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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鲁迅在其有关儿童的文学创作、儿童文学翻译、儿童文学评论等儿童文学实践活动中对儿童问题做了许多论述，现当代的学者们关注到了鲁迅的儿童观，并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目前研究者们对鲁迅的儿童观主要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姜彩燕指出：鲁迅是“儿童本位”论的支持者，他对儿童問题的思考与其“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紧密结合，其儿童观主要以“为人生、重教育性”为特征。朱自强指出了鲁迅对儿童的思考涉及了一些现代性的问题，体现了鲁迅深刻的人生哲学;李玮则于《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中强调了鲁迅的儿童观与其进化观紧密结合，鲁迅远非发现了儿童，而是强调其对传统文化和秩序的反抗。笔者认为：鲁迅对儿童问题有着辩证的思考，他从本质上和整体上认识了儿童，把儿童的特殊性和社会历史性联系在一起，在其儿童文学实践中强调了要以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为前提，完成对他们社会属性的教育。鲁迅的儿童观兼具理想色彩和现实精神，而在偏重娱乐性和功利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层出不穷的当下，重新温习鲁迅的儿童观无疑能为当代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正面引导，起到纠偏作用。
一、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
五四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封建思想受到现代化思想的冲击和挑战，在中国存在已久的“以长者为尊，忽视幼者”的社会现象被许多有识之士反思和批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于1919年在中国访学宣讲的“儿童中心主义”也给了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界新的启示。具有怀疑精神，敢于质疑和发问的鲁迅这时候也发表了许多自己对儿童问题的看法，为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做了不少贡献，从鲁迅的部分杂文、散文、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他对儿童自然属性的理解和尊重。
1919年鲁迅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就指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鲁迅批驳了把儿童作为“缩小的成人”的思想，从理论上肯定了儿童的特殊性，由此提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要从爱的天性出发，使子女“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地解放” 。如果不是站在儿童的立场，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的人，是不会也不能做出这些论述的。鲁迅在其晚年发表的杂文《看图识字》里仍在强调儿童具有特殊的心理特征，批评了当时在中国发行的内容和形式十分粗劣的儿童刊物，指出当时的中国还十分缺少接近儿童心灵，启迪儿童成长的图书。他于这篇杂文的开头就提出，儿童会“想到月亮怎么会跟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指明了儿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世间万物的好奇心，也讲到了成人接近并理解孩子思想的难度，把儿童置于一个“可敬服”的位置上，努力设身处地为儿童着想。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发自内心地认同儿童的特殊性，对儿童的自然属性十分尊重，也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重视儿童，了解并配合儿童的天性对儿童进行适当的教育，而不是把儿童看作蠢材随意忽视甚至愚弄。
