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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书房里静静地躺着六枚秦权，友人曾揶揄道，若回到金石学盛行的清代，你这里将成为北京的后海，虽然没有迪斯科男女的喧闹，求拓片者势必挤破门槛，没准两江总督端方大人还会在这里开一新的评权会呢！
权，不过一秤砣耳。《汉书·律历志》称：“权者，株、两、斤、钧、石也”，《孟子·梁惠王上》也说：“权，然后知轻重。”这里衍生出权衡、权利、权力、权时、权威、权柄、权贵，甚至权术。而秦权，更比古往今来所有的权，都更有衡器之外的历史、文化内涵。都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那么秦权就更当高歌一曲了。
秦权，它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见证。完成统一大业也就是继承王位的第26年（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始皇颁布了统一天下诏：“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图1）这个意思是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于是下诏书于宰相隗状、王绾，统一全国不一致的度量衡。
秦权使用地区极为广阔，解放后发现的19枚权分别出于陕西、山东、山西、河北、江苏、辽宁、甘肃、吉林等地，这些权都刻有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我收藏的两枚石质“平阳权”（图2），按古地理图，平阳应当在如今的山西临汾附近。它与解放后出土嵌铜石权的山东文登，刻有高奴权的出土地陕西西安，以及出土铜石权的江苏盱眙，都相距甚远，可见，秦代统一度量衡规模之大，推行之广，速度之快，这都充分说明了秦始皇有效地统一了全国的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有效地实施了中央政府政令、法令的统一，有效地实施了中央政府对全国地方政府的管理。
秦权，它又是秦始皇推行法治，坚持用法律治理国家的象征。秦始皇为维护大一统的中央权威和自己的统治，实行严刑苛法，并最终导致秦末农民大起义。但是从另一面来讲，却是最先在统一的中国实行法治，把法律作为治国之本，把法律提高到至高无上地位的第一个皇帝。刻有秦诏文的秦权，就具有了类似古巴比伦国王刻在黑色玄武岩圆柱上的汉莫拉比法典的意义。如果说汉莫拉比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一部法典，那么秦权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步入法治的一个早期象征呢。在这之前，中国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礼乐治天下显然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一个国家要有长久的稳定，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和有力的法律作为治国的保证，这就是秦始皇推行法家思想的信条。
秦权，在无意中为秦始皇立下了中国法治第一人的纪念碑。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的爱好者，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秦权对“书同文”在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乱频仍，各诸侯国文字已背离殷商的金文，晋国的“蝌蚪文”，吴越的“鸟书文”，楚国文字的日益装饰化，文字异形，使其越来越丧失了实用性。秦始皇“书同文”，是对战国时期文字繁乱不一的整饬，这样一种整饬是其变革的直接原因，是为求便利、实用，然而由于秦始皇的干预，李斯、赵高和太史令胡敬毋的介入，使其在成为籀文的大篆基础上，删繁化简，成就了这样一种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称为“秦篆”的文字。他还将草书加以改造，整理为隶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使秦始皇不仅成为中国标准化的始祖，从世界范围来看，他也是世界标准化的先驱。
秦始皇巡游四海，先后在泰山、琅琊台、碣石山等处多次刻石。据说这些碑文皆由李斯所书，为典型秦篆。前人评论“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在书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遗韵，下开汉隶之先河，告示了中国古文字的终结。著名旅法艺术家、书法家熊秉明先生称，刻石“这一种历史纪念性的任务，在别的文化里往往由雕刻（像希腊胜利神）或建筑（像罗马凯旋门）来完成的，在中国则用了书法。如果说中国书法与建筑、雕刻、绘画取得了同等重要地位始于秦刻石，未尝不可吧。”遗憾的是，秦刻石历经磨难，岁月侵蚀，现仅有《琅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残存，《泰山刻石》仅有9字，存泰安岱庙，也有人认为今存者不是原石。《琅琊台刻石》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已磨泐，剥蚀残破。其余刻石均湮没无存。好在还有一些拓本留传于世，使得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能够评“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观堂先生王国维能够感慨泰山石刻“谨严深厚，径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刻石虽湮，好在留下的诸多铜铁石之秦权，使得人们依然能够一睹秦书的风采。
