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求是》杂志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4月23日在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贺国强在文章中指出，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腐败问题。文章指出，针对这两年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的实际，中央严明换届纪律，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并通报了一批违反换届纪律的案件，保证了地方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就在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讲话刊登后不久，一批买官鬻爵的官员相继浮出水面。
　　6月25日，新华社报道说，日前，中共中央纪委对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并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道德败坏。据了解，黄胜被查处的问题主要是三方面：涉嫌卖官、帮助亲属承揽德州重大工程谋利，以及生活作风问题。
　　两日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广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原副主任倪俊雄受贿，茂名市化州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黄鸿行贿、受贿两个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判决书中提到，两人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岗位调整、职务提拔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
　　根据记者梳理的资料发现，每当换届之时，一些胆大的官员会将手中的“官帽”突击批发。而另一些比较谨慎的官员，则通常将官帽“零售”，因为这样比较隐蔽。但无论批发零售，“官帽”的价格主要还是依据它的含金量。
　　“一把手”贿乱一方
　　在我国，一把手因在人事任免上拥有绝对的权力从而导致卖官鬻爵的情形。有利用“一票否决权”零售官帽的县委书记，也有实行“一支笔”签字“批发”官帽的地方首长。
　　据了解，此番出事的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即与此有关。黄胜涉嫌卖官的事情，很大一部分发生在他主政德州时期。1995年，黄胜出任德州市代市长，从此主政德州达13年之久。当年，黄胜是以省直挂职干部、德州地委副书记的身份到德州的。有人说其当过省领导秘书，一开始就有某种优越感。因此后来在德州主政时，众人惧其势力和深厚背景，更无人敢当众议论其是非，只是私下里说起。
　　一位曾在德州工作多年的官员介绍说，在德州的前期，黄胜只是“二把手”。其时的市委书记是后来外调江苏,现任贵州省省长的赵克志，赵在德州口碑很好，对干部要求比较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都卓有成效，现在的德州民众对上世纪90年代市委市政府的政绩仍记忆犹新。黄胜作为当时的德州市政府主要领导，在这一时期也为市民干了很多实事好事。
　　“可是自从2001年黄胜接任市委书记后，德州的干部们发现单纯靠政绩很难得到提拔了，得靠送钱。”这位官员告诉记者，发展到后期，德州的官位差不多是明码标价了，比如，县委书记30万，县里某个局的局长10万，最低价码是副镇长，5万。
　　相比黄胜的胆大妄为，辽宁省抚顺市原市委书记周银校则谨慎得多。他不仅在场合选择上是费尽心思，而买官者也为配合他“用心良苦”。
　　2002年初，时任抚顺县委副书记的刘某为在职务晋升上得到周银校的照顾，在县区换届前的一天，他与别人一起去周银校家，在送去的一箱山野菜下面装了5万元钱。刘某说，自己还给周妻吴柏清一个装有1万元的信封，并暗示山野菜箱里有钱。这样，抚顺市一个局的局长就通过6万元买了过来。
　　当然，卖官的不仅仅是市委书记，在我国，县委书记才是官场腐败的典型。坊间还因此戏称县委书记为“险位”书记。
　　原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委书记杜欣卖官，明码标价，副科级2万～3万，正科5万～6万，副县级10万元左右。几年下来，靠官帽批发“一发而不可收”，7年中，行贿人员149人217笔記录中，有关职务晋升的有102笔、工作调整的有44笔。
　　1995年底，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响水县委书记李树春得知自己将要调离响水，为了“抢时间”卖官，干脆来个“乌纱”“大批发”，一天上午用两个小时，突击研究变动了102个科级干部。而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更夸张，在离任前，批发官帽数量高达430顶。
　　走程序的“卖官秘诀”
　　因“一把手”权力的绝对化，缺少监督机制，所以他们连官帽批发也搞得声势浩大。但也因此，比较容易暴露和被查处。为了提升隐秘性、安全性，官帽交易现在更多地是走正常程序的“任命”。
　　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主要领导期间，大肆受贿，买官卖官。落马后，他在忏悔书中这样吐露“卖官真言”：
