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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退敌人的“秋季攻势”
我志愿军在一线的6个军（六十四、四十七、四十二、二十六、六十七、六十八）中，有4个军的阵地遭到敌人9个师的攻击。敌人最先行动的是美军第三师的两个团，在100多门火炮和60多辆坦克的配合下，向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阵地夜月山、天德山至大马里地段猛攻。防守夜月山的我军一个连，在我军炮火支援下与敌激战一天，工事被敌炮火全部摧毁，坚守主峰的一个排全部牺牲，敌人付出伤亡800多人的代价才占领阵地。但天德山方向的我军阵地屹立未动。
战至10月3日，敌人又以侵朝美军骑兵第一师全部、步兵第三师两个团向我志愿军第六十四军和第四十七军防守地段发起进攻，后又加入泰国团、英联邦第一师、200多辆坦克、300多门大口径火炮和大量飞机支援作战。我军坚决抗击，反复争夺，有些连队只剩30多人甚至10多人，仍坚强防守。
10月8日，正当我六十八军接替北汉江以東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防务之际，侵朝美军第二师和南朝鲜伪第八师在40多辆坦克掩护下，向文登公路及其西侧发动了进攻。第六十八军一面战斗，一面交接防务，与敌激战10昼夜，歼敌约700人，击毁坦克28辆，粉碎了敌人夺占文登里的企图。
10月13日，敌人又集中4个师、7个工兵营、200余辆坦克，在250余门火炮及大量飞机支援下，向我第六十七军24公里的防线实施进攻。经过三昼夜激战，我歼敌17000余人，敌人只前进了不足2公里。早在六十七军一上阵地，杨成武司令员就叫我通知该军，改造地形，加修工事，与敌人抢时间，所以防御工事比较坚固，经受住了敌人的坦克、大炮和飞机炸弹的轰炸。10月16日，敌军转入重点进攻，其炮火更加猛烈集中，进攻我一个连或一个排的阵地，即发射炮弹一万发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三万发以上。我军的工事被打坏了，就利用弹坑，边打、边抢修、边补充弹药、边组织反击，昼夜抗击敌人进攻，部队伤亡很大。尤其是15日至18日连续四昼夜的梨船洞防御作战，就更为艰苦。敌人以一到三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猛烈进攻我一九九师的阵地。在炮兵配合下，我军英勇作战，死守阵地，连续打退敌人的25次冲击，歼灭美军4000余人。在10多天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我在一九九师昼夜参加值班指挥，和该师李水清师长坚持指挥所的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的战斗生活。那段日子里的每时每刻，我都被前沿指战员们奋不顾身的忘我战斗精神鼓舞着。他们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守卫硝烟火海的阵地，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为了祖国，消灭敌人，打退敌人的进攻。李水清师长是从红军时代成长起来的优秀指挥员，刚毅沉着，指挥若定。至今，每每回想起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生活，我内心仍很激动。
为保存战斗力量，避免炮火伤亡，我一九九师的前沿战士，把构筑工事和坑道结合起来，把防炮洞改造成马蹄形小坑道，在里面存放粮食弹药，避免敌人的炮火轰炸，抗击了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这成为了我军的又一宝贵经验，为以后的“上甘岭”等战役采用，证实了工事也可以产生战斗力。
为掌握了解一线前沿部队的战斗情况，我带警卫员王惠下到战况激烈的五九六团，这里是美军进攻的重点方向。根据兵团和军指挥所指示，我军从金城川以南阵地暂时撤出，坚决据守金城川以北的阵地。我听说巨里室北山一个我军阵地失去联系，该阵地已决定放弃。但是，驻守在那时的一个加强营千余名我军指战员生死未卜。我和李水清师长商量后，决定带一个排去看一下。不料，上阵地一看，战壕坍塌，我方将士近千人所剩无几，到处是敌人和我军指战员的尸体。可以看出这里曾经发生了惨烈的战斗。一位负伤的副营长见到我就失声痛哭。当时，想要撤出阵地已不可能，山下敌人已在组织进攻。我把清点后的60多名战士布置在几个支撑点上，把成箱的手榴弹和手雷搬放在脚旁，把机枪、冲锋枪装满子弹放在手边，把牺牲了的战士扶到战壕边上，依然摆放成射击姿势。在望远镜里，看到敌人大约一个多营的兵力正在组织进攻队形。这个腿部和头部已经负伤的副营长，招呼大家注意防炮。话刚落音，敌人的炮火就开始猛烈轰击，阵地上顿时一片火海，五分钟后，敌人炮火停止轰击，一个多营的敌兵进攻上来。待敌人离我50米左右时，我高喊一声“打”，大家连续投出100多颗手雷和手榴弹，手中的各种武器向敌人怒射。敌人连滚带爬溃退下去，又留下七八十具尸体。
