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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说出自己的全部履历，只有沉淀于心底的一些“感情片段”。为什么单单记住了它们，几乎没有什么道理。我相信人生不是条平直的线，只是几个凹凸的点，几个对人的性格和命运起重要作用的点。
1944年农历二月十七黎明，在天津鼓楼医院，我被医生用产钳夹着脑袋强拉到这个陌生世界。对此种暴力行为我以沉默表示抗议，医生却非得以看到我啼哭为快，倒提着人家的双脚打人家脊背。刚出世还没犯错误先挨一顿打，我委屈地哇哇大哭，这是外婆讲的故事。
我第一眼看到的世界是颠倒的。
初次认识母亲，我已经五岁了。山东外婆家“一明两暗”的房子，不知为什么我在光着屁溜儿睡午觉。姥姥叫醒我催我穿衣服：“快，你妈妈在叫门呢！妈妈回来了！”我赤脚跳下炕，穿过堂屋，躲进东屋说什么也不肯出来了。姥姥给我穿上衣服把我拉进堂屋，我看见了一位穿着灰军装坐在躺椅上的大肚子孕妇，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姥姥说是我的妹妹。这种对母亲的生疏感似乎跟了我一辈子。
初次看见电灯，是在1950年。六岁半的我，跟随外祖父母去天津投奔我的父母。当旅客们喊“到了”的时候，我从车窗探出头望见一片灯海。从此，天津在我心中成为最明亮的地方。
初次穿上花裙子，对于一个农村小丫来说简直是灰姑娘坐上了金马车。我要上小学了，爸爸给我买来了一件深蓝底子橘红色大花儿的连衣裙，圆圆的领子，两肩有乍翅儿的灯笼袖。
50年代初的人们管连衣裙叫俄语的“布拉吉”，我穿上它高兴地蹦跳着叫喊：“布拉吉！布拉吉！”至于第一次进学堂的情形记不大清楚了，但那布拉吉布料上的小核桃纹儿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8岁时，父母离婚，我住在寄宿学校。有一天我想爸爸了，跑到他工作的学校去看他，不料碰上了他和继母的婚礼。这种事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个人一辈子遇到一次这样的事情也就够了。大约一年后的一个周末，我从寄宿学校回到家，妈妈让我管一个陌生男人叫爸爸。尽管我感激她没有叫我回来参加她的婚礼，但我还是只能叫这个人为“叔叔”。我二十五岁时初为人妇，在“回门”路上，新婚丈夫说我们应该进门叫爸爸妈妈。于是，我第一次叫了继父一声“爸爸”……
1959年8月3日，滂沱大雨，15岁的我扛着行李初次独自走向社会。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欢迎新学员的会场，我看到别人都不戴红领巾，第一次摘下了红领巾，藏在了衣袋里。经历了那场大雨的洗礼，我第一次产生了自己是个大人的感觉。
1962年的冬天，病房窗外树枝上积着白雪。我因胸膜炎住院时，第一次被告知我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在没住院之前，因病情危重，妈妈以为我的小命要完了，把我的生父找来，生父和继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面。暖日照得雪树滴着泪珠，我万念俱灰。但我毕竟只有18岁，窗外的树枝绽满桃花时，我又振作起来了。
1968年的夏天，我跟在一群复员军人后面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望着前面一个高个子的背影，他魁梧的脊背把旧军装撑出一道道横褶。我初次意识到，在陌生人和丈夫之间，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初为人母是在1969年的初冬，我生下了一个白嫩的女儿。产期过后不久，我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处女作独幕喜剧《计划计划》。这两个“第一次”出现在同年，是我人生的辉煌。转年夏天，该剧爆响，久演不衰。从此，我改行成为剧院里的专业编剧。
第一次领到的稿费，只有30元。《计划计划》公演七年以后才有机会发表剧本，“文革”以后刚恢复了稿酬制度。我们夫妻每月只有80多元工资收入，拖着一双儿女处于贫困的低谷。收到邮局汇款单那天，狂风刮黄了天。那所邮局很远，我劝丈夫：“明天风小了再去吧！”他还是冒着飞沙走石骑车去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收到的稿酬次数已经记不清了，再未超过那第一次的喜悦。
