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称“慈善事业”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十八大报告又强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发展慈善事业”，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已经把慈善事业摆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位置，是一项长期稳定的事业。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将慈善称为事业的精神实质，提高对慈善事业的认识，推进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各种配套建设，努力发展好慈善事业。
　　按照经济学理论，社会分配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即根据能力大小决定收入多少；第二层次是以公平为原则的分配，即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第三层次是以道德为动力的分配，即有些人自愿把钱物捐赠给需要救助的一些人，也就是慈善事业。慈善事业是从慈爱和善意的道德层面出发，通过实际的自愿捐赠等行为和举动，对社会的物质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慈善事业也可以说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现。
　　我们赞美慈善，因为它是人类灵魂的呼唤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慈善思想也源远流长。先秦诸子与随后的各家都对慈善有过精辟的阐述。儒家讲“仁爱”，释家讲“慈悲”，道家讲“积德”，墨家讲“兼爱”，都蕴含着济世救人、福利为民的人道理念和道德准则。
　　儒家的慈善思想来自儒学的“仁爱”价值观，包括“民本”、“大同”、“义利”等思想观念。民本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为邦本的思想，反映到社会慈善观方面，就是主张君主要“惠民”，实施仁政。大同思想主张财富均分，反对贫富悬殊。“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财富分配平均，人人才会和睦相处。义利观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真君子往往能在道德与利益之间做出选择，进而超越眼前利益而成为道德的典范。受此熏陶，古代一些儒者都重义轻利，不言名利，孜孜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
　　佛教传入我国后，形成了以善恶观、慈悲观为主要内容的佛教伦理思想，其劝善理论特别丰富。佛家行善的方法也有其特别的论述，诸如“修福田”、“布施”等。所谓福田，指行善有如农民播种于田，必有秋收之获，即劝导世人多行善举，多积功德，必将受报于后。所谓布施，又分财布施，施舍财物，济人贫匮之苦；法布施，讲授正法，破迷开悟；无畏布施，帮助他人免除畏惧，使之身心安乐等三种。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核心。“慈”含有纯粹的友爱之情，“悲”为哀怜、同情之意。对于奉佛信众，欲成圣佛，必须胸怀慈悲，以慈爱之心给人幸福，以怜悯之心去人痛苦。广行善举，为一切众生造福田。
　　道家文化，诸如“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惡，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成为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唐代孙思邈提出：医家须具备“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还应当“志存救济”，有慈济救人的普爱之心。这种悬壶济世的慈爱思想对后世设立惠民药局、医治所等慈善救济机构颇有启发，使民间善士施医给药的善举频频可见。
　　在近代慈善界，大多数慈善家仍把思想基石建立在中国传统“大同”“平均”等观念之上，在表达他们慈善思想时仍使用这些传统的词语。但借鉴和融入了西方社会的若干理念，普遍认同西方的社会福利思想和制度，并要求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制度和经验。现代中国的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其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慈善思想。
　　我们传颂慈善，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赞歌
　　翻阅我国历史，许多慈善活动都是在官方的主导下进行的，为此，政府还特别制定了慈善制度和设置了许多慈善机构。例如：隋唐时期的仓廪制度，两宋时期的福田院和居养院、安济坊和惠民药局，明清时期的养济院和普济堂，近代的育婴堂和粥厂。
　　灾荒赈济：仓廪制度是备荒救灾的根基和保障。古代历朝在救灾减害方面，有平籴制度（官府将丰年与灾年各分成大、中、小三等，丰年由官府买入粮食，灾年则由官府卖出粮食）和通籴制度。重视仓储机构的建立，大规模兴建“常平仓”，以备灾荒赈恤之用，每遇灾荒之年或开仓调粟或赈灾恤患或减赋免役。地方官府和民间人士也采取相应的慈善救济方式以解困危。制度完备从粮食入库、储藏、管理到赈灾都有规则可循。在义仓大幅度发展的同时，常平仓也没有完全废止，在粮食歉收之年仍平粜给百姓。
　　施医给药：两汉时期，医疗救济事业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官方和民间的医疗救济慈善行为已经常见诸于史册，施医给药救治者甚众。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专门收容贫病者的慈善机构——六疾馆，类似的慈善机构比较普遍地建立起来。魏晋时期不少僧徒研习医学，而且医术高明，并藉医术在民间广为宣教。当时民间患病者往往有赖佛寺的医疗救助，而且医治痊愈的也很多。在瘟疫流行时，佛教徒往往走出寺门，到疫区进行救治。僧徒还兴设“药藏”以供应所需之药品，行悲悯之心，并不向病人收取诊费和药费。两宋、明清政府还设立一些恤病慈善机构，主要是惠民药局。