我清点了一下人数，仅两人牺牲，两人负伤。我即和大家—起搬运弹药，抢修工事，准备敌人下一轮的进攻。从上午l 0时左右登上阵地，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我所带去的一个排和五九六团的同志们一起连续打退敌人炮火支援下的七次猛烈进攻。到了下午五点多钟，天已擦黑，我和警卫员王惠把随身的笔记本及有关资料销毁、埋掉，与阵地上仅剩的几名战士把手雷绑在腰间，准备敌人再次进攻时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我们发现美军在山下燃起篝火，搭起帐篷，隐约还传来嬉闹声和口琴吹奏声，不再组织进攻。我决心率领剩下的几名战士化装突围。我命两名战士到阵地前敌人尸体上扒下衣服和鞋，取下武器弹药和钢盔，大家一起穿上美军服装，拿上美军武器，悄悄下山，躲过了敌人的巡逻兵，从缝隙中爬行出来，回到了五九六团团部。
10月19日以后，敌人的进攻力量明显减弱，主要依靠其炮火对我个别阵地实施毁灭性轰击。其步兵进攻甚微，战至22日，即停止了进攻。在这次防御战中，我第六十七军共摧毁敌坦克39辆，击伤8辆，击落飞机14架，共毙伤敌23000多人，而我军也伤亡10000多人，严重打击了敌人坦克进攻的疯狂气焰。
敌人损失巨大，从9月29日至10月22日，共被歼79000余人，所谓的“秋季攻势”以失败告终。
10月30日至11月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统一组织下，以第六十四、第四十七、第四十二、第二十六、第六十七军各一部，分别向敌15个前沿连排支撑点实施了27次进攻，歼敌一万余人，取得了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斗的初步经验。
战后，我回到六十七军指挥所，参加了总结后，返回二十兵团司令部。这一个月的战斗生活是丰富的，令我终身难忘，对朝鲜战场的阵地防御也有了深刻体会。我找到杨成武司令员、肖文玖参谋长和张南生副政委，一再要求到基层部队去工作。不久得到上级批准，拟到六十八军二○四师任副师长。我当即交待了工作，在兵团待命，等华北军区批准，同时还在兵团司令部参加“三反”运动。不久，华北军区批准我到二○四师任副师长。当时，恰逢兵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二○四师的师长和政委都是我多年的老战友，相见时分外亲热，他们欢迎我到二○四师工作，并“起哄”要我出个节目，唱段京戏。记得干部会议是在台日里半山坡的一片树林中召开的。我推辞不过，就和兵团文工团的一位年轻女同志共同唱了一段京剧“武家坡”。不料，第二天敌机轰炸台日里，这位年轻的女文工团员中弹牺牲了。
战时总结
我在兵团办完了手续，移交了工作，正准备去六十八军二○四师报到时，突然接到志愿军司令部电令，调我到志愿军司令部参加“志愿军入朝对敌作战之战术总结”，限两天内到达。
1951年9月以后，志愿军总部移驻桧仓。11月下旬，彭德怀司令员决定利用这段短暂的相对稳定的战局间隙，及时总结抗美援朝的经验，并指定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负责，成员是：第三兵团作战处长王振夫，第九兵团作战处长金冶，第十九兵团作战处长原星，第二十兵团作战处长杨尚德，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第四十军作战科长尹灿贞。地点选在桧仓距志愿军司令部不远且比较隐蔽的一座小房子里，这里曾经是个炸药库。
我和杨迪1946年在北平军调执行部时就认识，他在叶剑英委员办公室任少校参谋，我在罗瑞卿参谋长办公室任中校参谋。不久，他调到长春执行分部，我接替他到叶剑英委员办公室担任了参谋。原星是华北野战军的，彼此也很熟悉。当时大家都是3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在一起工作十分融洽。大家和杨迪开玩笑，说把我们安排在炸药库，是不安好心。
陈赓副司令员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就明确地说：“这次请你们来总结抗美援朝经验，是彭总的决定，彭总历来很注意及时总结战争经验。经过五次战役，我军以劣势装备，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条件下，消灭了大量有海空优势的现代装备的敌人，迫使敌人撤退到“三八”线。现在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我军在阵地防御中顶住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把你们召集来总结战争经验，不仅要总结前五次战役的经验，还要总结阵地防御初期的经验。你们知道，总结经验的目的，就是遵循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红军时期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同，我们是以劣势装备，与世界上第—流的现代化的、拥有海空军绝对优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军队，自称天下无敌的美国军队作战，这个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所以彭总提出来要总结经验，既用于指导我志愿军继续与美军作战，又可用于国内部队吸取这场现代化战争经验，改进与提高军事训练的质量。我讲的这些，就是这次总结经验的目的。
