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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赠送的毛边本《许倬云谈话录》，我是在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特快列车上读完的。
那天读得尽兴，刚好西川的朋友有短信过来，积习难改，复信中就说正在车上看《许倬云谈话录》，颇觉有益，建议可能时抽空一翻。老一辈学问自磨练中来，甘苦可人，或于志业有助。年轻的友人碍于情面，回复说得老师指点，欣喜无比，一定谨记教诲，还善意提醒我“舟车劳顿，车上看书伤眼睛”。当时列车正在穿越秦岭，摇晃的车厢里光线暗得很，就想，这个提醒及时，护好眼睛，是要紧的。
但是过不一会，就又捧起书，看了起来。对座的义乌小伙子是在中亚经商的，我问他是吉尔吉斯吗，他有些惊异，问我如何先知。其实对中亚，所知道的本来也少。凭着我看的书和在书上的点点画画，小伙子推测我，是一个大学的老师。我说不是的。旁边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中年人听着我们的对话，觉得有意思，就说起了自己的孩子。他是在乌鲁木齐经商的人，有房子，姑娘已经大二了，儿子今年高三，是实验班的第十几名，全年级两千多学生中的第二十名。他为进入高三的孩子忧心忡忡，问计于我。想安心也不得，好为人师，真是如影随形。我只好放下书本，攀谈起来。我告诉他，孩子已经很优秀，作为父母，这时候该做的，就只有欣赏，再欣赏。渐渐，他认同了我的说法。旁听的几个年轻人也加入了讨论。旅途颇不岑寂。
车过乌鞘岭，我又捧起了书。
其实倬云公，也是老师。他的谈话录见解通达，睿智满怀。边读边思索，欣喜时时飘过来。我把所得和将要大学毕业的儿子分享：“没有交叉，交流，不会越学越好。没有外来信息，没有外来刺激，学习的动力和效率还有创造力都会打折扣。八十岁的许倬云生下来不健全，一辈子拄着拐杖，但常参加活动，后来是台大教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心里没有障碍，以为学习有乐趣，他说没有什么是不许学不可学的东西。”
许倬云以为，人在逆境中徜徉，顺境就是逆境的前奏，在逆境中自我提升，逆境就是顺境的先驱。他说自己一辈子在变动中。他是在逆境和顺境中前行，取得了非凡成绩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时时处在逆境或顺境之中，而且无论如何都得过去，不同的地方只在于过得快还是慢而已。变是常态，不变的只有一个“变”字。
许倬云七岁时，抗战军兴。80年间巨变不断。倬云老说自己的谈话录是将所见所闻留下一个记录，让他的三岁稚孙长大时，可以知道祖父时代的生活和观念。九十多岁的张充和老人为之题署书名。在冬日里揣摩，颇觉温暖从其中荡漾而出。我想，我的悦读，是在进行新一轮的证实了。历史的证词，是通过我们的生活写就的。
“我到50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50岁我才理解．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50岁以后，我理解到人问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他说他到50岁才能摆脱对日本人的仇恨，很难很难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史观，以离开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所秉持的民族史观。
“哪个国的疆域没有变过?哪个族永远这么大的?哪个姓没有中间变化而来?哪个地方是永远同一个地名?哪个村子是永远同一批人?都在变化之中，不是永久不变。”是啊，这些苍凉的话里，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是珍贵的。我出生的村子本来叫南湖，大跃进的时候有一个宁可让大家饿死也不打开仓库放粮救饥的芝麻官，给改了名字。我近来给老家的人建议说，那是我们的耻辱，要改回来。
许倬云对历史人物的评说蛮有意思。比如他说毛润之有猴气和虎气，蒋中正连猴气也没有。蒋经国可打80分，蒋介石60分，李登辉20分，等等。
