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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由沈从文主编。这个副刊的诞生标志着新文学在《大公报》上的正式登场，表明以沈从文为主的京派作家群开始形成。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和编辑家，沈从文在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也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提携、培养了很多文学青年，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成功的范例为我们今天探讨传媒时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文学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等课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沈从文；《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传播
晚清以来，传播媒介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推动发展上具有主导的力量，正如有学者所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在书报出版划定的文化空间中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找不出可与之相比拟的新的文化空间了。”①尤其是报纸的文学副刊，创作与批评并重，兼具杂志的性质，作为报纸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栏目设计与传播方式又有不同于杂志的特殊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沈从文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探讨文学传播与报纸副刊之间的依存与互动关系。
一、沈从文受聘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因由
《大公报》是中国现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一张大报，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此时与《文艺副刊》并出的还有《文学副刊》（出至1934年1月初停刊）和《小公园》。《大公报·文艺副刊》从1933年9月至1935年8月下旬共出166期。后从1935年9月1日起，《文艺副刊》和《小公园》两刊合并为《大公报·文艺》，经沈从文、杨振声引见，由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接手编辑。
从目前已掌握的有关资料看，1933年9月《大公报》聘请的《文艺副刊》的主编除了沈从文外，还有在北平主持教科书编纂的杨振声。从实际工作内容来看，杨振声以编教科书为主，《大公报》方面的具体编辑事务主要由沈从文全面负责。所以，说沈从文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实际主编是符合事实的。沈从文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所以会结缘，归结起来与《大公报》当时的办报思路和处境以及沈从文的文学观和生活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沈从文的思想立场和《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一脉相通。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大公报序》，开门见山的宣布“大公”的含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寄希望于这张报纸能开启民智，富国强民。1926年“新记”改组《大公报》，三位办报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坚持“文人论政”的立场，持续了英敛之时期的言论主张，并进一步将办报宗旨确立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纵观沈从文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思想轨迹，可以发现，他一直在固执的坚守民主主义政治立场，看人论事信守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不参加任何党派和政治集团的活动，以无党派作家身份著称于世，并曾以此自诩。这种思想和主张的一致性，可以说是沈从文与《大公报》结缘的基础。
其次，《大公报》希望扭转其文学副刊风格为沈从文提供了契机。正因为站在文人立场上对社会发言，《大公报》广泛关注新闻之外的文化领域，开辟了很多专刊、副刊。在沈从文、杨振声受聘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前，《大公报》办有《文学副刊》，由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主编，思想上较为保守封闭，远离新文学；对于《小公园》副刊，胡政之也曾说过：“我就是嫌这个刊物编得太老气横秋。《大公报》不能只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看。”在30年代初，《大公报》负责人已经明显看到了这些不足，决定更换编辑、扭转副刊风格。而此时的沈从文已经是一位声名鹊起、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且沈从文此时已经回到北平，为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担任编辑工作也有了可能。《大公报》的负责人不可能不看到这样一位优秀的编辑人选。
最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生活际遇促使他最终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心中充满文学理想的沈从文一直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文学阵地。1928年沈从文与丁玲和胡也频共同编辑出版自己的文学刊物《红黑》、《人间》，因生活困窘分别只出了八期和四期就被迫停刊；1932年又与朋友合办《小说月刊》，不久也因经费不支而告终,遗憾之意仍在。同年沈从文随杨振声从青岛回到北平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撰工作，1933年《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他们两人担任该刊主编，当时的沈从文自然是欣然应允并且把它当作是自己的阵地了。正如凌宇所说，“当沈从文有了自己的刊物与立足点时，他就很少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作品了。他与胡也频等筹办《红黑》时是这样，在他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也是如此。”