杨迪说：“这几位同志都是各野战军的精兵强将，我一定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我们—定很好地合作，唱成一个调子，请首长放心。”
陈赓副司令员听了很高兴，说：“你们几位齐心协力，集中精力，快速地高质量写好总结，我当你们的后勤部长，有困难来找我。”他很幽默地要求大家，要站在志愿军司令部的角度上，从战略的高度来总结；不能站在兵团的角度上，写成兵团的战役总结。
我们的总结工作进度很快，都是来自各兵团的作战处长，又亲身参加了战争，大家分工负责，每人试写一节，然后集体讨论。到1952年6月初，此项工作全部结束。陈赓同志比较满意。
在此期间，彭德怀司令员和陈赓副司令员十分关心我们的生活，多次来看望大家。尤其在1951年12月31日晚上，第二天就是元旦。晚饭后，陈赓同志从各部门找来六位会跳舞的女同志和一名拉手风琴的同志，在我们生活工作的“炸药库”组织了一场舞会，他亲自为大家敲鼓助兴，到了午夜时分，和我们一起吃饺子过年，并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物资供应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司令部尽量给我们改善伙食，每人每月两条烟（一条中华，一条大生产）。有了晚会和电影，都会给我们送票，这一段的生活较为优越，朝鲜人民军派驻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几个联络员和我们相处也很好，他（她）们的汉语说得很流利，其中一位女同志曾经在我第四野战军基层部队工作过。
1952年1月26日，是农历除夕。晚饭会餐时，陈赓副司令员关照我们多炒了几个好一点的菜，并拿来了3瓶白酒。出乎大家意料，陈赓副司令员也来到“炸药库”，和我们六个作战处长（科长）共度佳节。大家非常高兴，杨迪同志说：“陈副司令，你总是想着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几个无名小卒，过新年时，陈副司令为我们组织跳舞，并且亲自打鼓，到现在我们的心还是热呼呼的，这一辈子也是忘不了的。今天是农历大年除夕，陈副司令又想着我们，来和我们吃团圆饭，使我们永远感到荣幸、幸福。”
陈赓副司令员很幽默，装模作样地用鼻子左右嗅着，说：“你们谁是山西人？把醋瓶子打翻了，满屋子醋酸味。”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指着我说：“杨尚德是山西人，是他带的醋瓶子打翻了。”而且起哄陈赓同志，说，“陈副司令，您的鼻子可能有了毛病，我们闻着真是很香甜呵！”
首长和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吃菜，大家无拘无束。在我们追问之下，陈赓副司令员给我们讲了他参加革命的历程，从黄埔军校、南昌起义，到受伤在上海被捕脱险，以及他与蒋介石、杜月笙的关系，与彭总的关系等等，让我们领略到陈赓同志鲜为人知的革命风范和极具传奇的斗争经历。
在志愿军司令部参加总结的六个月里，通过这一集体创作，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看了许多材料，对朝鲜战争的全面情况有了明确的了解和新的认识，在战术素养上提高了一步。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接到弟弟恒德在谷山前线牺牲的消息，禁不住潸然泪下。
1951年6月入朝作战后，我的身体不断衰弱，腹部经常疼痛难忍，特别是到志愿军司令部工作的这半年，一发病就浑身大汗淋漓。后被志愿军司令部卫生所诊断为慢性阑尾炎，须要手术切除。杨迪和原星几位处长劝我回国治疗。由于毫无食欲，身体日渐消瘦。一天，二十兵团杨成武司令员来开会碰到我，很是吃惊，说，“你怎么这么瘦？赶快看看医生，不要给耽误了”。
7月初，编写任务结束，志愿军司令部首长给了我三个月假，准我回国治疗。
7月底，在警卫员王惠的陪同下，我回到北京，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过近三个月的治疗，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准备返回朝鲜。这时华北军区通知我，要我仍回华北军区作战处工作。我找到已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杨成武同志，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最好到军事学院学习；第二，仍回朝鲜战场二○四师工作；第三，到炮兵部队学习炮兵工作。结果，未被采纳。当年12月，华北军区进行军区设防地带战术勘察，命我参加，我只得先执行命令。12月底，战术勘察完毕，华北军区正式命令我担任军区作战处副处长，处长是老红军干部曾美同志，曾任六十七军副军长，是我在晋察冀军区工作时的老战友。不几天，曾美同志调任司令部副参谋长，我奉命又担任作战处处长。
我虽然离开了二十兵团，但仍然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的态势和老部队的一切情况。在此期间，我两次奉命到聂荣臻同志办公室汇报工作，得到老首长的慰勉和鼓励，趁机提出重回朝鲜战场和到军事学院学习的要求。聂总看着我，慈爱地笑了，说：“还想着到朝鲜去哪，等有了机会我会让你去的，至于学习嘛，以后总是有机会的，不要着急。”