秦权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这倒不仅仅是秦刻石几近湮灭，秦权更显其珍，而是因为其书体“上承古籀，下开汉隶，气势磅礴”，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甚高。最早记载秦权的是北齐的颜之推注《颜氏家训·书证》，宋代录有秦权的图籍就有四种。李清照的先生著名金石家赵明诚就曾说：“世间所谓秦权之多，铭文悉同。”晚清金石学盛行，1937年“七七事变”前曾出现了一个收集仿制著录秦权的高潮，书籍达二三十种，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著录的就有70余器。当然，其中也有伪权。许多金石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在《愙斋集古录》《秦金文录》《筠情馆金文》《秦金石刻辞》等书中辗转考释、著录，尤其日本的文字学家，更将其视为拱璧。
秦权遍及全国，其文字显然不可能为李斯或其他大书家所书，似乎多为郡县小吏所为。然而其文字形式，只能以其规范的秦诏版为参照。从我收藏的6枚秦权，3枚为铜，3枚为石，除一枚铜权仅铸阳文“十斤”二字外，其余均有《秦始皇廿六年诏》。3枚石权中有“平阳权”3字者分量最轻，仅有500克。因为体量小，所书文字也少，没有刻录诏文全部，但“平阳权”3字篆书却十分突出。其余铭文为“廿六年皇帝乃诏，天下大安，两斤”，另两石权，一为5瓣16楞，一为4瓣12楞，造型优美精致，重量分别为2000克和1500克，大约相当于8斤和6斤，刻录有“廿六年诏”全文，其中一枚在诏文后有平阳郡3字。这6枚秦权从书法艺术上看，有几个特点：
一是，篆隶相杂，显示出一种由篆向隶的过渡性特点。这几枚秦权，均已做成拓片，可以看出其体势笔意基本不离秦诏版，仍属小篆，但已夹杂一些隶字，如“皆”字就明显属于隶书。古隶参用，廿六年诏中也有其例。整体看仍是小篆佳作，虽字大不盈寸，然气势韵味并不让刻石多少。 二是，率性天真，野性与文性并存。秦书有文野之分，文者章法森严，有很强的规范性，野则纵横恣肆、放浪形骸、险中见奇。匠人以刀代笔，直接凿铜石，线条粗细并杂、方笔圆笔皆为。既有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遗韵，又有率性而为，不可复制的精彩，达到了文性和野性的高度统一。
三是，随性而变，更接近文字的本性。因为刻在不规则的瓜楞形的权上。它比青铜器平面上作铭难度显然更大。就以“平阳权”上的三个篆字而论，看似密不透风，实则宽可走马，上紧下松，与人体造型结构的美感一样，处处体现了黄金分割的比例，给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感，用现代的审美观去看，仍然很前卫、很有味道。
中国文物研究所藏有清代时任湖北巡抚、著名文物收藏家端方与好友品赏秦权的照片（图3）。端方在照片上题记：“此评权图也，戊戌之冬，陈臬秦中先后得秦大权二，皆重五十三斤，约即秦之百斤也，复得十余斤至数斤权五方，量椭量二，铜诏版一，大小轻重凡十器，大足以征，地不爱宝，而物聚所好矣。”端方在列举了“衙斋相与共欣赏者”后感慨：“摩抚残诏，追经故里椟臧都归灰尽，未尝不叹孑遗之可贵，而又私喜赏音之不孤也”。与端方共赏秦权之四友皆为当时喜爱古董金石的名士官吏，而其后在照片上做跋的王仁俊、费念慈更是著有《金石通考》《周秦子学术源流考》和《寒松阁谈艺琐记》等著作，学重一时的大学者。分别感叹：“郦亭先生出示秦权考甚精确，可与竹汀论互证，英雄所见略同”，“话旧论文泪满衣，前尘如梦事全非，重编汉上题襟集，送我秋江放棹归。”端方是朝廷重臣，曾赴欧美及日本等多国考察，他一生嗜好金石书画，搜集许多青铜重器和碑碣铭文拓本，他曾奏请朝廷设立藏书馆，为我国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奠基者，他创立的海王村陶氏博物馆，为北京第一家博物馆。虽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使得他们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付诸东流，但英雄是不以成败论的。
这些年，在市场经济的喧嚣闹腾中，人们的审美观似乎没有怎样的前进，甚至越来越浅薄。一个盛汤的缠枝图案的盘子，因为多了个大清什么年制的款，就被抬到了天价。而秦权这样真正的宝贝，却被打入冷摊。我这六个权都是用很便宜的善价在地摊上一个一个淘来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也不知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抑或是我们的文化政策出现了某种需要反思的偏差。如果说，“弃周鼎而宝唐瓠”还只是一种浅薄，那么“弃周鼎而宝垃圾”则只能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了。呜呼！秦权当歌！