　　“每次调整干部，组织部都要考核，然后把被考核名单和结果交给主管干部的副书记，这个过程叫‘端盘子’。副书记审核后，再把这个‘盘子’端给我，我认可后，再‘端’到常委会上讨论。但在考核前，我要选定‘调子’，或者说先定出‘原则’。对给我送礼的人，我都是这样回报的。如果组织部门没有把我想调整的人装进‘盘子’里，我就会推翻重来。我不同意，这个‘盘子’就端不上常委会讨论，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
　　如此这般，李铁成就是这样在名正言顺的“职权范围内”，在无懈可击的按“正常程序”办的背后，十分隐秘而又顺顺当当地完成了一笔笔肮脏的权钱交易，“程序”成为他手中的玩物和掩人耳目的工具。
　　靖宇县是一个仅有十几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但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对干部的任命、提拔、推荐、调整职务等便利，分别收取100余人的款物折合人民币140余万元。
　　李铁成的妻子徐向东也是党员，李铁成每收一笔贿赂，都交给她保管记账。很多行贿人把贿金送给李铁成“不方便”，就直接送给她。
　　后来，徐向东开始参与丈夫的政事，对于一般干部的变动，她有时直接找人安排。某局长从外地开会回来，听说县里准备让他退二线，就怀揣5000元钱来到李家，徐向东接过钱后说：“干得挺好的，年龄也没到，就接着干吧。”
　　有关人士认为，李铁成直到被调离靖宇县两年后才东窗案发，其隐藏之深，就在于他在“走程序”上有一套“卖官秘诀”。
　　含金量决定价格
　　在买官者看来，“官帽”只不过是用金钱换来的“商品”，一些官员甚至为自己目前的岗位是在“清水衙门”单位而苦恼，时不时从嘴里冒出“某某位置有干头，竞争的人多”的说法。他所指的“有干头”其实就是这个职位“含金量”高，灰色收入乃至非法利益可观的意思。而卖官者通常也是根据不同岗位的“含金量”标价，以致一些地方竟然还有“官帽价目表”。
　　1万买个乡镇领导，3万弄个副局长当当……这是原通道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向志清的价目表。
　　一个教育局长30万，一个乡长、镇长什么的，8万、10万，这是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的价码。
　　一些所谓的“含金量”高的实权职位如国土局长、财政局长、教育局长、民政
　　局长、交通局长等一直是一些买官者争夺的肥肉。卖官者往往很容易就以高价把这些职位卖出去了。
　　2006年，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副厅级)张改萍落马，她在这块贫困的弹丸之地，卖出“乌纱帽”竟达27顶之多。从2000年到2005年间，张改萍利用其职务便利，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等请托事项中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贿赂106.9万元。
　　为竞争商州区教育局局长一职，当地官员陈新智刚开始给张改萍10万元，她考虑到教育局局长位子争的人多，不想沾是非就没答应。后来陈新智从5个人那里借钱又凑足28万元托人给张改萍时，张心动了。不久，在她的运作下，陈如愿以偿。而陈新智上台后便频频伸手。学校到教育局领取拨款，如果不表示，正常的款项就领不下来。
　　油水不比教育局少的公安局系统，官帽置换费自然也不低。
　　6月27日，被法院认定，收受贿赂。人民币278.1万元、港币211万元、美元3万元的倪俊雄，就是拿公安系统内的职位“交换”所得。
　　倪俊雄自2002年12月至2009年7月间任中共茂名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2005年4月起兼任茂名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2009年7月起任广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
　　其间，倪俊雄“卖出去”的职位上自县级市公安局局长、区公安局局长，下到副科长，“价位”从人民币30万元到人民币2万元不等。
　　在倪俊雄的41起受贿案件中，有些贿赂关系维系的时间比较长，例如与茂名市原茂港区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强的往来。从2001年起，杨强就已经任茂名市茂港区常委、政法委书记。2007年春节，杨强欲兼任茂港区公安局局长一职，为此就送给倪俊雄30万元港币。同样“售价”30万的还有茂西区公安局局长一职，2007年4月，时任茂名市公安局治安科科长的刘国雄送上贿款，大约一年后就调到了这一职位。
　　有时，一些官员，为了得到“肥差”，竟然出现几人“竞争”的局面。当然，此竞争非彼竞争。
　　号称“三光”书记的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公开声称：要将看中的女人搞光、财政的钱花光、官位卖光。一次，由于竞争县财政局长的人多，最终林龙飞以10.66万元的价格把县财政局长卖出，这个价格居他所卖出的县属部门局长之首。
　　一位在纪检部门工作几十年的官员分析道：这些卖官事件暴露出“一把手说了算”、“由小圈子选人”和“选小圈子人”的问题。“一把手”在本部门是难以监督的，因为平级没法监督，底下又不敢监督，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多大案、要案、窝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