这一时期，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处于僵持状态。美帝国主义将其主力七个师长期陷在朝鲜战争的泥沼之中，不但伤亡损失惨重，而且破坏了它与苏联抗衡的战略格局。战争形势的发展，对美国日趋不利。为摆脱困境，美国便加紧扩充武装南朝鲜军队，当时已达16个师，50多万人，其装备已接近美军水平。另一方面，美方又谋求恢复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而我军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之后，东西海岸有了坚固的海岸防御工事，已无后顾之忧。作战部队也较前增加，且有条件抽出部队加强正面战场的作战。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促进停战的早日实现，控制和占领有利阵地，便于长期斗争。同时，为了吸取进攻作战经验，锻炼新入朝的部队，我军准备对敌发动大规模反击作战。
我华北军区在国内的各部队，吸取朝鲜战场的经验，开展了新的战备训练。司令部及作战处的工作仍很繁重，我不但时刻准备再次入朝作战，而且坚持作战处的日常工作，严防敌人在我华北沿海地带偷袭登陆。所有高炮部队高度警惕，防止美蒋飞机的袭击。华北地区各部队士气高昂，严阵以待。
1953年7月中旬，朝鲜战场传来了我军大获胜利的捷报。根据通报得悉，7月13日21时，天空阴沉，我二十兵团杨勇司令员指挥五个军（第六十七军、第六十八军、第六十军、第五十四军、第二十一军）在1○○○余门火炮的猛烈火力支援下，向敌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展开了突然而猛烈的袭击。经1小时激战，我军全线突破敌前沿阵地。第二十兵团将五个军分别组成三个作战集团：以第六十七军及第五十四军第一三五师、第六十八军第二○二師（欠第六○五团）为中央集团；以六十八军（欠二○二师）及第五十四军一○三师组成西集团；以六十军为主（含第二○二师第六○五团），并指挥第二十一军（附第三十三师）组成东集团；以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四师为兵团预备队。在第九兵团第二十四军等友邻部队配合下，勇猛战斗和穿插，从三个方向连夜突破敌人防线并乘胜追击，迅速渡过金城川，至14日18时，金城川以北之敌全部被我军歼灭。尤其我第六十八军杨栋梁师一个加强营穿插勇猛，其先头连及化装成敌伪军的一个班，以隐蔽迅速的动作于14日2时出敌不意地插于二青洞附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伪首都师第一团团部，接着又消灭了美军一个炮兵营大部和乘车北援的伪首都师机甲团第二营大部，击毙其团长陆根洙。同时，我军乘雨天敌航空兵活动不便之机，迅速扩大战果，至14日17时4○分，我军西集团占领了梨实洞、间榛岘一线以北地区，活捉敌伪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以后，这个战例被改编成电影《奇袭白虎团》。
为挽回败局并缓和美伪军之间的矛盾，美军司令克拉克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急忙赶到前线，整顿败军，部署反扑。从16日起，敌先后以伪第三、第六、第八师残部及伪第五、第七、第九、第十一师和美第三师等部向我军反扑，企图恢复阵地。敌人每天展开3个团的兵力，在飞机400余架次、坦克30余辆的支援下，连续向我军猛攻，均被我军打退。这次反击作战，共毙伤俘敌78000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台，飞机1架，各种火炮423门，各种枪支6600多支，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给我军造成了有利的态势。毛泽东主席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对此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
得此战报，我原第二十兵团老司令员（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成武同志甚感欣慰，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俩各喝了一大杯白酒，庆贺胜利。
7月27日10时，敌我双方司令官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当日22时生效。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陆军上将克拉克事后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定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抗美援朝是我经历的最艰苦、最激烈、也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战争，成为我一生的自豪……
