她普通话不够好、她在南京没有任何熟人、她还有两个女儿都在读书。她的全部所有就是我爸爸留在南京的40平米的小房子。
母亲一抹脸，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凭力气吃饭的女人。没有任何正规单位会要这么一个乡下中年女人。她只得去集体厂里做小工，替工具车间里拖下脚料，很重的铁屑子，压得她肩膀上一道道血印子，第二天换一边肩膀继续拖；她骑到很远的地方到一个小公司替人家代账，白天来不及算，晚上回来撑起眼皮接着算；她还找到一份清洁工，就在我们所住的大筒子楼里，她扎上头巾，打扫公共楼道、冲洗楼梯、收倒垃圾、打扫各家共用的厕所。每次打扫到男厕所前，妈妈需要大声地喊：有人吗？我每次都能听得出，妈妈的声音不自在地有点晃动。然后到了月末，我妈妈一家一户地敲门，“哪个？干么子事？”里面抛出不耐烦的南京话、但不开门。我妈靠在门口、带点苏北口音：“我……收垃圾费的，一个月三块钱。”如果是陌生的人家可能会好一些。我妈妈所敲的全是我们邻居家的门。我想代我妈妈去收，她打死也不同意。她要求我昂着头从公共楼道里走。
那一阵子，我母亲大约只有一个小小的乐趣。她生性幽默，尤其擅长替人取诨名，她把这个才华就发挥在这些邻居身上。可能有些不敬，但并无恶意，而且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些邻居们平常互不来往、不通姓名。母亲到月末点数她收到的垃圾费时，就只能替每家取一个诨名来加以记忆和备注了。比如，个子矮的，母亲名之为“地刷子”，“地刷子”每個月都主动送上门来。有一位高个子女人总是偏着头笑眯眯的，母亲叫她“向日葵”，“向日葵”已经欠下三个月了，总说没零钱。有一位走路特别使劲儿、震得地动山摇的，母亲叫他做“跺脚王”，“跺脚王”粗心大意，没有给的垃圾费，偏说早给过了。等等。母亲一边记账，一边用诨名这样来提醒自己———其实还有很多更促狭同时也更精准的诨名，这里不说了，母亲会生气的：在她的道德标准里，这些都是不好的，哪里还能够再写出来呢。
但母亲最大最大的变化，是从那个时候起，用度上变得十分的小气、自苦、克制，比之从前，判若两人。为节省菜金，她从来都是快下市时去找菜叶边子、挑别人不要的小土豆；她与卖粉丝的攀老乡，然后可以廉价购得一大包碎粉丝；她总特意用最小的火头烧水，据说这样可以省煤气；她几年不买一件新衣新鞋，谁要替她买了她就要逼着去退掉……如此等等，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她的血液已彻底由富农变作了贫农。
1991年，我妈妈到南京的第二年，18岁的我第一次拿到稿费。那时父亲去世两年，妹妹11岁，妈妈46岁，这一年，我拿到第一笔稿费：十五块钱。我请母亲和妹妹一起出去吃我们垂涎已久的南京小笼包子。大约点了每人二两吧，母亲一看就生气了：点得太多！三个人二两就足够了。我不服气，跟她提起十年前她大买数十个肉包子回娘家的场景，还有，她专门排长队做头发，还有那些湖蓝、蛋青、镶金丝线、豆沙红的棉袄……
母亲听了一怔，好像完全忘掉那些事似的。她挟起一只小笼包子，很仔细地吃起来。
选自《时间望着我》
民办转公办，这是妈妈前半辈子的一个死穴。当时的乡村教员，有公办民办之分，虽是一字之差，收入与地位却有云泥之别，同时还有心理上的压迫与失败感；但民办身份又并非永世不见天日的终身制，索性那样，倒也就罢了。偏偏民办是“有希望、有机会”转公办的，只是这“希望和机会”少之又少，又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一真理自古至今、皆是如此，自也无可厚非。这样，从市里到县里再到乡里，再到每个学校，一层层分剥下来，常常是三个学校共两个名额。而那时候，民办约占整个乡村小学教职队伍的70%以上，故“民转公”一事，永远僧多粥少，永远队伍漫长。妈妈所带的高年级语文，在全乡的平均分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这又有何用，在这个见头不见尾的队伍里，她只能不断地不断地排、往后排……
可妈妈不甘心、不服气，这过程当中，为了增加“民转公”中论资排辈的竞争力，我妈妈有好几年，都一直在考文凭，考职称。星期天，她骑上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县城去上课。星期一到星期六，她每天早起挑水、白天教课、下午回来下地、晚上切猪草洗衣服，忙到深更半夜，才摊满一床的书，开始做高数、背政治历史什么的。她背古文时，常叫我替她对照，我一本正经拿手指掐着课文，一字一句看，可她背着背着，却声音小下去、睡着了……我犹犹豫豫地把书故意掉到地上，妈妈猛然醒了，气得打自己的头，又接着往下背。我总记得那些年，一旦逢到有祷祝的机会、许愿的机会，哪怕有时明明只是大家开开玩笑，我妈妈也会脸色一下、慢下语调，毫不掩饰她的希翼与渴求：我祝愿我早一点转上公办。