鲁迅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里的许多篇目中都表达了自己对儿童自然属性的尊重和对束缚和扭曲儿童天性的行为的反感。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指出儿童的乐趣在于对大自然的探索，对人和事天然的好奇心，而不在于书本上了无生气的死文字，并对孩子的游戏心理表示了理解与支持。而在《五猖会》一文中鲁迅又塑造了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的形象，这位父亲仿佛“看不惯”孩子爱玩的天性，在小孩子正应当快乐玩耍的年纪硬要教小孩子修习克制与忍耐这种成人社会的道理，从鲁迅后文表达的对于父亲的不理解，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形象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不能从情理上认同和理解这位父亲对孩子游戏天性的不合理束缚。鲁迅不仅看到了儿童的游戏天性需要得到尊重，还指出儿童需要以兴趣启发和适当引导为特点的教育，而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以规训和奴化为特点的教育对儿童是有害的。他于《〈二十四孝图〉》中表达了自己对于“郭巨埋儿”“老莱娱亲”这一类故事的不解和反感，指出《二十四孝图》只是在宣传畸形的道德，表明自己坚决抵制给儿童看《二十四孝图》这样有悖于自然人性的封建糟粕的立场。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则写了尊重儿童自然属性的正面例子，他写到自己幼时对教他诸多麻烦礼节的保姆长妈妈有过诸多不耐烦，也在一系列事件后对她基本不抱有任何敬意。但是，长妈妈竟留心给少年鲁迅买到了他极珍爱和稀罕的《山海经》，少年鲁迅因自己的愿望被满足、自己的喜好被尊重而感到喜悦，由此对长妈妈生出了新的敬意，多年之后仍带着感恩的心情去怀念她。长大成人并没有让鲁迅失去对孩子的同理心，因此他没有像一般的大人那样不把小孩当回事，他懂得尊重孩子的心理感受，以“立人”之心观照儿童。
鲁迅1921年发表的小说《故乡》和1922年发表的小说《社戏》中都有许多对儿童的描写，这些描写充分展现了鲁迅对少年儿童心理的理解，对儿童自然天性的珍重以及对这种天性受到成人社会压制的痛惜。小说《故乡》刻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经典的儿童形象—少年闰土，少年闰土和迅哥儿有着超越阶级的友谊，他和迅哥儿分享雪地捕鸟、月夜刺猹、海边捡拾贝壳的经历，带给迅哥儿很多单纯的快乐，可以说，少年闰土是鲁迅童年回忆里真正的亮色。然而鲁迅在成年后返乡见到的中年闰土却已然是被成人社会压垮以后的样子，身体和精神双重萎缩的中年闰土的一声“老爷”让鲁迅结实地打了个寒噤，使鲁迅心中充满了难言的悲哀，而自己的侄子宏儿和闰土孩子水生的友谊又给了鲁迅新的希望。这无不说明鲁迅发自内心地珍视儿童未经成人社会规训的童心，并殷切希望儿童天真美好的自然属性可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不至于被社会伤害和扭曲。小说《社戏》里则有对儿童心理的真实且到位的刻画，《社戏》里写到十一二岁的鲁迅把临河的平桥村当成自己的“乐土”，只因为那里有许多好玩的事物，且在那里可以不必背诵对于孩子来说晦涩难懂的诗文。文中还写到少年鲁迅因为一开始错失看社戏的机会非常失落，急得要哭却也没办法，就连平时爱玩的项目也不能让他提起兴致，而后来当他又得以和十几个伙伴坐船去看社戏之后，他就一下子丢掉了先前所有的烦恼，快活了起来，凡是还对自己的童年时代有记忆的人大抵都能对少年鲁迅的这种心情变化产生共鸣。鲁迅以其自身的童年经验出发，指出儿童有特殊的心理需求，游戏尽管在一些大人看来是“不务正业”“耽误时间”，但对于孩子来说，却是必要的，家庭和社会对儿童自然天性的过分压制是不对的，儿童的自然属性需要被尊重和保护。 总而言之，鲁迅的儿童观一开始就包括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以及给儿童自由成长的空间的内容。在鲁迅的眼中，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新生力量的代名词，更不是一个只能起到批判封建思想文化作用的符号，鲁迅眼中的儿童是有血有肉的，其思想和体魄都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需要教育和引导，然而这教育和引導须以了解并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为前提。
二、强调儿童的社会属性
虽然鲁迅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他从未称自己为“儿童文学家”。因为一来他自觉自己没有系统研究过儿童文学，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很有限，算不上儿童文学方面的专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对儿童问题的思考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儿童文学这一方小天地里，他还看到了儿童的社会属性，将儿童和更广阔真实的现实世界联系在了一起。纵观鲁迅的儿童文学实践，他在创作杂文、小说，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以及推荐当时中国的一些新的儿童文学作品时都表明了自己对儿童社会属性的看重。
