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的艰难》

张娟芬 著

　　台湾作家张娟芬新作 《杀戮的艰难》，越过台湾岛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废死之争，抛开意识形态的浊乱与纷扰，满怀着对生命的悲悯与敬畏，将目光投射于人性的微暗之所。通过对“哪一种杀人方式是人道的？”的追问，我们进入到汤英伸、王文孝、陈金火、邓武功、吴志光等诸多死刑犯的灵魂深处，感受着他们生命最后一刻或痛悔或冥顽的灰暗身影，真实感叹“没有一种杀戮是容易的”。在书的结尾，张娟芬还提到了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又是出人意料的全新答案。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笔者抱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杀人偿命不应该吗？报应不爽有问题吗？在中国几千年相袭不替的义理伦常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难道不是高尚的侠义之举？否则《伍子胥列传》、《刺客列传》、《赵氏孤儿》、《双赴梦》这等快意恩仇如何能够传颂千古？宋代理学家胡寅说：“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仇不与戴天，君之仇视父。”强调人性本恶的韩非子，则从法律的高度更尖锐地阐述了惩恶扬善的重要性，“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则治道具矣。”他更是直斥“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但是，张娟芬在《杀戮的艰难》中却从另外一个更精微的角度，提出了触及灵魂的拷问，让我们突然间陷入一种人性的两难境地：“坏人杀了一个人，结果诱使我们也不把坏人当成人，也杀了他。一桩杀戮繁殖出另一桩杀戮。为了杀一个罪犯，我们借用了罪犯的心态，使自己成为罪犯。这不只是正义的流产；这简直是，一尸两命啊。”
　　对于死刑的废与存，长期深度关注死刑议题的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张娟芬似乎无意陷入这种 “非黑即白”的争论当中，她只想满怀诚意地从一个个死刑犯灰暗的背影中，探寻“好人与坏人之间，那一点点的差别”。她总是心有不甘地打碎自己的固有心念，又不断升华与复原。她非常肯定自己在书中想要表达的意旨：“我的观点不是生命的可贵，我的观点是杀戮的艰难。”
　　与其说，这本著作探讨的是“生死存废”的宽恕之道，不如说是在层层剥开隐藏在人性中的两难命题。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到，“倘若我们集体决定放弃了死刑，我将说那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尤其是当我又想起古怪照片簿里大卸八块的女子，肚破肠流的女子，头被打扁的亚裔女子。但是，那也是一个高尚的决定。”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目前约有70%的国家废除了死刑，其中西方国家占了绝大多数。对于这个问题，有人比较了东西方观念的差异认为，西方对待生命的态度主要表现为对个体价值的尊重，而东方则以整体价值作为考量，在整体利益面前，个体的生死荣辱常可忽略不计。实际上这种比较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不管存在于何种文化观念中，生命对于人来说都只有一次。老子曾感叹生命易逝的险恶：“出生入死，生之途十有三，死之途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它的宝贵与脆弱、瑰丽与无常，怎不让我们对它保有一颗崇高的敬畏之心？
　　约翰·邓恩说：“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隐藏在人性中的孤独与自省、焦灼与希望，也许正是张娟芬在《杀戮的艰难》一书中，所要告诉给我们的答案。

《国家的常识》

[美]迈克尔·罗斯金 著

夏维勇 杨 勇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年4月版

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本书通过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以英、法、德、日、俄、印，以及墨西哥、尼日利亚、伊朗这9个国家作为分析模型，从历史、制度、政治文化、现状、争论等5个方面讲述公民需要了解的“国家常识”。

《司法要论》

刘练军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版

中国司法为何呈现出如今的种种运作生态？又将走向何方？父爱主义政治观和民粹主义集体意识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司法？司法改革是转型中国迈向法治的重中之重，作者的这本书结合宪政学理、历史爬梳和社会热点，从多角度多层面“解码”变革中的中国司法。

《波特哈根海岸》

王安忆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该书收录17篇王安忆的游记散文，记录了她数次旅德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她专注的是那里的人：热情的学生、怪异的木偶博物馆馆长、教堂里的平民家庭、旅居德国的华人、路边的画像师……在与他们交流的点滴中，众生相浮于纸上，这是有血有肉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