（责编孟红）
我志愿军在一线的6个军（六十四、四十七、四十二、二十六、六十七、六十八）中，有4个军的阵地遭到敌人9个师的攻击。敌人最先行动的是美军第三师的两个团，在100多门火炮和60多辆坦克的配合下，向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阵地夜月山、天德山至大马里地段猛攻。防守夜月山的我军一个连，在我军炮火支援下与敌激战一天，工事被敌炮火全部摧毁，坚守主峰的一个排全部牺牲，敌人付出伤亡800多人的代价才占领阵地。但天德山方向的我军阵地屹立未动。
战至10月3日，敌人又以侵朝美军骑兵第一师全部、步兵第三师两个团向我志愿军第六十四军和第四十七军防守地段发起进攻，后又加入泰国团、英联邦第一师、200多辆坦克、300多门大口径火炮和大量飞机支援作战。我军坚决抗击，反复争夺，有些连队只剩30多人甚至10多人，仍坚强防守。
10月8日，正当我六十八军接替北汉江以東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防务之际，侵朝美军第二师和南朝鲜伪第八师在40多辆坦克掩护下，向文登公路及其西侧发动了进攻。第六十八军一面战斗，一面交接防务，与敌激战10昼夜，歼敌约700人，击毁坦克28辆，粉碎了敌人夺占文登里的企图。
10月13日，敌人又集中4个师、7个工兵营、200余辆坦克，在250余门火炮及大量飞机支援下，向我第六十七军24公里的防线实施进攻。经过三昼夜激战，我歼敌17000余人，敌人只前进了不足2公里。早在六十七军一上阵地，杨成武司令员就叫我通知该军，改造地形，加修工事，与敌人抢时间，所以防御工事比较坚固，经受住了敌人的坦克、大炮和飞机炸弹的轰炸。10月16日，敌军转入重点进攻，其炮火更加猛烈集中，进攻我一个连或一个排的阵地，即发射炮弹一万发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三万发以上。我军的工事被打坏了，就利用弹坑，边打、边抢修、边补充弹药、边组织反击，昼夜抗击敌人进攻，部队伤亡很大。尤其是15日至18日连续四昼夜的梨船洞防御作战，就更为艰苦。敌人以一到三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猛烈进攻我一九九师的阵地。在炮兵配合下，我军英勇作战，死守阵地，连续打退敌人的25次冲击，歼灭美军4000余人。在10多天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我在一九九师昼夜参加值班指挥，和该师李水清师长坚持指挥所的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的战斗生活。那段日子里的每时每刻，我都被前沿指战员们奋不顾身的忘我战斗精神鼓舞着。他们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守卫硝烟火海的阵地，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为了祖国，消灭敌人，打退敌人的进攻。李水清师长是从红军时代成长起来的优秀指挥员，刚毅沉着，指挥若定。至今，每每回想起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生活，我内心仍很激动。
为保存战斗力量，避免炮火伤亡，我一九九师的前沿战士，把构筑工事和坑道结合起来，把防炮洞改造成马蹄形小坑道，在里面存放粮食弹药，避免敌人的炮火轰炸，抗击了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这成为了我军的又一宝贵经验，为以后的“上甘岭”等战役采用，证实了工事也可以产生战斗力。
为掌握了解一线前沿部队的战斗情况，我带警卫员王惠下到战况激烈的五九六团，这里是美军进攻的重点方向。根据兵团和军指挥所指示，我军从金城川以南阵地暂时撤出，坚决据守金城川以北的阵地。我听说巨里室北山一个我军阵地失去联系，该阵地已决定放弃。但是，驻守在那时的一个加强营千余名我军指战员生死未卜。我和李水清师长商量后，决定带一个排去看一下。不料，上阵地一看，战壕坍塌，我方将士近千人所剩无几，到处是敌人和我军指战员的尸体。可以看出这里曾经发生了惨烈的战斗。一位负伤的副营长见到我就失声痛哭。当时，想要撤出阵地已不可能，山下敌人已在组织进攻。我把清点后的60多名战士布置在几个支撑点上，把成箱的手榴弹和手雷搬放在脚旁，把机枪、冲锋枪装满子弹放在手边，把牺牲了的战士扶到战壕边上，依然摆放成射击姿势。在望远镜里，看到敌人大约一个多营的兵力正在组织进攻队形。这个腿部和头部已经负伤的副营长，招呼大家注意防炮。话刚落音，敌人的炮火就开始猛烈轰击，阵地上顿时一片火海，五分钟后，敌人炮火停止轰击，一个多营的敌兵进攻上来。待敌人离我50米左右时，我高喊一声“打”，大家连续投出100多颗手雷和手榴弹，手中的各种武器向敌人怒射。敌人连滚带爬溃退下去，又留下七八十具尸体。