二、沈从文的文学观与《大公报·文S艺副刊》的定位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意义是其核心内容，他的创作、批评乃至一切的文学活动都与此相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沈从文看到了上海报业的变化及其对文学带来的影响：“中国新文学的势力，从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新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②由于商业竞争支配了很多人的趣味，甚至文学生产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商业的操纵，沈从文对文学与商业结缘之后独立性的丧失深表忧虑，文学的独立意义在他心中被不断的强化，他一再用“信仰”、“职业的尊严”、“宗教意识”来强调文学创作应当远离“白相”的游戏态度。
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正式推出第一期，该期没有发刊词，主要刊登了杨振声的《乞雨》和沈从文本人的《记丁玲女士·跋》，另有卞之琳的新诗《倦》、林徽因的《惟其是脆嫩》等作品。《乞雨》表达了对政治影响文艺、过度左翼宣传的不满，认为上海文坛需要血泪的灌溉，应该刊登反映天灾、剥削和战争等等这些现实的内容。此文实际上代表了两位主编的态度和观点，起了发刊词的作用。林徽因在《惟其是脆嫩》中则真诚呼唤新文学的真实与激情。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文中提出文学者不能做文学的“票友”和“白相”人，应当遵守自己“事业的尊严”，以独立的人格和勤勉的态度从事写作才是文学者应由的态度。可以说这篇文章和杨振声、林徽因的文章是相互呼应的，它既是沈从文一贯的文学观的阐发，也是在给自己主编的刊物定调。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沈从文作为京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再强调商业和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会损害文学的健康发展，论争期间他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十几篇文论，包括《论“海派”》、《打头文学》、《知识阶级与进步》、《关于“海派”》等。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办报宗旨在于保持文学的独立姿态，使文学写作既不受商人的影响也不被政治左右，而是以“形形色色的人物、悲剧喜剧般的人生作题”，让文学去贴近普遍的人生。
有了这样的定位，《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总体文学景观也就迥异于当时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和政治主题。有研究者做过这样的总结：“团结在‘文艺副刊’周围的京派作家，都是些现代知识者，秉承‘五四’芳烈的自由主义的精神……他们远离主流，倘佯在边缘，正如有位外国学者说他们站在已经向左倾斜的塔上瞭望着中国的社会和美学。他们活动在‘文艺副刊’上，给历史奉献的是一件迥异于左派右派的作品。”③可以说，《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沈从文的主持下成为京派文人实践自己文学理想的一块园地，在这里，京派文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构想能够从容展开、扩大，在当时的主流文学之外建构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世界，也使得京派作家的沙龙文学从客厅逐步走向了社会。
三、沈从文的编辑理念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风格
作为一个编辑，沈从文很清楚，办刊物不能离开商业运作，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也不等于放弃读者，想要编辑一份理想的刊物，就要找到一个完美的办法，只有注意到如何编辑，方能比别的刊物显得更有生气更有意义，进而得到那个最广大的读者群。那么，这个完美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呢？沈从文自己在文学上的艰难起步使他深知那些热爱文学但是毫无名气的青年作者投稿时渴望被刊发而又信心不足的忐忑感受，同时也使他坚信，一个好的刊物和好的编辑几乎可以左右一个青年的文学之路。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其中提到：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一个编辑应当把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求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这些思想对《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风格无疑是影响深远的。
事实上，沈从文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内容丰富，很吸引人，在短短几年之中办出了特色和成效。到1935年6月，“刊物固定读者大约二十万人”，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拥有很大受众群体的副刊了。应该说，这份副刊的成功与沈从文严肃的态度和兼收并蓄的胸怀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我们可对其编辑风格作如下梳理。
首先，沈从文注重作品的文学特性。具体来说，他在刊物上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之作，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迎时的宣传品，提倡文学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这与其坚持文学独立性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尽管沈从文宽容无私的帮助文学青年，但他对稿件的质量十分苛求；而与关心青年的写作技巧相比，沈从文更关心他们的写作态度。1935年6月，沈从文以副刊编者名义给一个诗歌作者写信，批评他把创作看得太天真太随便，强调“必须从习作中获得经验，从熟练中达到完全，从一再失败，不断修改，废寝忘食，发痴着迷情形中，产生出众特立的作品。”
