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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云芳(1945年5月— ),女,上海人,著名记者。
“还在大学时代,我就做着记者梦。这个梦萌生于一篇振聋发聩的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时她想,“要是我今后能当一名记者,并写出一篇这样震撼人心的报道来,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但“文革”的狂澜无情地击碎了她的梦。1967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她和未婚夫丁炳昌被发配到“胡天八月即飞雪”的雁北。
“上苍的安排偏偏是这样的出奇:正是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我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在浑源县,丁炳昌进了县委报道组,樊云芳进了文化馆。业余写稿成了小两口最大的乐趣。
她的处女作《大坝颂》,发表在《雁北报》上。一万多字的通讯,见报时只剩下300字。就这么个“豆腐块”,她激动得像读名著一样读了十多遍。
颠簸的乡间土路上,身怀六甲的樊云芳,坐在装满化肥的高高的马车上下乡采访,令沿途的农妇大惊失色……
黑咕隆咚的矿井,她沿着镶嵌在井壁上的钢筋,爬到100多米深的井下,吓得采访对象直冒冷汗,声称樊云芳是他见过的胆子最大的女人……
白天工作,晚上趴在土炕上写稿。她的稿件开始频频见报,她的新闻生涯就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发轫。
1978年的一天,樊云芳突然接到通知,省委宣传部推荐她到《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工作。手拎话筒,她几疑自己身在梦中。
那一年,本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横空出世。一位副总编的叙述给年轻的她上了震撼心灵的第一课:为登这篇文章,当时的总编辑杨西光承受着巨大压力,甚至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
文章见报那天,他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办公室,他也不接任何电话。那位副总编几次轻轻地推开门,只看见杨西光直挺挺坐在窗前一动不动的背影——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平静地等待着一切可能降临的不幸。
“我为这一幕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那个直挺挺一动不动的背影从此镌刻在我的心底。能成为《光明日报》的一员我感到无尚荣光,我发誓,永远不玷污《光明日报》记者这个神圣的称号。”樊云芳在笔记中如此记载。
一年后樊云芳开始崭露头角。她与人合作的揭露高干子弟高考舞弊的稿子,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由她组织的一组因“不学大寨”被打成“反革命”的“山西农民来信”,被配上评论《放下反大寨的棍子》后发表,在全国引起震动。
她的成名,是从长篇通讯《追求》开始的。1980年11月,樊云芳结识了栾茀——这个于解放前夕从台北回到大陆、一生追求国富民强的知识分子,此时已病重住院,樊云芳在病房里对他作了二十多次访谈,樊云芳和丁炳昌夫妇俩先后已写了三稿。但慧眼识珠的记者部主任卢云,要求把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写得精益求精。“再重写一次,写好了,给你一个整版。”
其间,栾茀去世,樊云芳身心俱疲,一度想要放弃……但卢云鼓励她:“记者一生中碰上重大典型的机会不多,轻言放弃,将遗恨终生。”卢云还请来报告文学作家理由,理由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稿件最大的缺陷是缺乏人情味,如将人物还原为活生生的普通人,就成功了。樊云芳茅塞顿开。
历时3个月,4易其稿,14000字的长篇通讯完成。1981年3月26日,《追求》在《光明日报》与《山西日报》上同时刊出,马上轰动全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文摘》迅速转载和转播。《追求》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话剧、连环画,被评为1981年全国好新闻,被选入二十多本书中。自此,这篇新闻通讯的“范文”,被选入大学新闻系的教材。