　　恤老慈幼：在恤老方面，官府制定了法律上和礼仪上的若干规定，对无依无靠、无家可归者进行安抚，组织和举行一些尊老敬老的礼仪和慈善活动。在慈幼方面，主要是在灾荒期间由官府出资为饥民赎子。民间慈善事业发达的另一标志就是一些官绅出私资，购置田产，设义庄赈济和安抚贫穷不能自给的族人。义庄主要是适当供给一些日常生活及婚丧喜庆所需之物。义庄一般还设义学、义塾资助本族贫寒弟子入塾习业，对学习优秀和获得功名者给予奖励。义庄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了慈善救济的社会功能，是民间慈善活动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历朝育婴慈善机构的设立，对慈善育婴事业产生了影响和推动。如慈幼局、慈幼庄、济婴堂等。
　　劝善修德：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崇尚道德，并把道德作为治世之道和衡量一个人文明素质高低的首要因素。在我国传统道德中人民普遍认为德莫大于仁，莫大于善。究其理论根源乃是儒家的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实际上成了传统社会中慈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慈善意义上的恤老慈幼、扶贫帮困亦成了中国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佛教也倡导慈善，其慈善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论，有着浓厚的“修福”观念。佛教徒在所进行的活动中，广劝人们修善积德，讲述佛教的因果报应，宣传做善事的种种好处，劝导世俗大众多做慈善事业。 　　我们献身慈善，因为它是华夏文明的奉献
　　如今，慈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慈善意识得到普及，慈善事业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民间慈善事业得到极大的重视，中华民族的优秀傳统美德得以回归。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创立后，民间慈善机构（包括省级和地方性慈善机构）纷纷建立，慈善活动也频频开展起来，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随着社会慈善意识的提升和募集方式的不断创新与完善，为救助社会困难群众、全面开展慈善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围绕民生问题，以改善广大困难群众困境为基础，以提升困难群众自助能力为核心，开展了紧急救援、扶贫济困、安老助孤、助医扶残、支教助学、公益援助等八大方面六十多个慈善项目，与团体会员共同搭建了遍布全国、规模巨大的慈善项目援助体系，惠及困难群众数百万人次，充分发挥了慈善事业对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
　　如果说中华慈善总会构筑了爱心奉献的“海洋”，那么我们台州慈善总会则是一股涓涓细流，奔腾不息汇入大海。2009年，台州市人代会决定将每年的5月15日设立为“慈善公益日”，使台州市成为浙江省第一个以法定形式设立慈善公益日的城市。成功组织实施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慈善项目和活动，切实让困难群众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社会关爱，较好地履行了党和政府构建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职能。近五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克服各种困难，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大力弘扬慈善文化，积极推进慈善募捐和救助项目创新，努力加强社会公信力建设，保持了慈善事业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市慈善总会共募集慈善款物10.76亿元，拨出救助款物7.5亿元，救助困难群众40.07万人次；其中市总会募集款物7765.89万元，拨出救助款物5545.94万元，救助困难群众8.73万人次。先后被中华慈善总会授予中华慈善先进机构奖、中华慈善突出贡献项目奖，被浙江省政府授予浙江慈善奖（项目奖），被台州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市慈善工作先进集体。几年来，全市慈善总会在“5·15台州慈善公益日”期间共募集慈善捐款1.55亿元。围绕“六助一赈”、公益事业及“十大救助工程”，对社会弱势群体嘘寒问暖，雪中送炭。助学：重点关注贫困学子，及时推出诸如“圆梦”助学工程；“新篁”工程；“新星”工程等资助活动，呵护他们的成长。助医：是慈善救助的重中之重，急群众之急，想群众所想，积极协助政府排忧解难。诸如备受瞩目的“尿毒症患者”救助工程；“癌症病人”救助工程；“明眸”工程等活动，获得全社会的赞誉。助老：每年重阳节、春节期间，为各敬老院老人们开展“慈善嘉年华”系列活动，对敬老院实施“春暖家园”活动。助困：每年春节期间，对全区的困难群众和职工进行慰问，还开展了“慈善救助卡”、“爱心彩电·欢乐奥运”活动。助孤助残。自2010年开始，实施“精神病患者”救助工程，连续三年救助贫困家庭的精神病患者。开展针对孤残儿童的送温暖活动。公益事业：开展公益事业慈善资助项目，包括筹建敬老院、幼儿园、文化站、乡村卫生院、道路桥梁修建、水利项目修造等等。专项赈灾：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支援灾区人民，得到了广大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热烈响应，其中包括：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四川芦山地震的赈灾款和物资。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吹响了全面推进慈善事业的号角，慈善事业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