我清点了一下人数，仅两人牺牲，两人负伤。我即和大家—起搬运弹药，抢修工事，准备敌人下一轮的进攻。从上午l 0时左右登上阵地，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我所带去的一个排和五九六团的同志们一起连续打退敌人炮火支援下的七次猛烈进攻。到了下午五点多钟，天已擦黑，我和警卫员王惠把随身的笔记本及有关资料销毁、埋掉，与阵地上仅剩的几名战士把手雷绑在腰间，准备敌人再次进攻时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我们发现美军在山下燃起篝火，搭起帐篷，隐约还传来嬉闹声和口琴吹奏声，不再组织进攻。我决心率领剩下的几名战士化装突围。我命两名战士到阵地前敌人尸体上扒下衣服和鞋，取下武器弹药和钢盔，大家一起穿上美军服装，拿上美军武器，悄悄下山，躲过了敌人的巡逻兵，从缝隙中爬行出来，回到了五九六团团部。
10月19日以后，敌人的进攻力量明显减弱，主要依靠其炮火对我个别阵地实施毁灭性轰击。其步兵进攻甚微，战至22日，即停止了进攻。在这次防御战中，我第六十七军共摧毁敌坦克39辆，击伤8辆，击落飞机14架，共毙伤敌23000多人，而我军也伤亡10000多人，严重打击了敌人坦克进攻的疯狂气焰。
敌人损失巨大，从9月29日至10月22日，共被歼79000余人，所谓的“秋季攻势”以失败告终。
10月30日至11月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统一组织下，以第六十四、第四十七、第四十二、第二十六、第六十七军各一部，分别向敌15个前沿连排支撑点实施了27次进攻，歼敌一万余人，取得了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斗的初步经验。
战后，我回到六十七军指挥所，参加了总结后，返回二十兵团司令部。这一个月的战斗生活是丰富的，令我终身难忘，对朝鲜战场的阵地防御也有了深刻体会。我找到杨成武司令员、肖文玖参谋长和张南生副政委，一再要求到基层部队去工作。不久得到上级批准，拟到六十八军二○四师任副师长。我当即交待了工作，在兵团待命，等华北军区批准，同时还在兵团司令部参加“三反”运动。不久，华北军区批准我到二○四师任副师长。当时，恰逢兵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二○四师的师长和政委都是我多年的老战友，相见时分外亲热，他们欢迎我到二○四师工作，并“起哄”要我出个节目，唱段京戏。记得干部会议是在台日里半山坡的一片树林中召开的。我推辞不过，就和兵团文工团的一位年轻女同志共同唱了一段京剧“武家坡”。不料，第二天敌机轰炸台日里，这位年轻的女文工团员中弹牺牲了。
战时总结
我在兵团办完了手续，移交了工作，正准备去六十八军二○四师报到时，突然接到志愿军司令部电令，调我到志愿军司令部参加“志愿军入朝对敌作战之战术总结”，限两天内到达。
1951年9月以后，志愿军总部移驻桧仓。11月下旬，彭德怀司令员决定利用这段短暂的相对稳定的战局间隙，及时总结抗美援朝的经验，并指定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负责，成员是：第三兵团作战处长王振夫，第九兵团作战处长金冶，第十九兵团作战处长原星，第二十兵团作战处长杨尚德，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第四十军作战科长尹灿贞。地点选在桧仓距志愿军司令部不远且比较隐蔽的一座小房子里，这里曾经是个炸药库。
我和杨迪1946年在北平军调执行部时就认识，他在叶剑英委员办公室任少校参谋，我在罗瑞卿参谋长办公室任中校参谋。不久，他调到长春执行分部，我接替他到叶剑英委员办公室担任了参谋。原星是华北野战军的，彼此也很熟悉。当时大家都是3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在一起工作十分融洽。大家和杨迪开玩笑，说把我们安排在炸药库，是不安好心。
陈赓副司令员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就明确地说：“这次请你们来总结抗美援朝经验，是彭总的决定，彭总历来很注意及时总结战争经验。经过五次战役，我军以劣势装备，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条件下，消灭了大量有海空优势的现代装备的敌人，迫使敌人撤退到“三八”线。现在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我军在阵地防御中顶住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把你们召集来总结战争经验，不仅要总结前五次战役的经验，还要总结阵地防御初期的经验。你们知道，总结经验的目的，就是遵循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红军时期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同，我们是以劣势装备，与世界上第—流的现代化的、拥有海空军绝对优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军队，自称天下无敌的美国军队作战，这个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所以彭总提出来要总结经验，既用于指导我志愿军继续与美军作战，又可用于国内部队吸取这场现代化战争经验，改进与提高军事训练的质量。我讲的这些，就是这次总结经验的目的。
杨迪说：“这几位同志都是各野战军的精兵强将，我一定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我们—定很好地合作，唱成一个调子，请首长放心。”