听许倬云说，抗战胜利后大家日子不好过，但国家替大学、中学设立公费，养活青年学生，功劳不小。名列四大家族的陈立夫是教育部长，其实他没有贪污，倒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建议：“给我两个师的费用，我替国家保持学术香火不断。”偃武修文，亏老陈想得出来。想起驻世103岁的他做抗战期间的教育部长，拟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中心就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对国家民族来说，这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培养出像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一批人才来，当年的《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实在是相当成功。所以说抗战八年，血已流尽，经济崩溃，但苦归苦，危险归危险，人格都在。如“文革”，则是摧残文化，摧残人格。近年来，倬云老到处鼓吹成立高研院，想突破科系限制，让各系里想做研究的人，暂时脱离教学，可以集中精力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做他要做的研究。当年傅斯年在史语所留下规矩，进所的人员开始两年不做别的事，只许读书。这个规矩和等于全国最大高研院的制度结合起来，我们的学术兴许就有了盼头。
近百年的中国，坎坎坷坷，走得费劲。倬云有言，但这一百年，却是扎实换骨的一百年。我们的一百年转舵，和日本的20年转舵不一样。中国是重新组合，是本质性的改变，日本是换了一套衣服，本质上没有改变。“日本学了佛家有戒律没慈悲，学了儒家有义无仁，学了基督教没有博爱。”但我们一百年的转折之路还没有走完。“经济上走出一条路来了，后半段将怎么走，怎么实现社会公义，怎么创造普世价值，怎么在中国安身立命之外为世界文明投献一把力，这是重要时期。”“这么大一批知识分子，应当有人做全面和深入的检讨。”倬云那本叫《万古江河》的书，是以世界为背景的：“跟外面接触，准备走向大世界共有的大人类，为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准备这条路。现在和将来，中国必定是全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怀抱和期许，是值得重视的。立夫先生曾说过要“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的话，呼吁过人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回归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我觉得合上许倬云的背景和襟怀，会是一个好的愿景。
从辛亥到北伐，到抗战，到改革，到开放，到和平，到复兴。我们在一个方向上，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担当，不会少也无法轻。
那天读得尽兴，刚好西川的朋友有短信过来，积习难改，复信中就说正在车上看《许倬云谈话录》，颇觉有益，建议可能时抽空一翻。老一辈学问自磨练中来，甘苦可人，或于志业有助。年轻的友人碍于情面，回复说得老师指点，欣喜无比，一定谨记教诲，还善意提醒我“舟车劳顿，车上看书伤眼睛”。当时列车正在穿越秦岭，摇晃的车厢里光线暗得很，就想，这个提醒及时，护好眼睛，是要紧的。
但是过不一会，就又捧起书，看了起来。对座的义乌小伙子是在中亚经商的，我问他是吉尔吉斯吗，他有些惊异，问我如何先知。其实对中亚，所知道的本来也少。凭着我看的书和在书上的点点画画，小伙子推测我，是一个大学的老师。我说不是的。旁边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中年人听着我们的对话，觉得有意思，就说起了自己的孩子。他是在乌鲁木齐经商的人，有房子，姑娘已经大二了，儿子今年高三，是实验班的第十几名，全年级两千多学生中的第二十名。他为进入高三的孩子忧心忡忡，问计于我。想安心也不得，好为人师，真是如影随形。我只好放下书本，攀谈起来。我告诉他，孩子已经很优秀，作为父母，这时候该做的，就只有欣赏，再欣赏。渐渐，他认同了我的说法。旁听的几个年轻人也加入了讨论。旅途颇不岑寂。
车过乌鞘岭，我又捧起了书。
其实倬云公，也是老师。他的谈话录见解通达，睿智满怀。边读边思索，欣喜时时飘过来。我把所得和将要大学毕业的儿子分享：“没有交叉，交流，不会越学越好。没有外来信息，没有外来刺激，学习的动力和效率还有创造力都会打折扣。八十岁的许倬云生下来不健全，一辈子拄着拐杖，但常参加活动，后来是台大教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心里没有障碍，以为学习有乐趣，他说没有什么是不许学不可学的东西。”
许倬云以为，人在逆境中徜徉，顺境就是逆境的前奏，在逆境中自我提升，逆境就是顺境的先驱。他说自己一辈子在变动中。他是在逆境和顺境中前行，取得了非凡成绩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时时处在逆境或顺境之中，而且无论如何都得过去，不同的地方只在于过得快还是慢而已。变是常态，不变的只有一个“变”字。