权，不过一秤砣耳。《汉书·律历志》称：“权者，株、两、斤、钧、石也”，《孟子·梁惠王上》也说：“权，然后知轻重。”这里衍生出权衡、权利、权力、权时、权威、权柄、权贵，甚至权术。而秦权，更比古往今来所有的权，都更有衡器之外的历史、文化内涵。都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那么秦权就更当高歌一曲了。
秦权，它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见证。完成统一大业也就是继承王位的第26年（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始皇颁布了统一天下诏：“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图1）这个意思是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于是下诏书于宰相隗状、王绾，统一全国不一致的度量衡。
秦权使用地区极为广阔，解放后发现的19枚权分别出于陕西、山东、山西、河北、江苏、辽宁、甘肃、吉林等地，这些权都刻有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我收藏的两枚石质“平阳权”（图2），按古地理图，平阳应当在如今的山西临汾附近。它与解放后出土嵌铜石权的山东文登，刻有高奴权的出土地陕西西安，以及出土铜石权的江苏盱眙，都相距甚远，可见，秦代统一度量衡规模之大，推行之广，速度之快，这都充分说明了秦始皇有效地统一了全国的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有效地实施了中央政府政令、法令的统一，有效地实施了中央政府对全国地方政府的管理。
秦权，它又是秦始皇推行法治，坚持用法律治理国家的象征。秦始皇为维护大一统的中央权威和自己的统治，实行严刑苛法，并最终导致秦末农民大起义。但是从另一面来讲，却是最先在统一的中国实行法治，把法律作为治国之本，把法律提高到至高无上地位的第一个皇帝。刻有秦诏文的秦权，就具有了类似古巴比伦国王刻在黑色玄武岩圆柱上的汉莫拉比法典的意义。如果说汉莫拉比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一部法典，那么秦权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步入法治的一个早期象征呢。在这之前，中国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礼乐治天下显然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一个国家要有长久的稳定，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和有力的法律作为治国的保证，这就是秦始皇推行法家思想的信条。
秦权，在无意中为秦始皇立下了中国法治第一人的纪念碑。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的爱好者，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秦权对“书同文”在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乱频仍，各诸侯国文字已背离殷商的金文，晋国的“蝌蚪文”，吴越的“鸟书文”，楚国文字的日益装饰化，文字异形，使其越来越丧失了实用性。秦始皇“书同文”，是对战国时期文字繁乱不一的整饬，这样一种整饬是其变革的直接原因，是为求便利、实用，然而由于秦始皇的干预，李斯、赵高和太史令胡敬毋的介入，使其在成为籀文的大篆基础上，删繁化简，成就了这样一种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称为“秦篆”的文字。他还将草书加以改造，整理为隶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使秦始皇不仅成为中国标准化的始祖，从世界范围来看，他也是世界标准化的先驱。
秦始皇巡游四海，先后在泰山、琅琊台、碣石山等处多次刻石。据说这些碑文皆由李斯所书，为典型秦篆。前人评论“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在书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遗韵，下开汉隶之先河，告示了中国古文字的终结。著名旅法艺术家、书法家熊秉明先生称，刻石“这一种历史纪念性的任务，在别的文化里往往由雕刻（像希腊胜利神）或建筑（像罗马凯旋门）来完成的，在中国则用了书法。如果说中国书法与建筑、雕刻、绘画取得了同等重要地位始于秦刻石，未尝不可吧。”遗憾的是，秦刻石历经磨难，岁月侵蚀，现仅有《琅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残存，《泰山刻石》仅有9字，存泰安岱庙，也有人认为今存者不是原石。《琅琊台刻石》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已磨泐，剥蚀残破。其余刻石均湮没无存。好在还有一些拓本留传于世，使得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能够评“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观堂先生王国维能够感慨泰山石刻“谨严深厚，径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刻石虽湮，好在留下的诸多铜铁石之秦权，使得人们依然能够一睹秦书的风采。