陈赓副司令员听了很高兴，说：“你们几位齐心协力，集中精力，快速地高质量写好总结，我当你们的后勤部长，有困难来找我。”他很幽默地要求大家，要站在志愿军司令部的角度上，从战略的高度来总结；不能站在兵团的角度上，写成兵团的战役总结。
我们的总结工作进度很快，都是来自各兵团的作战处长，又亲身参加了战争，大家分工负责，每人试写一节，然后集体讨论。到1952年6月初，此项工作全部结束。陈赓同志比较满意。
在此期间，彭德怀司令员和陈赓副司令员十分关心我们的生活，多次来看望大家。尤其在1951年12月31日晚上，第二天就是元旦。晚饭后，陈赓同志从各部门找来六位会跳舞的女同志和一名拉手风琴的同志，在我们生活工作的“炸药库”组织了一场舞会，他亲自为大家敲鼓助兴，到了午夜时分，和我们一起吃饺子过年，并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物资供应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司令部尽量给我们改善伙食，每人每月两条烟（一条中华，一条大生产）。有了晚会和电影，都会给我们送票，这一段的生活较为优越，朝鲜人民军派驻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几个联络员和我们相处也很好，他（她）们的汉语说得很流利，其中一位女同志曾经在我第四野战军基层部队工作过。
1952年1月26日，是农历除夕。晚饭会餐时，陈赓副司令员关照我们多炒了几个好一点的菜，并拿来了3瓶白酒。出乎大家意料，陈赓副司令员也来到“炸药库”，和我们六个作战处长（科长）共度佳节。大家非常高兴，杨迪同志说：“陈副司令，你总是想着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几个无名小卒，过新年时，陈副司令为我们组织跳舞，并且亲自打鼓，到现在我们的心还是热呼呼的，这一辈子也是忘不了的。今天是农历大年除夕，陈副司令又想着我们，来和我们吃团圆饭，使我们永远感到荣幸、幸福。”
陈赓副司令员很幽默，装模作样地用鼻子左右嗅着，说：“你们谁是山西人？把醋瓶子打翻了，满屋子醋酸味。”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指着我说：“杨尚德是山西人，是他带的醋瓶子打翻了。”而且起哄陈赓同志，说，“陈副司令，您的鼻子可能有了毛病，我们闻着真是很香甜呵！”
首长和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吃菜，大家无拘无束。在我们追问之下，陈赓副司令员给我们讲了他参加革命的历程，从黄埔军校、南昌起义，到受伤在上海被捕脱险，以及他与蒋介石、杜月笙的关系，与彭总的关系等等，让我们领略到陈赓同志鲜为人知的革命风范和极具传奇的斗争经历。
在志愿军司令部参加总结的六个月里，通过这一集体创作，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看了许多材料，对朝鲜战争的全面情况有了明确的了解和新的认识，在战术素养上提高了一步。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接到弟弟恒德在谷山前线牺牲的消息，禁不住潸然泪下。
1951年6月入朝作战后，我的身体不断衰弱，腹部经常疼痛难忍，特别是到志愿军司令部工作的这半年，一发病就浑身大汗淋漓。后被志愿军司令部卫生所诊断为慢性阑尾炎，须要手术切除。杨迪和原星几位处长劝我回国治疗。由于毫无食欲，身体日渐消瘦。一天，二十兵团杨成武司令员来开会碰到我，很是吃惊，说，“你怎么这么瘦？赶快看看医生，不要给耽误了”。
7月初，编写任务结束，志愿军司令部首长给了我三个月假，准我回国治疗。
7月底，在警卫员王惠的陪同下，我回到北京，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过近三个月的治疗，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准备返回朝鲜。这时华北军区通知我，要我仍回华北军区作战处工作。我找到已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杨成武同志，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最好到军事学院学习；第二，仍回朝鲜战场二○四师工作；第三，到炮兵部队学习炮兵工作。结果，未被采纳。当年12月，华北军区进行军区设防地带战术勘察，命我参加，我只得先执行命令。12月底，战术勘察完毕，华北军区正式命令我担任军区作战处副处长，处长是老红军干部曾美同志，曾任六十七军副军长，是我在晋察冀军区工作时的老战友。不几天，曾美同志调任司令部副参谋长，我奉命又担任作战处处长。
我虽然离开了二十兵团，但仍然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的态势和老部队的一切情况。在此期间，我两次奉命到聂荣臻同志办公室汇报工作，得到老首长的慰勉和鼓励，趁机提出重回朝鲜战场和到军事学院学习的要求。聂总看着我，慈爱地笑了，说：“还想着到朝鲜去哪，等有了机会我会让你去的，至于学习嘛，以后总是有机会的，不要着急。”