樊云芳非新闻科班出身,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写作较少框框。她用散文的形式写新闻,文笔优美流畅,如《飞天凌空》;她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移植到新闻中,使人耳目一新,后入选大学教科书。如《杨善卿十年坚持办露天英语班》;她的人物新闻写人的优点也写缺点,写出了立体感;她的消息往往用很短的文字写出现场感,写出特写一样的细腻生动。
当时的总编辑杜导正,积极鼓励各种创新,几次亲自跑到总编室下“命令”:“不要轻易改动樊云芳的稿件,让她形成自己的风格!”天时地利人和,樊云芳连续4年获全国好新闻奖,20多篇作品获省部级好新闻奖。新闻作品集《我就是我》出版后,被销售一空。
从1987年起,樊云芳的写作风格开始转变,文笔的优美、结构的精巧退至第二位,她开始注重对新闻事件广度和深度的挖掘,以及对它全息摄影式的立体报道,代表作是《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与丁炳昌、张祖璜合作)。《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不作法官,不当裁判,只叙述事情的原委,不对各方的作法作评论,只对事件做全景式的透视。稿件刊出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光明日报》收到1600多封读者来信,报纸上辟出专版,进行了1个多月的公开讨论,这一报道推动了我国人才流动政策的出台。
1987—1988年间,樊云芳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10年中国各大报最有影响的400多篇新闻报道,在总结其规律后,提出了中国新闻要突破某些“禁区”和摆脱平面报道的模式,走向“全息摄影”的概念,并撰写了一批论文发表在《中国记者》、《新闻战线》、《新闻记者》、《新闻三昧》等刊物上,引起了新闻界重视。
1989年,樊云芳的理论著作《新闻文体大趋势》和新闻札记《记者梦》同时出版。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位教授撰文,称《新闻文体大趋势》是“中国新闻改革10年最大的理论收获之一”。《记者的多维思考》(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热点上》等书,均以《新闻文体大趋势》的第一章作序言。
业绩给樊云芳带来荣誉: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85年全国党代会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樊云芳,成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名记者。
死神黑色的翅膀忽闪掠过,“死而复生”的樊云芳懂得:“只拥有事业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亲情、友情是生活的基石,是人性光辉的一面”。
1992年冬,《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最后一天,樊云芳突然4次大便血,深夜,她被救护车送到海军总医院,冷酷的结论很快摆在了她的面前:直肠癌中期。
一个小小的肿瘤顿使一个勃发的生命悬于生死之间,一个走上中国新闻界最高领奖台不到一年、正处于事业高峰的幸运儿,转瞬间被命运残酷地抛到了人生的谷底。
随着被化疗严重损害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恢复,因病沉寂了4年的她又“蠢蠢欲动”:“我还能不能当记者?”
当记者,要深入现场,否则难有精彩的报道;当记者,出差是家常便饭,病前,她一年有大半时间外出采访。但现在,她已不具备那样的身体条件。譬如牙齿,连菜梗都咬不断,只有稀饭豆腐常保平安。还有腹泻,极顽固,偏偏又是人造肛门,稍不小心就会弄脏衣服被褥,故对出差就有一种畏惧感。
更让樊云芳犹豫的是:“假如重返岗位后写的报道大失水准,我宁愿永远消失,让读者记住我最光彩的时刻。”
最终,她说服了自己:“名记者的光环就那么重要吗?当一个普通记者怎么就没尊严、没价值了?大树和小草,哪个贡献更大?牡丹和牵牛花,谁更美丽?精英和普通人,往往被厚此薄彼。只有赶走自己内心的浅薄与庸俗,才可能坦然面对世俗的眼光。因此,首先要做的,是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从死神手里夺回的第二次生命,不是用来自暴自弃、一蹶不振的,更不是用来争名夺利、斤斤计较的!”