鲁迅的一篇谈到儿童问题的著名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被很多学者分析，其分析多强调了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出来的“儿童本位”意识，实际上鲁迅于这篇文章中不只谈到了对儿童权利和地位的肯定的重要性，也谈到了对儿童的教育、引导，让其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必要性。鲁迅指出长者在理解孩子之后，还应负起指导和解放孩子的责任，让孩子超越父辈，养成有“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成为独立的人。鲁迅直接表明了他不把儿童看成与世隔绝的温室里的花朵，而是将其正式看作人类社会的一员，看作承担着国家与民族未来重担的新生力量。鲁迅于1933年发表的杂文《上海的少女》与《上海的儿童》都有谈到他对中国的儿童缺乏健康的教育，失了朝气，俨然成了旧时代的旧人的翻版的忧患。鲁迅之所以对这些还未有能力做出任何事业的上海儿童报以忧患的目光，就是因为他对这些儿童抱有深切的希望，认为“童年的情形，就是将来的命运”。鲁迅一贯将儿童问题和民族问题结合起来看，其于1934年发表的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谈到自己的看法，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的相片气质不同，中国孩子总是少了些朝气与顽皮，多了些不属于这个年纪的驯良和拘谨，希望中国儿童再“洋气”些、进步些。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鲁迅并没有把儿童置于纯净的乌托邦中，而是将儿童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直接联系在了一起，指出儿童具有社会属性，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不改良社会，单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是无效的。
鲁迅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儿童形象，这些被刻画出来的儿童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的产物，他们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参与了也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鲁迅在其成名作《狂人日记》中写到了受封建“吃人”思想毒害的小孩子们，指出这些小孩子已经在他们“娘老子”的教育下萌发了“吃人”的念头，怀抱着不少于其他吃人的成人的恶意，“脸色铁青”，“恶狠狠”地看人，全无一点幼童的天真和可爱;其于1925年发表的小说《长明灯》描写的孩子们则是以帮凶和看客的身份出现，对于想熄灭代表封建愚昧的长明灯的人感到不以为然，甚至不用大人指使就自发表达对主人公的恶意，把主人公当成靶子攻击，末了又当成笑料随口编排成一首歌哼唱;于小说《孤独者》中描述了一个还不是很能走路的小孩就拿着一片芦叶对抱有理想主义的主人公喝到“杀！”似乎已经在伤害他人、鄙陋猥琐方面“自学成才”。鲁迅怀抱有启蒙的理想，却不是一个在象牙塔里闭户读书、脱离现实的幻想者，所以他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到了儿童的社会属性，洞悉了儿童容易受成人社会影响的一面，将儿童问题同社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再观“人之萌芽”：论鲁迅儿童观的深刻性》（作者：谈凤霞）一文论述的那样：“他所提倡的‘救救孩子’不仅着意于个体意义上的立人，还放眼于社会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鲁迅出于对儿童社会属性的看重，还译介了许多将儿童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他最先用中文翻译了英国作家王尔德创作的童话《快乐王子》，并将其收录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里。《快乐王子》不避讳描写社会中穷苦人的挣扎，直接描写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艰难生活，在描写恶的同时也突出了善，小王子与小燕子的善良和牺牲精神给故事增加了希望的亮色。鲁迅还于1926年翻译了《小约翰》这部“成人的童话”，书中探讨了很多关于人生的“大问题”，如人的价值、理想、责任等，将儿童与广阔的自然和社会联系在了一起。鲁迅在左联时期的思想更为激进，翻译了《小彼得》和《表》这样直面现实和人生、富有现实精神和战斗精神的童话作品。《小彼得》的主人公听煤、火柴盒子、水瓶、毯子叙述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好”且“不对”的事情，接受了铁壶和破雪草的点拨，知道了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平等，很多穷人被压迫，而只有通过战斗改变不合理的制度才能阻止“人类把人类送进地狱”。《表》讲了一位小小年纪就沾染偷窃陋习的儿童经过集体教育改邪归正的故事，有很强的教育性，也给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提供了选材、叙述技巧等方面的启示。除了翻译这些具有现实精神和教育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品，鲁迅对国内表现了儿童与社会现实联系的作品也十分推崇，他曾经高度评价过叶圣陶创作的《稻草人》，赞赏这部童话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认为它“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的儿童观中重视儿童社会属性的一面在其对外国童话的欣赏品位和对本国童话的选择性推荐中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总的来说，鲁迅在思考儿童问题时从来没有将儿童同成人社会割裂开来，单单思考儿童个体的成长发展，而是把儿童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去观察，用思考所有其他重大社会问题一样的严肃态度去思考儿童问题。在鲁迅看来，儿童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不是“缩小的成人”，但是却是和成人联系紧密、极易受成人影响的人。承认儿童的特殊性，从思想认识层面重视了儿童以后，社会不改变，儿童得不到适宜的教育和引导，就不能保持美好的天性，无法走出上一代的阴影，更没有能力建设开阔光明的社会。