初次应邀去北京电影厂写剧本，一住就是几个月。有一次忽感不适去医务室看病，因我穿得寒酸，大夫在登记时问我：“你是来干活的园艺工人吗？”
第一次赴京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是1982年春天，《金鹿儿》为我驮来的荣耀。临出发前，忽然发现因为阴天洗了两天的衣服仍未干，而那件咖啡色加厚针织涤纶西服上衣是我唯一的“逛衣”，其他衣服更加破旧不堪。我只好穿着半干的衣服上了路，后来有个算命先生说我是水命。转年春天，我又进京领了《明姑娘》荣获的全国奖，但它引起的激动就远远不如第一次了。看来我这人永远追求初次印象的新鲜感觉，有此心理素质的人大概能够永远保持一颗童心。
1982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我调到天津作家协会，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原先以为找到了没有写作任务压身的轻松和自由，岂料从此陷入了强迫自己，超过自己的文学马拉松，十几年来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作品。
我仍然不斷追求着“第一次”“第一个”：
《明姑娘》，是全国第一个描写残疾人生活命运的小说和电影。
《东方女性》（1983），是全国第一个正面反映感情危机和“第三者”问题的爱情小说。
《枫林晚》（1984），是全国第一个涉猎老人题材的中篇小说。
连续电视剧《乔迁》（1989），我第一次充当了制片人兼编剧。
电影《启明星》（1992），我和谢晋导演启用了十六名智力残疾儿童演电影，这在世界上尚属首例。
…………
今年春天的一个明媚的中午，有人按门铃。开门一看，是女儿的大学同学。她在利顺德大饭店工作，手里提着漂亮的蛋糕盒，是女儿从上海打长途请她帮忙订了送来。我在惊喜之余这才记起来，这是我步入知天命之年的第一天！
新的起点开始了，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无数个“第一次”在前方招手呢！◎
1944年农历二月十七黎明，在天津鼓楼医院，我被医生用产钳夹着脑袋强拉到这个陌生世界。对此种暴力行为我以沉默表示抗议，医生却非得以看到我啼哭为快，倒提着人家的双脚打人家脊背。刚出世还没犯错误先挨一顿打，我委屈地哇哇大哭，这是外婆讲的故事。
我第一眼看到的世界是颠倒的。
初次认识母亲，我已经五岁了。山东外婆家“一明两暗”的房子，不知为什么我在光着屁溜儿睡午觉。姥姥叫醒我催我穿衣服：“快，你妈妈在叫门呢！妈妈回来了！”我赤脚跳下炕，穿过堂屋，躲进东屋说什么也不肯出来了。姥姥给我穿上衣服把我拉进堂屋，我看见了一位穿着灰军装坐在躺椅上的大肚子孕妇，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姥姥说是我的妹妹。这种对母亲的生疏感似乎跟了我一辈子。
初次看见电灯，是在1950年。六岁半的我，跟随外祖父母去天津投奔我的父母。当旅客们喊“到了”的时候，我从车窗探出头望见一片灯海。从此，天津在我心中成为最明亮的地方。
初次穿上花裙子，对于一个农村小丫来说简直是灰姑娘坐上了金马车。我要上小学了，爸爸给我买来了一件深蓝底子橘红色大花儿的连衣裙，圆圆的领子，两肩有乍翅儿的灯笼袖。
50年代初的人们管连衣裙叫俄语的“布拉吉”，我穿上它高兴地蹦跳着叫喊：“布拉吉！布拉吉！”至于第一次进学堂的情形记不大清楚了，但那布拉吉布料上的小核桃纹儿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8岁时，父母离婚，我住在寄宿学校。有一天我想爸爸了，跑到他工作的学校去看他，不料碰上了他和继母的婚礼。这种事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个人一辈子遇到一次这样的事情也就够了。大约一年后的一个周末，我从寄宿学校回到家，妈妈让我管一个陌生男人叫爸爸。尽管我感激她没有叫我回来参加她的婚礼，但我还是只能叫这个人为“叔叔”。我二十五岁时初为人妇，在“回门”路上，新婚丈夫说我们应该进门叫爸爸妈妈。于是，我第一次叫了继父一声“爸爸”……