许倬云七岁时，抗战军兴。80年间巨变不断。倬云老说自己的谈话录是将所见所闻留下一个记录，让他的三岁稚孙长大时，可以知道祖父时代的生活和观念。九十多岁的张充和老人为之题署书名。在冬日里揣摩，颇觉温暖从其中荡漾而出。我想，我的悦读，是在进行新一轮的证实了。历史的证词，是通过我们的生活写就的。
“我到50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50岁我才理解．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50岁以后，我理解到人问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他说他到50岁才能摆脱对日本人的仇恨，很难很难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史观，以离开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所秉持的民族史观。
“哪个国的疆域没有变过?哪个族永远这么大的?哪个姓没有中间变化而来?哪个地方是永远同一个地名?哪个村子是永远同一批人?都在变化之中，不是永久不变。”是啊，这些苍凉的话里，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是珍贵的。我出生的村子本来叫南湖，大跃进的时候有一个宁可让大家饿死也不打开仓库放粮救饥的芝麻官，给改了名字。我近来给老家的人建议说，那是我们的耻辱，要改回来。
许倬云对历史人物的评说蛮有意思。比如他说毛润之有猴气和虎气，蒋中正连猴气也没有。蒋经国可打80分，蒋介石60分，李登辉20分，等等。
听许倬云说，抗战胜利后大家日子不好过，但国家替大学、中学设立公费，养活青年学生，功劳不小。名列四大家族的陈立夫是教育部长，其实他没有贪污，倒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建议：“给我两个师的费用，我替国家保持学术香火不断。”偃武修文，亏老陈想得出来。想起驻世103岁的他做抗战期间的教育部长，拟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中心就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对国家民族来说，这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培养出像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一批人才来，当年的《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实在是相当成功。所以说抗战八年，血已流尽，经济崩溃，但苦归苦，危险归危险，人格都在。如“文革”，则是摧残文化，摧残人格。近年来，倬云老到处鼓吹成立高研院，想突破科系限制，让各系里想做研究的人，暂时脱离教学，可以集中精力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做他要做的研究。当年傅斯年在史语所留下规矩，进所的人员开始两年不做别的事，只许读书。这个规矩和等于全国最大高研院的制度结合起来，我们的学术兴许就有了盼头。
近百年的中国，坎坎坷坷，走得费劲。倬云有言，但这一百年，却是扎实换骨的一百年。我们的一百年转舵，和日本的20年转舵不一样。中国是重新组合，是本质性的改变，日本是换了一套衣服，本质上没有改变。“日本学了佛家有戒律没慈悲，学了儒家有义无仁，学了基督教没有博爱。”但我们一百年的转折之路还没有走完。“经济上走出一条路来了，后半段将怎么走，怎么实现社会公义，怎么创造普世价值，怎么在中国安身立命之外为世界文明投献一把力，这是重要时期。”“这么大一批知识分子，应当有人做全面和深入的检讨。”倬云那本叫《万古江河》的书，是以世界为背景的：“跟外面接触，准备走向大世界共有的大人类，为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准备这条路。现在和将来，中国必定是全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怀抱和期许，是值得重视的。立夫先生曾说过要“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的话，呼吁过人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回归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我觉得合上许倬云的背景和襟怀，会是一个好的愿景。
从辛亥到北伐，到抗战，到改革，到开放，到和平，到复兴。我们在一个方向上，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担当，不会少也无法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