秦权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这倒不仅仅是秦刻石几近湮灭，秦权更显其珍，而是因为其书体“上承古籀，下开汉隶，气势磅礴”，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甚高。最早记载秦权的是北齐的颜之推注《颜氏家训·书证》，宋代录有秦权的图籍就有四种。李清照的先生著名金石家赵明诚就曾说：“世间所谓秦权之多，铭文悉同。”晚清金石学盛行，1937年“七七事变”前曾出现了一个收集仿制著录秦权的高潮，书籍达二三十种，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著录的就有70余器。当然，其中也有伪权。许多金石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在《愙斋集古录》《秦金文录》《筠情馆金文》《秦金石刻辞》等书中辗转考释、著录，尤其日本的文字学家，更将其视为拱璧。
秦权遍及全国，其文字显然不可能为李斯或其他大书家所书，似乎多为郡县小吏所为。然而其文字形式，只能以其规范的秦诏版为参照。从我收藏的6枚秦权，3枚为铜，3枚为石，除一枚铜权仅铸阳文“十斤”二字外，其余均有《秦始皇廿六年诏》。3枚石权中有“平阳权”3字者分量最轻，仅有500克。因为体量小，所书文字也少，没有刻录诏文全部，但“平阳权”3字篆书却十分突出。其余铭文为“廿六年皇帝乃诏，天下大安，两斤”，另两石权，一为5瓣16楞，一为4瓣12楞，造型优美精致，重量分别为2000克和1500克，大约相当于8斤和6斤，刻录有“廿六年诏”全文，其中一枚在诏文后有平阳郡3字。这6枚秦权从书法艺术上看，有几个特点：
一是，篆隶相杂，显示出一种由篆向隶的过渡性特点。这几枚秦权，均已做成拓片，可以看出其体势笔意基本不离秦诏版，仍属小篆，但已夹杂一些隶字，如“皆”字就明显属于隶书。古隶参用，廿六年诏中也有其例。整体看仍是小篆佳作，虽字大不盈寸，然气势韵味并不让刻石多少。 二是，率性天真，野性与文性并存。秦书有文野之分，文者章法森严，有很强的规范性，野则纵横恣肆、放浪形骸、险中见奇。匠人以刀代笔，直接凿铜石，线条粗细并杂、方笔圆笔皆为。既有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遗韵，又有率性而为，不可复制的精彩，达到了文性和野性的高度统一。
三是，随性而变，更接近文字的本性。因为刻在不规则的瓜楞形的权上。它比青铜器平面上作铭难度显然更大。就以“平阳权”上的三个篆字而论，看似密不透风，实则宽可走马，上紧下松，与人体造型结构的美感一样，处处体现了黄金分割的比例，给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感，用现代的审美观去看，仍然很前卫、很有味道。
中国文物研究所藏有清代时任湖北巡抚、著名文物收藏家端方与好友品赏秦权的照片（图3）。端方在照片上题记：“此评权图也，戊戌之冬，陈臬秦中先后得秦大权二，皆重五十三斤，约即秦之百斤也，复得十余斤至数斤权五方，量椭量二，铜诏版一，大小轻重凡十器，大足以征，地不爱宝，而物聚所好矣。”端方在列举了“衙斋相与共欣赏者”后感慨：“摩抚残诏，追经故里椟臧都归灰尽，未尝不叹孑遗之可贵，而又私喜赏音之不孤也”。与端方共赏秦权之四友皆为当时喜爱古董金石的名士官吏，而其后在照片上做跋的王仁俊、费念慈更是著有《金石通考》《周秦子学术源流考》和《寒松阁谈艺琐记》等著作，学重一时的大学者。分别感叹：“郦亭先生出示秦权考甚精确，可与竹汀论互证，英雄所见略同”，“话旧论文泪满衣，前尘如梦事全非，重编汉上题襟集，送我秋江放棹归。”端方是朝廷重臣，曾赴欧美及日本等多国考察，他一生嗜好金石书画，搜集许多青铜重器和碑碣铭文拓本，他曾奏请朝廷设立藏书馆，为我国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奠基者，他创立的海王村陶氏博物馆，为北京第一家博物馆。虽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使得他们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付诸东流，但英雄是不以成败论的。
这些年，在市场经济的喧嚣闹腾中，人们的审美观似乎没有怎样的前进，甚至越来越浅薄。一个盛汤的缠枝图案的盘子，因为多了个大清什么年制的款，就被抬到了天价。而秦权这样真正的宝贝，却被打入冷摊。我这六个权都是用很便宜的善价在地摊上一个一个淘来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也不知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抑或是我们的文化政策出现了某种需要反思的偏差。如果说，“弃周鼎而宝唐瓠”还只是一种浅薄，那么“弃周鼎而宝垃圾”则只能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了。呜呼！秦权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