1959年8月3日，滂沱大雨，15岁的我扛着行李初次独自走向社会。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欢迎新学员的会场，我看到别人都不戴红领巾，第一次摘下了红领巾，藏在了衣袋里。经历了那场大雨的洗礼，我第一次产生了自己是个大人的感觉。
1962年的冬天，病房窗外树枝上积着白雪。我因胸膜炎住院时，第一次被告知我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在没住院之前，因病情危重，妈妈以为我的小命要完了，把我的生父找来，生父和继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面。暖日照得雪树滴着泪珠，我万念俱灰。但我毕竟只有18岁，窗外的树枝绽满桃花时，我又振作起来了。
1968年的夏天，我跟在一群复员军人后面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望着前面一个高个子的背影，他魁梧的脊背把旧军装撑出一道道横褶。我初次意识到，在陌生人和丈夫之间，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初为人母是在1969年的初冬，我生下了一个白嫩的女儿。产期过后不久，我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处女作独幕喜剧《计划计划》。这两个“第一次”出现在同年，是我人生的辉煌。转年夏天，该剧爆响，久演不衰。从此，我改行成为剧院里的专业编剧。
第一次领到的稿费，只有30元。《计划计划》公演七年以后才有机会发表剧本，“文革”以后刚恢复了稿酬制度。我们夫妻每月只有80多元工资收入，拖着一双儿女处于贫困的低谷。收到邮局汇款单那天，狂风刮黄了天。那所邮局很远，我劝丈夫：“明天风小了再去吧！”他还是冒着飞沙走石骑车去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收到的稿酬次数已经记不清了，再未超过那第一次的喜悦。
初次应邀去北京电影厂写剧本，一住就是几个月。有一次忽感不适去医务室看病，因我穿得寒酸，大夫在登记时问我：“你是来干活的园艺工人吗？”
第一次赴京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是1982年春天，《金鹿儿》为我驮来的荣耀。临出发前，忽然发现因为阴天洗了两天的衣服仍未干，而那件咖啡色加厚针织涤纶西服上衣是我唯一的“逛衣”，其他衣服更加破旧不堪。我只好穿着半干的衣服上了路，后来有个算命先生说我是水命。转年春天，我又进京领了《明姑娘》荣获的全国奖，但它引起的激动就远远不如第一次了。看来我这人永远追求初次印象的新鲜感觉，有此心理素质的人大概能够永远保持一颗童心。
1982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我调到天津作家协会，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原先以为找到了没有写作任务压身的轻松和自由，岂料从此陷入了强迫自己，超过自己的文学马拉松，十几年来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作品。
我仍然不斷追求着“第一次”“第一个”：
《明姑娘》，是全国第一个描写残疾人生活命运的小说和电影。
《东方女性》（1983），是全国第一个正面反映感情危机和“第三者”问题的爱情小说。
《枫林晚》（1984），是全国第一个涉猎老人题材的中篇小说。
连续电视剧《乔迁》（1989），我第一次充当了制片人兼编剧。
电影《启明星》（1992），我和谢晋导演启用了十六名智力残疾儿童演电影，这在世界上尚属首例。
…………
今年春天的一个明媚的中午，有人按门铃。开门一看，是女儿的大学同学。她在利顺德大饭店工作，手里提着漂亮的蛋糕盒，是女儿从上海打长途请她帮忙订了送来。我在惊喜之余这才记起来，这是我步入知天命之年的第一天！
新的起点开始了，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无数个“第一次”在前方招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