其次，沈从文“只认作品不认人”。打破条条框框和门户之见，不唯名家、不分派别，作品最重要，这是沈从文根深蒂固的编辑理念。正因为如此，《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有一个广泛而强大的作者阵容，包括在创作和理论上独树一帜的老舍、巴金、朱光潜，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周作人、北平文坛的乡土派作家鲁彦、文学研究会的冰心、左翼作家张天翼、民族主义文学家傅彦长等，还包括当时崭露头角的文艺新进曹禺、卞之琳、何其芳等，当然，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他们风格各异，使《大公报·文学副刊》呈现出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的局面。
此外，沈从文处理编务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始终极其谨慎的处理每一篇稿件，不管是何人来稿，他都一视同仁，看得十分仔细，修改十分认真，连标点也不放过。对于沈从文的这种工作情形，巴金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单是为这个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面工作：写稿、组稿、看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从未听见他诉苦。我为《文艺》写过一片散文，发刊后我拿回原稿……我的钢笔字很差，墨水很淡，只能说是勉强可读，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谢谢他，可是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
四、结语
毋庸置疑，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因其《边城》、《湘行散记》等作品在文学史上将永垂不朽，但作为编辑，沈从文在文学史上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也深知文学的独立性的实现离不开文学生产，重视报刊与文学的关系，借助《大公报·文艺副刊》传播了他独特而偏执的文学观，扩大了他的文学影响，也实现了他自己办刊、编报的文学理想，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开辟了一块远离“趣味”的文学沃土。
另一方面，《大公报·文艺副刊》作为沈从文编辑生涯中的一部份，其文学定位与文学观念密切结合，为《大公报》的副刊发展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也为此后他和《大公报》长达十几年的文学缘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种成功的编辑实践对我们今天探讨传媒时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文学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等课题来说，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注释：
①杨杨：《社会文化结构的改变与作家生存方式的变化——近现代书报出版业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影响》，载《文学的年轮》，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48页。
②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③江南：《从“文学”到“文艺”》，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4月12日第4版。
参考文献：
［1］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李端生：《报刊情缘——沈从文投稿与编辑活动探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3］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4］萧乾：《我与〈大公报〉》（1935—1939），载《报告文学》（月刊）1988年第8期。
［5］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关键词：沈从文；《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传播
晚清以来，传播媒介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推动发展上具有主导的力量，正如有学者所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在书报出版划定的文化空间中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找不出可与之相比拟的新的文化空间了。”①尤其是报纸的文学副刊，创作与批评并重，兼具杂志的性质，作为报纸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栏目设计与传播方式又有不同于杂志的特殊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沈从文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探讨文学传播与报纸副刊之间的依存与互动关系。
一、沈从文受聘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因由
《大公报》是中国现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一张大报，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此时与《文艺副刊》并出的还有《文学副刊》（出至1934年1月初停刊）和《小公园》。《大公报·文艺副刊》从1933年9月至1935年8月下旬共出166期。后从1935年9月1日起，《文艺副刊》和《小公园》两刊合并为《大公报·文艺》，经沈从文、杨振声引见，由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接手编辑。
从目前已掌握的有关资料看，1933年9月《大公报》聘请的《文艺副刊》的主编除了沈从文外，还有在北平主持教科书编纂的杨振声。从实际工作内容来看，杨振声以编教科书为主，《大公报》方面的具体编辑事务主要由沈从文全面负责。所以，说沈从文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实际主编是符合事实的。沈从文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所以会结缘，归结起来与《大公报》当时的办报思路和处境以及沈从文的文学观和生活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沈从文的思想立场和《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一脉相通。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大公报序》，开门见山的宣布“大公”的含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寄希望于这张报纸能开启民智，富国强民。1926年“新记”改组《大公报》，三位办报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坚持“文人论政”的立场，持续了英敛之时期的言论主张，并进一步将办报宗旨确立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纵观沈从文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思想轨迹，可以发现，他一直在固执的坚守民主主义政治立场，看人论事信守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不参加任何党派和政治集团的活动，以无党派作家身份著称于世，并曾以此自诩。这种思想和主张的一致性，可以说是沈从文与《大公报》结缘的基础。