1996年,樊云芳重返记者队伍。这位曾转战南北、已随丈夫在海南安家的当年的“大牌记者”,名片上印的是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光明日报记者”几个字,既无头衔,也无职称。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过去的一个熟人见了她连连叹息:“可惜啊,风采不再,风采不再了啊。” 回报社开会,许多熟悉的老面孔不见了,一些曾向她请教过新闻写作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了她的上司。外出采访,几乎“隐姓埋名”的樊云芳,有时甚至会遭到“冷遇”和“怠慢”。——当年的名记者已经风光不再,这是不争的事实。她给自己重新定位:做一个快快乐乐的普通记者。她愿意在平凡而踏实的工作中,找回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但是,重新走上记者岗位的樊云芳,在新闻上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变化:虽不强求写出轰动的稿件,但写的一定要“是新闻”——未经实地采访,决不动笔。
作为名记者的她曾写过许多典型,写他们如何从平淡走向人生的“辉煌”。而现在,她用自己的行动写出了另一种“典型”——如何从人生的“辉煌”走向平淡。
在“辉煌”过后,她是如此安于平淡。平淡的她依然在勤奋而快乐地工作着。过去的“辉煌”更折射出今天的平淡,而这种大彻大悟后的平淡,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一种世俗无法企及的境界……
“还在大学时代,我就做着记者梦。这个梦萌生于一篇振聋发聩的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时她想,“要是我今后能当一名记者,并写出一篇这样震撼人心的报道来,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但“文革”的狂澜无情地击碎了她的梦。1967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她和未婚夫丁炳昌被发配到“胡天八月即飞雪”的雁北。
“上苍的安排偏偏是这样的出奇:正是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我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在浑源县,丁炳昌进了县委报道组,樊云芳进了文化馆。业余写稿成了小两口最大的乐趣。
她的处女作《大坝颂》,发表在《雁北报》上。一万多字的通讯,见报时只剩下300字。就这么个“豆腐块”,她激动得像读名著一样读了十多遍。
颠簸的乡间土路上,身怀六甲的樊云芳,坐在装满化肥的高高的马车上下乡采访,令沿途的农妇大惊失色……
黑咕隆咚的矿井,她沿着镶嵌在井壁上的钢筋,爬到100多米深的井下,吓得采访对象直冒冷汗,声称樊云芳是他见过的胆子最大的女人……
白天工作,晚上趴在土炕上写稿。她的稿件开始频频见报,她的新闻生涯就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发轫。
1978年的一天,樊云芳突然接到通知,省委宣传部推荐她到《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工作。手拎话筒,她几疑自己身在梦中。
那一年,本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横空出世。一位副总编的叙述给年轻的她上了震撼心灵的第一课:为登这篇文章,当时的总编辑杨西光承受着巨大压力,甚至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
文章见报那天,他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办公室,他也不接任何电话。那位副总编几次轻轻地推开门,只看见杨西光直挺挺坐在窗前一动不动的背影——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平静地等待着一切可能降临的不幸。
“我为这一幕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那个直挺挺一动不动的背影从此镌刻在我的心底。能成为《光明日报》的一员我感到无尚荣光,我发誓,永远不玷污《光明日报》记者这个神圣的称号。”樊云芳在笔记中如此记载。
一年后樊云芳开始崭露头角。她与人合作的揭露高干子弟高考舞弊的稿子,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由她组织的一组因“不学大寨”被打成“反革命”的“山西农民来信”,被配上评论《放下反大寨的棍子》后发表,在全国引起震动。
她的成名,是从长篇通讯《追求》开始的。1980年11月,樊云芳结识了栾茀——这个于解放前夕从台北回到大陆、一生追求国富民强的知识分子,此时已病重住院,樊云芳在病房里对他作了二十多次访谈,樊云芳和丁炳昌夫妇俩先后已写了三稿。但慧眼识珠的记者部主任卢云,要求把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写得精益求精。“再重写一次,写好了,给你一个整版。”
其间,栾茀去世,樊云芳身心俱疲,一度想要放弃……但卢云鼓励她:“记者一生中碰上重大典型的机会不多,轻言放弃,将遗恨终生。”卢云还请来报告文学作家理由,理由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稿件最大的缺陷是缺乏人情味,如将人物还原为活生生的普通人,就成功了。樊云芳茅塞顿开。
历时3个月,4易其稿,14000字的长篇通讯完成。1981年3月26日,《追求》在《光明日报》与《山西日报》上同时刊出,马上轰动全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文摘》迅速转载和转播。《追求》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话剧、连环画,被评为1981年全国好新闻,被选入二十多本书中。自此,这篇新闻通讯的“范文”,被选入大学新闻系的教材。
