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母亲84岁，患有心脏瓣膜硬化和心脏瓣膜返流两种严重疾病。我驱车将母亲送往布里格姆女子医院，该院在为高龄患者置换心脏瓣膜方面技术领先。医生告诉她，如果手术成功，她能活到90岁；否则，两年内死亡率达50%。母亲仔细权衡了术后中风和痴呆的风险，然后说不做。
　　我打电话给母亲：“您拿定主意了吗？医生说，您可以活到90岁。”
　　她说：“我不想活到90岁。”
　　那天，我没再逼迫母亲延长生命，哪怕顶着医生的异样眼光也坚定地表示，母亲的治疗宜少不宜多。
　　眼下这个时代，先进的医疗技术让人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能够完美地控制和延迟死亡。通常，将逝者不会留下“临终遗言”，因为他们的嘴被众多管子塞住了，思想被维持生命余光的药物禁锢了。
　　人们对逝者遗体的看法也因此改变。日本佛教徒、殡仪业从业者青木新门在回忆录《纳棺夫日记》中写道：“1965年我刚开始清洗、装殓遗体时，多数人都是死在家里的，遗体看上去就像干瘪的躯壳，好似蜕变成蝉之前的茧。然而，伴随经济的进步，我们再也看不到像枯树一样的遗体了，遗体离开医院时都是浮肿的，双臂上尽是输液留下的针孔，有的遗体上甚至还悬着导尿管和插管，简直惨不忍睹。他们的死毫无自然之处，不像秋天干枯的树叶，应时从树上飘落。医疗设备使我们无暇思考死亡。”
　　那年8月，母亲心脏病发作。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她说：“我想让你把我的缝纫机送给一个会缝纫的波尔尼亚女人。它是内尔尼纳牌的，以后再也不会生产这种东西了，是全金属的，没有塑料配件。我已经作好死的准备。”
　　母亲已病入膏肓，她请临终护士帮她剪掉银色长发，把强心剂放在舌下，再喷上吗啡，以减轻剧烈的心脏疼痛。她拿出日本砚台和毛笔，最后一次将一个圆圈一挥而就———日本人称之为禅圆———还在下面写上“用于我的追悼會”。
　　当晚，她自己摘掉银耳环，对护士说：“我想去掉身上所有垃圾。”次日清晨，母亲安静地离去了。
　　母亲完成了自己的“善终”计划，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离开，而不是按照别人指定的方式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