其次，《大公报》希望扭转其文学副刊风格为沈从文提供了契机。正因为站在文人立场上对社会发言，《大公报》广泛关注新闻之外的文化领域，开辟了很多专刊、副刊。在沈从文、杨振声受聘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前，《大公报》办有《文学副刊》，由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主编，思想上较为保守封闭，远离新文学；对于《小公园》副刊，胡政之也曾说过：“我就是嫌这个刊物编得太老气横秋。《大公报》不能只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看。”在30年代初，《大公报》负责人已经明显看到了这些不足，决定更换编辑、扭转副刊风格。而此时的沈从文已经是一位声名鹊起、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且沈从文此时已经回到北平，为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担任编辑工作也有了可能。《大公报》的负责人不可能不看到这样一位优秀的编辑人选。
最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生活际遇促使他最终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心中充满文学理想的沈从文一直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文学阵地。1928年沈从文与丁玲和胡也频共同编辑出版自己的文学刊物《红黑》、《人间》，因生活困窘分别只出了八期和四期就被迫停刊；1932年又与朋友合办《小说月刊》，不久也因经费不支而告终,遗憾之意仍在。同年沈从文随杨振声从青岛回到北平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撰工作，1933年《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他们两人担任该刊主编，当时的沈从文自然是欣然应允并且把它当作是自己的阵地了。正如凌宇所说，“当沈从文有了自己的刊物与立足点时，他就很少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作品了。他与胡也频等筹办《红黑》时是这样，在他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也是如此。”
二、沈从文的文学观与《大公报·文S艺副刊》的定位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意义是其核心内容，他的创作、批评乃至一切的文学活动都与此相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沈从文看到了上海报业的变化及其对文学带来的影响：“中国新文学的势力，从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新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②由于商业竞争支配了很多人的趣味，甚至文学生产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商业的操纵，沈从文对文学与商业结缘之后独立性的丧失深表忧虑，文学的独立意义在他心中被不断的强化，他一再用“信仰”、“职业的尊严”、“宗教意识”来强调文学创作应当远离“白相”的游戏态度。
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正式推出第一期，该期没有发刊词，主要刊登了杨振声的《乞雨》和沈从文本人的《记丁玲女士·跋》，另有卞之琳的新诗《倦》、林徽因的《惟其是脆嫩》等作品。《乞雨》表达了对政治影响文艺、过度左翼宣传的不满，认为上海文坛需要血泪的灌溉，应该刊登反映天灾、剥削和战争等等这些现实的内容。此文实际上代表了两位主编的态度和观点，起了发刊词的作用。林徽因在《惟其是脆嫩》中则真诚呼唤新文学的真实与激情。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文中提出文学者不能做文学的“票友”和“白相”人，应当遵守自己“事业的尊严”，以独立的人格和勤勉的态度从事写作才是文学者应由的态度。可以说这篇文章和杨振声、林徽因的文章是相互呼应的，它既是沈从文一贯的文学观的阐发，也是在给自己主编的刊物定调。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沈从文作为京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再强调商业和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会损害文学的健康发展，论争期间他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十几篇文论，包括《论“海派”》、《打头文学》、《知识阶级与进步》、《关于“海派”》等。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办报宗旨在于保持文学的独立姿态，使文学写作既不受商人的影响也不被政治左右，而是以“形形色色的人物、悲剧喜剧般的人生作题”，让文学去贴近普遍的人生。
有了这样的定位，《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总体文学景观也就迥异于当时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和政治主题。有研究者做过这样的总结：“团结在‘文艺副刊’周围的京派作家，都是些现代知识者，秉承‘五四’芳烈的自由主义的精神……他们远离主流，倘佯在边缘，正如有位外国学者说他们站在已经向左倾斜的塔上瞭望着中国的社会和美学。他们活动在‘文艺副刊’上，给历史奉献的是一件迥异于左派右派的作品。”③可以说，《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沈从文的主持下成为京派文人实践自己文学理想的一块园地，在这里，京派文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构想能够从容展开、扩大，在当时的主流文学之外建构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世界，也使得京派作家的沙龙文学从客厅逐步走向了社会。
三、沈从文的编辑理念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风格