三、洞察儿童问题的复杂性 鲁迅自身的思想就有复杂性和深刻性，《鲁迅，为何成为中国现代儿童观的经典中心》（作者：徐妍，孙巧巧）一文也提到：“如果说生物进化论构成了鲁迅主体哲学思想的现代性部分，那么历史循环论则构成了鲁迅主体哲学思想的反现代性部分。”鲁迅有对生物进化论的信心，相信新生力量，但同时他又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中认识到了先进理论会受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力量强大的旧势力阻挠，难以推进，所以不免产生怀疑和失望的情绪。而鲁迅卓越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补充自己的思想，从历史循环论的怪圈里跳出来，以更广阔的社会批判视野去认识事物。鲁迅就以这样的辩证思考洞察了儿童问题的复杂性，认识到儿童作为“人之初”代表了新的希望，希望的能量自然是巨大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儿童目前没有能力独立发展自己力量的事实。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儿童不会因为其特殊性就能生活在不受污染的真空里，儿童同样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的同时不能不强调儿童具有社会属性。
鲁迅对儿童问题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使其儿童观具有深刻性，按照《再观“人之萌芽”：论鲁迅儿童观的深刻性》（作者：谈凤霞）一文对鲁迅儿童观的定义，鲁迅的儿童观是“兼具本质论和建构论性質的现代儿童观”。鲁迅强调要以尊重孩子的自然属性为前提，完成对孩子社会属性的教育，其儿童观以“立儿童”作为思考起点，最终指向“树新人”的社会目的，而完成这一目的的根本方法在于改良社会。在鲁迅看来，社会不改变不进步，儿童便没有发展自己美好自然天性的机会，对儿童的忽视、压抑甚至戕害也不会终止。鲁迅从儿童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中认识儿童，明白空谈对儿童的启蒙无法把儿童从“吃人的社会”中彻底解救出来，“救救孩子”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鲁迅在其诸多论述到儿童问题的作品中有提到他对家庭社会的一些期待，如：父母要有利他精神，要给孩子无私的爱;父亲要对家庭负起责任，不是一味地强调母亲的让步与付出;中国的社会要给儿童进步的教育，注重培养儿童开拓进取、勇猛前进的精神;中国社会在玩具制造、童话书编写和引进方面还很需要专业的人才;等等。这些期待在现在看来也是贴近现代文明的，很能给当代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提供一些启示，这正反映了鲁迅对儿童问题的深刻洞见的高度思想和文化价值。
四、结语
鲁迅在思考儿童问题的时候很明显地受到了“儿童中心主义”和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却没有照搬原理，站在理论高处去分析问题，结合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和对儿童生存现状的洞见，从实际出发，从各个小处努力，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颇具启迪作用和现实精神的儿童观。正是这样的儿童观能揭露和讽刺成人社会对儿童的种种“瞒与骗”，能表达和传递有责任心的成人对儿童发自内心的“爱与诚”，对“立儿童”和“树新人”都能起到切实的作用，也正是这样的儿童观能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指出既不滑入轻浮的陷阱又不会偏向刻板教育的发展道路，促进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
一、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
五四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封建思想受到现代化思想的冲击和挑战，在中国存在已久的“以长者为尊，忽视幼者”的社会现象被许多有识之士反思和批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于1919年在中国访学宣讲的“儿童中心主义”也给了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界新的启示。具有怀疑精神，敢于质疑和发问的鲁迅这时候也发表了许多自己对儿童问题的看法，为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做了不少贡献，从鲁迅的部分杂文、散文、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他对儿童自然属性的理解和尊重。