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过是命运折磨人的闲笔。她这“民转公”的队伍到底还是排完———这期间，母亲身上，同时还发生有几桩别的事体：我的大学生父亲在南京出事情，“生活腐化”了，并被劳教，前后两度。详情这里跳过。稍后，出狱不久的父亲又突然患上肝病，在44岁上去世了。详情这里仍然跳过。无法跳过的是妈妈，从父亲去世的这一年起，她由妈妈变成了母亲。命运的大基调这才起头了。
母亲打理完父亲的丧事，当机立断，就像当年蹲在路边马上把碎西瓜吃掉一样，她放下家中原有的一切，立刻抓住一点细若琴弦的机会，带着我和妹妹拚到南京来。
她大包小包、连盘子碗筷都一起装上，往南京带。颠颠簸簸的长途汽车上，她一路上跟人谈家常攀交情，这样，下车时，她就可以托大家一起分担她太多太多的行李。最多时，我妈一个人带过十一件行李。她不再是烫头发爱新衣的富农女儿，也不再是受人尊重处处要强的王老师了。她普通话不够好、她在南京没有任何熟人、她还有两个女儿都在读书。她的全部所有就是我爸爸留在南京的40平米的小房子。
母亲一抹脸，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凭力气吃饭的女人。没有任何正规单位会要这么一个乡下中年女人。她只得去集体厂里做小工，替工具车间里拖下脚料，很重的铁屑子，压得她肩膀上一道道血印子，第二天换一边肩膀继续拖；她骑到很远的地方到一个小公司替人家代账，白天来不及算，晚上回来撑起眼皮接着算；她还找到一份清洁工，就在我们所住的大筒子楼里，她扎上头巾，打扫公共楼道、冲洗楼梯、收倒垃圾、打扫各家共用的厕所。每次打扫到男厕所前，妈妈需要大声地喊：有人吗？我每次都能听得出，妈妈的声音不自在地有点晃动。然后到了月末，我妈妈一家一户地敲门，“哪个？干么子事？”里面抛出不耐烦的南京话、但不开门。我妈靠在门口、带点苏北口音：“我……收垃圾费的，一个月三块钱。”如果是陌生的人家可能会好一些。我妈妈所敲的全是我们邻居家的门。我想代我妈妈去收，她打死也不同意。她要求我昂着头从公共楼道里走。
那一阵子，我母亲大约只有一个小小的乐趣。她生性幽默，尤其擅长替人取诨名，她把这个才华就发挥在这些邻居身上。可能有些不敬，但并无恶意，而且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些邻居们平常互不来往、不通姓名。母亲到月末点数她收到的垃圾费时，就只能替每家取一个诨名来加以记忆和备注了。比如，个子矮的，母亲名之为“地刷子”，“地刷子”每個月都主动送上门来。有一位高个子女人总是偏着头笑眯眯的，母亲叫她“向日葵”，“向日葵”已经欠下三个月了，总说没零钱。有一位走路特别使劲儿、震得地动山摇的，母亲叫他做“跺脚王”，“跺脚王”粗心大意，没有给的垃圾费，偏说早给过了。等等。母亲一边记账，一边用诨名这样来提醒自己———其实还有很多更促狭同时也更精准的诨名，这里不说了，母亲会生气的：在她的道德标准里，这些都是不好的，哪里还能够再写出来呢。
但母亲最大最大的变化，是从那个时候起，用度上变得十分的小气、自苦、克制，比之从前，判若两人。为节省菜金，她从来都是快下市时去找菜叶边子、挑别人不要的小土豆；她与卖粉丝的攀老乡，然后可以廉价购得一大包碎粉丝；她总特意用最小的火头烧水，据说这样可以省煤气；她几年不买一件新衣新鞋，谁要替她买了她就要逼着去退掉……如此等等，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她的血液已彻底由富农变作了贫农。
1991年，我妈妈到南京的第二年，18岁的我第一次拿到稿费。那时父亲去世两年，妹妹11岁，妈妈46岁，这一年，我拿到第一笔稿费：十五块钱。我请母亲和妹妹一起出去吃我们垂涎已久的南京小笼包子。大约点了每人二两吧，母亲一看就生气了：点得太多！三个人二两就足够了。我不服气，跟她提起十年前她大买数十个肉包子回娘家的场景，还有，她专门排长队做头发，还有那些湖蓝、蛋青、镶金丝线、豆沙红的棉袄……
母亲听了一怔，好像完全忘掉那些事似的。她挟起一只小笼包子，很仔细地吃起来。
选自《时间望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