这一时期，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处于僵持状态。美帝国主义将其主力七个师长期陷在朝鲜战争的泥沼之中，不但伤亡损失惨重，而且破坏了它与苏联抗衡的战略格局。战争形势的发展，对美国日趋不利。为摆脱困境，美国便加紧扩充武装南朝鲜军队，当时已达16个师，50多万人，其装备已接近美军水平。另一方面，美方又谋求恢复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而我军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之后，东西海岸有了坚固的海岸防御工事，已无后顾之忧。作战部队也较前增加，且有条件抽出部队加强正面战场的作战。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促进停战的早日实现，控制和占领有利阵地，便于长期斗争。同时，为了吸取进攻作战经验，锻炼新入朝的部队，我军准备对敌发动大规模反击作战。
我华北军区在国内的各部队，吸取朝鲜战场的经验，开展了新的战备训练。司令部及作战处的工作仍很繁重，我不但时刻准备再次入朝作战，而且坚持作战处的日常工作，严防敌人在我华北沿海地带偷袭登陆。所有高炮部队高度警惕，防止美蒋飞机的袭击。华北地区各部队士气高昂，严阵以待。
1953年7月中旬，朝鲜战场传来了我军大获胜利的捷报。根据通报得悉，7月13日21时，天空阴沉，我二十兵团杨勇司令员指挥五个军（第六十七军、第六十八军、第六十军、第五十四军、第二十一军）在1○○○余门火炮的猛烈火力支援下，向敌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展开了突然而猛烈的袭击。经1小时激战，我军全线突破敌前沿阵地。第二十兵团将五个军分别组成三个作战集团：以第六十七军及第五十四军第一三五师、第六十八军第二○二師（欠第六○五团）为中央集团；以六十八军（欠二○二师）及第五十四军一○三师组成西集团；以六十军为主（含第二○二师第六○五团），并指挥第二十一军（附第三十三师）组成东集团；以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四师为兵团预备队。在第九兵团第二十四军等友邻部队配合下，勇猛战斗和穿插，从三个方向连夜突破敌人防线并乘胜追击，迅速渡过金城川，至14日18时，金城川以北之敌全部被我军歼灭。尤其我第六十八军杨栋梁师一个加强营穿插勇猛，其先头连及化装成敌伪军的一个班，以隐蔽迅速的动作于14日2时出敌不意地插于二青洞附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伪首都师第一团团部，接着又消灭了美军一个炮兵营大部和乘车北援的伪首都师机甲团第二营大部，击毙其团长陆根洙。同时，我军乘雨天敌航空兵活动不便之机，迅速扩大战果，至14日17时4○分，我军西集团占领了梨实洞、间榛岘一线以北地区，活捉敌伪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以后，这个战例被改编成电影《奇袭白虎团》。
为挽回败局并缓和美伪军之间的矛盾，美军司令克拉克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急忙赶到前线，整顿败军，部署反扑。从16日起，敌先后以伪第三、第六、第八师残部及伪第五、第七、第九、第十一师和美第三师等部向我军反扑，企图恢复阵地。敌人每天展开3个团的兵力，在飞机400余架次、坦克30余辆的支援下，连续向我军猛攻，均被我军打退。这次反击作战，共毙伤俘敌78000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台，飞机1架，各种火炮423门，各种枪支6600多支，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给我军造成了有利的态势。毛泽东主席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对此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
得此战报，我原第二十兵团老司令员（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成武同志甚感欣慰，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俩各喝了一大杯白酒，庆贺胜利。
7月27日10时，敌我双方司令官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当日22时生效。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陆军上将克拉克事后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定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抗美援朝是我经历的最艰苦、最激烈、也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战争，成为我一生的自豪……
（责编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