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7年末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已经进入到了第四个年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期间虽然有各国政府多次联合磋商和救市、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流动性危机的冲击，但现在看来，全球经济特别是这些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可持续的、内生性复苏，反而进一步演变为欧美主权债务危机。
　　2008年11月15日次贷危机最为肆虐的时期， G20宣言将当时的次贷危机原因概括为“不健全的风险管理习惯、复杂且不透明的金融产品、过度的杠杆激励，造成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时至今日，经过一轮以美国量化宽松为代表的大规模救助之后，全球金融体系却从次贷危机转为更为难以应对的主权债务危机。此时，深陷其中的主要经济体开始深切意识到，本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失衡，推动内部结构转型是无法回避的挑战，不可能仅仅依靠货币刺激或者外部救助来走出危机。
　　自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以来，如何衡量并约束全球经济失衡，推动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各国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2011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强调已经就评估世界经济失衡的指标达成初步共识，并确定财政赤字和政府公共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贸易账户和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为衡量指标衡量世界经济失衡状况。从趋势来看，全球寻找实现在危机之后的经济再平衡，推动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中的富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虽然应对及时，但是也依然受到明显的冲击。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冲击最为显著时，中国经济增速显著回落，此后大规模政府投资的刺激促使中国经济率先出现V型复苏。但是两年之后，大规模投资刺激的效果逐渐趋弱，其负面影响开始逐步显现，主要表现为通胀压力较大、劳动力成本上升、贸易顺差减少、地方债务压力加大等。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包括国际收支从原来的双顺差逐步转为国际收支的平衡，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平衡外资流入乃至部分贸易顺差的力量，会逐步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趋势。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和优惠的政策换取参与国际贸易、促进本土制造业发展的机会，如今随着国内人口结构转变，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是国内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也需要进行产业转移，大量国内企业纷纷在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越过了农村低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刘易斯拐点”，而且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的“人口红利窗口”也将于2013年前后关闭，越过这些标志性的拐点之后，从国际经验看，劳动力成本可能会持续上升，依赖成本优势的低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竞争力如果不及时转型，将必然会被进一步削弱，未富先老将给中国经济从结构方面带来诸多挑战，原来一直保持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发展优势将被逐步削弱；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格局的再平衡进程不断推进，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依靠外需推动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无疑就相应意味着外部需求的趋势性减弱，中国出口将面临长期的压力。这些结构性的驱动因素，实际上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取得成功的高储蓄、高投资、高经济增长的“三高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转型，否则会面临深刻的挑战。
　　在已有的约束条件下，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也较为清晰，即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效率，实现集约化发展。这一转型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但从具体的进展看，转型的推进并不容易，其中，金融体系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无疑需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