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古籍籍记载，远在秦汉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南海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海上航路。从此，我国人民频繁航行于南海之上，穿越南海诸岛，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礁滩，并予以命名。
　　一、东汉班固（公元32—92）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汉武帝派遣使臣从南海航行海外各国的记载。书中完整描述了自广东徐闻出发，经南海，历数国，远至今日印度东南部的康那弗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航行路线。
　　二、三国时期。公元226年，东吴孙权派朱应、康泰出访东南亚各国，船队航经南海到达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康泰回国后根据经历所写成的《扶南传》，对南海诸岛的地理情况作了准确的记载。
　　三、唐宋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对外交往增多，特别是宋初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以后，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更趋频繁。当时对南海的航路以及岛屿的位置、名称等都已有较详细的考察和记载。南宋周去非在《岭南代答》（1178年成书）中载：“……东大洋海，有长沙、石塘数万里”，此中的“长沙、石塘”指的就是南海诸岛。长沙是以沙岛为主的珊瑚岛，石塘是以环礁为主的珊瑚礁。赵汝适在多方调查询问并参考《岭南代答》的基础上撰写的《诸蕃志》（1225年成书）中指出：“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以琼为督府，今因之。……至吉阳（今三亚市），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州，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臘，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这里不但指出了“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是我国的南海诸岛，而且也说明，早在唐代已经将西南中沙群岛划归海南岛的振州（宋时改为吉阳军）管辖。
　　四、明清时期。我国许多图、藉、方志对南海诸岛的记载已经不胜枚举。从地图方面来说，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长期航行南海，绘有《郑和航海图》，后载入茅元仪《武备志》。该图标出了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石塘等岛群名称和相对位置。及至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附图《四海总图》，已经明确标绘有四大群岛的地名和位置。当时称东沙群岛为“气沙头”，西沙群岛为“七洲洋”，南沙群岛为“石塘”，中沙群岛为“长沙”。后来，清政府在开展大规模全国地图测量的基础上，编绘了多种地图。在1716年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1724年的《清直省省份份图》、1767年的在《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00年的《清绘府州县厅总图》和1818年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等这些官方舆图中，都在海南岛的东南方绘有南海诸岛，列入中国疆域版图。
　　五、从古籍方面来说，郑和“七下西洋”的随从人员费信著《星槎星览》、马次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等书，其中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当时出现的航海著作，如1527年顾蚧的《海槎余录》、黄衷的《海语》等书，对南海航行、岛礁分布及地理特征都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出现的海防著作，无不把南海诸岛作为我国海防的“门户”和“天堑”。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海防辑要》一书，就把西沙群岛等岛屿列为我国的海防区域。
　　六、从方志方面来说，明清两代是方志鼎盛的时代，由官方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万州志》等等许多地方志书，都辑录有西南中沙群岛的资料，列为海南岛的附属岛屿。其《广东通志》中就有：明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立海防营于万州”的记载。还可以正德《琼台志》中看出当时已把西沙、南沙群岛作为我国的海防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