樊云芳非新闻科班出身,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写作较少框框。她用散文的形式写新闻,文笔优美流畅,如《飞天凌空》;她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移植到新闻中,使人耳目一新,后入选大学教科书。如《杨善卿十年坚持办露天英语班》;她的人物新闻写人的优点也写缺点,写出了立体感;她的消息往往用很短的文字写出现场感,写出特写一样的细腻生动。
当时的总编辑杜导正,积极鼓励各种创新,几次亲自跑到总编室下“命令”:“不要轻易改动樊云芳的稿件,让她形成自己的风格!”天时地利人和,樊云芳连续4年获全国好新闻奖,20多篇作品获省部级好新闻奖。新闻作品集《我就是我》出版后,被销售一空。
从1987年起,樊云芳的写作风格开始转变,文笔的优美、结构的精巧退至第二位,她开始注重对新闻事件广度和深度的挖掘,以及对它全息摄影式的立体报道,代表作是《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与丁炳昌、张祖璜合作)。《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不作法官,不当裁判,只叙述事情的原委,不对各方的作法作评论,只对事件做全景式的透视。稿件刊出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光明日报》收到1600多封读者来信,报纸上辟出专版,进行了1个多月的公开讨论,这一报道推动了我国人才流动政策的出台。
1987—1988年间,樊云芳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10年中国各大报最有影响的400多篇新闻报道,在总结其规律后,提出了中国新闻要突破某些“禁区”和摆脱平面报道的模式,走向“全息摄影”的概念,并撰写了一批论文发表在《中国记者》、《新闻战线》、《新闻记者》、《新闻三昧》等刊物上,引起了新闻界重视。
1989年,樊云芳的理论著作《新闻文体大趋势》和新闻札记《记者梦》同时出版。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位教授撰文,称《新闻文体大趋势》是“中国新闻改革10年最大的理论收获之一”。《记者的多维思考》(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热点上》等书,均以《新闻文体大趋势》的第一章作序言。
业绩给樊云芳带来荣誉: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85年全国党代会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樊云芳,成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名记者。
死神黑色的翅膀忽闪掠过,“死而复生”的樊云芳懂得:“只拥有事业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亲情、友情是生活的基石,是人性光辉的一面”。
1992年冬,《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最后一天,樊云芳突然4次大便血,深夜,她被救护车送到海军总医院,冷酷的结论很快摆在了她的面前:直肠癌中期。
一个小小的肿瘤顿使一个勃发的生命悬于生死之间,一个走上中国新闻界最高领奖台不到一年、正处于事业高峰的幸运儿,转瞬间被命运残酷地抛到了人生的谷底。
随着被化疗严重损害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恢复,因病沉寂了4年的她又“蠢蠢欲动”:“我还能不能当记者?”
当记者,要深入现场,否则难有精彩的报道;当记者,出差是家常便饭,病前,她一年有大半时间外出采访。但现在,她已不具备那样的身体条件。譬如牙齿,连菜梗都咬不断,只有稀饭豆腐常保平安。还有腹泻,极顽固,偏偏又是人造肛门,稍不小心就会弄脏衣服被褥,故对出差就有一种畏惧感。
更让樊云芳犹豫的是:“假如重返岗位后写的报道大失水准,我宁愿永远消失,让读者记住我最光彩的时刻。”
最终,她说服了自己:“名记者的光环就那么重要吗?当一个普通记者怎么就没尊严、没价值了?大树和小草,哪个贡献更大?牡丹和牵牛花,谁更美丽?精英和普通人,往往被厚此薄彼。只有赶走自己内心的浅薄与庸俗,才可能坦然面对世俗的眼光。因此,首先要做的,是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从死神手里夺回的第二次生命,不是用来自暴自弃、一蹶不振的,更不是用来争名夺利、斤斤计较的!”
1996年,樊云芳重返记者队伍。这位曾转战南北、已随丈夫在海南安家的当年的“大牌记者”,名片上印的是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光明日报记者”几个字,既无头衔,也无职称。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过去的一个熟人见了她连连叹息:“可惜啊,风采不再,风采不再了啊。” 回报社开会,许多熟悉的老面孔不见了,一些曾向她请教过新闻写作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了她的上司。外出采访,几乎“隐姓埋名”的樊云芳,有时甚至会遭到“冷遇”和“怠慢”。——当年的名记者已经风光不再,这是不争的事实。她给自己重新定位:做一个快快乐乐的普通记者。她愿意在平凡而踏实的工作中,找回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但是,重新走上记者岗位的樊云芳,在新闻上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变化:虽不强求写出轰动的稿件,但写的一定要“是新闻”——未经实地采访,决不动笔。
作为名记者的她曾写过许多典型,写他们如何从平淡走向人生的“辉煌”。而现在,她用自己的行动写出了另一种“典型”——如何从人生的“辉煌”走向平淡。
在“辉煌”过后,她是如此安于平淡。平淡的她依然在勤奋而快乐地工作着。过去的“辉煌”更折射出今天的平淡,而这种大彻大悟后的平淡,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一种世俗无法企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