作为一个编辑，沈从文很清楚，办刊物不能离开商业运作，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也不等于放弃读者，想要编辑一份理想的刊物，就要找到一个完美的办法，只有注意到如何编辑，方能比别的刊物显得更有生气更有意义，进而得到那个最广大的读者群。那么，这个完美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呢？沈从文自己在文学上的艰难起步使他深知那些热爱文学但是毫无名气的青年作者投稿时渴望被刊发而又信心不足的忐忑感受，同时也使他坚信，一个好的刊物和好的编辑几乎可以左右一个青年的文学之路。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其中提到：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一个编辑应当把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求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这些思想对《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风格无疑是影响深远的。
事实上，沈从文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内容丰富，很吸引人，在短短几年之中办出了特色和成效。到1935年6月，“刊物固定读者大约二十万人”，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拥有很大受众群体的副刊了。应该说，这份副刊的成功与沈从文严肃的态度和兼收并蓄的胸怀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我们可对其编辑风格作如下梳理。
首先，沈从文注重作品的文学特性。具体来说，他在刊物上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之作，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迎时的宣传品，提倡文学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这与其坚持文学独立性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尽管沈从文宽容无私的帮助文学青年，但他对稿件的质量十分苛求；而与关心青年的写作技巧相比，沈从文更关心他们的写作态度。1935年6月，沈从文以副刊编者名义给一个诗歌作者写信，批评他把创作看得太天真太随便，强调“必须从习作中获得经验，从熟练中达到完全，从一再失败，不断修改，废寝忘食，发痴着迷情形中，产生出众特立的作品。”
其次，沈从文“只认作品不认人”。打破条条框框和门户之见，不唯名家、不分派别，作品最重要，这是沈从文根深蒂固的编辑理念。正因为如此，《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有一个广泛而强大的作者阵容，包括在创作和理论上独树一帜的老舍、巴金、朱光潜，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周作人、北平文坛的乡土派作家鲁彦、文学研究会的冰心、左翼作家张天翼、民族主义文学家傅彦长等，还包括当时崭露头角的文艺新进曹禺、卞之琳、何其芳等，当然，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他们风格各异，使《大公报·文学副刊》呈现出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的局面。
此外，沈从文处理编务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始终极其谨慎的处理每一篇稿件，不管是何人来稿，他都一视同仁，看得十分仔细，修改十分认真，连标点也不放过。对于沈从文的这种工作情形，巴金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单是为这个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面工作：写稿、组稿、看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从未听见他诉苦。我为《文艺》写过一片散文，发刊后我拿回原稿……我的钢笔字很差，墨水很淡，只能说是勉强可读，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谢谢他，可是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
四、结语
毋庸置疑，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因其《边城》、《湘行散记》等作品在文学史上将永垂不朽，但作为编辑，沈从文在文学史上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也深知文学的独立性的实现离不开文学生产，重视报刊与文学的关系，借助《大公报·文艺副刊》传播了他独特而偏执的文学观，扩大了他的文学影响，也实现了他自己办刊、编报的文学理想，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开辟了一块远离“趣味”的文学沃土。
另一方面，《大公报·文艺副刊》作为沈从文编辑生涯中的一部份，其文学定位与文学观念密切结合，为《大公报》的副刊发展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也为此后他和《大公报》长达十几年的文学缘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种成功的编辑实践对我们今天探讨传媒时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文学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等课题来说，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注释：
①杨杨：《社会文化结构的改变与作家生存方式的变化——近现代书报出版业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影响》，载《文学的年轮》，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48页。
②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③江南：《从“文学”到“文艺”》，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4月12日第4版。
参考文献：
［1］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李端生：《报刊情缘——沈从文投稿与编辑活动探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3］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4］萧乾：《我与〈大公报〉》（1935—1939），载《报告文学》（月刊）1988年第8期。
［5］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