1919年鲁迅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就指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鲁迅批驳了把儿童作为“缩小的成人”的思想，从理论上肯定了儿童的特殊性，由此提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要从爱的天性出发，使子女“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地解放” 。如果不是站在儿童的立场，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的人，是不会也不能做出这些论述的。鲁迅在其晚年发表的杂文《看图识字》里仍在强调儿童具有特殊的心理特征，批评了当时在中国发行的内容和形式十分粗劣的儿童刊物，指出当时的中国还十分缺少接近儿童心灵，启迪儿童成长的图书。他于这篇杂文的开头就提出，儿童会“想到月亮怎么会跟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指明了儿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世间万物的好奇心，也讲到了成人接近并理解孩子思想的难度，把儿童置于一个“可敬服”的位置上，努力设身处地为儿童着想。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发自内心地认同儿童的特殊性，对儿童的自然属性十分尊重，也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重视儿童，了解并配合儿童的天性对儿童进行适当的教育，而不是把儿童看作蠢材随意忽视甚至愚弄。
鲁迅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里的许多篇目中都表达了自己对儿童自然属性的尊重和对束缚和扭曲儿童天性的行为的反感。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指出儿童的乐趣在于对大自然的探索，对人和事天然的好奇心，而不在于书本上了无生气的死文字，并对孩子的游戏心理表示了理解与支持。而在《五猖会》一文中鲁迅又塑造了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的形象，这位父亲仿佛“看不惯”孩子爱玩的天性，在小孩子正应当快乐玩耍的年纪硬要教小孩子修习克制与忍耐这种成人社会的道理，从鲁迅后文表达的对于父亲的不理解，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形象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不能从情理上认同和理解这位父亲对孩子游戏天性的不合理束缚。鲁迅不仅看到了儿童的游戏天性需要得到尊重，还指出儿童需要以兴趣启发和适当引导为特点的教育，而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以规训和奴化为特点的教育对儿童是有害的。他于《〈二十四孝图〉》中表达了自己对于“郭巨埋儿”“老莱娱亲”这一类故事的不解和反感，指出《二十四孝图》只是在宣传畸形的道德，表明自己坚决抵制给儿童看《二十四孝图》这样有悖于自然人性的封建糟粕的立场。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则写了尊重儿童自然属性的正面例子，他写到自己幼时对教他诸多麻烦礼节的保姆长妈妈有过诸多不耐烦，也在一系列事件后对她基本不抱有任何敬意。但是，长妈妈竟留心给少年鲁迅买到了他极珍爱和稀罕的《山海经》，少年鲁迅因自己的愿望被满足、自己的喜好被尊重而感到喜悦，由此对长妈妈生出了新的敬意，多年之后仍带着感恩的心情去怀念她。长大成人并没有让鲁迅失去对孩子的同理心，因此他没有像一般的大人那样不把小孩当回事，他懂得尊重孩子的心理感受，以“立人”之心观照儿童。
鲁迅1921年发表的小说《故乡》和1922年发表的小说《社戏》中都有许多对儿童的描写，这些描写充分展现了鲁迅对少年儿童心理的理解，对儿童自然天性的珍重以及对这种天性受到成人社会压制的痛惜。小说《故乡》刻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经典的儿童形象—少年闰土，少年闰土和迅哥儿有着超越阶级的友谊，他和迅哥儿分享雪地捕鸟、月夜刺猹、海边捡拾贝壳的经历，带给迅哥儿很多单纯的快乐，可以说，少年闰土是鲁迅童年回忆里真正的亮色。然而鲁迅在成年后返乡见到的中年闰土却已然是被成人社会压垮以后的样子，身体和精神双重萎缩的中年闰土的一声“老爷”让鲁迅结实地打了个寒噤，使鲁迅心中充满了难言的悲哀，而自己的侄子宏儿和闰土孩子水生的友谊又给了鲁迅新的希望。这无不说明鲁迅发自内心地珍视儿童未经成人社会规训的童心，并殷切希望儿童天真美好的自然属性可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不至于被社会伤害和扭曲。小说《社戏》里则有对儿童心理的真实且到位的刻画，《社戏》里写到十一二岁的鲁迅把临河的平桥村当成自己的“乐土”，只因为那里有许多好玩的事物，且在那里可以不必背诵对于孩子来说晦涩难懂的诗文。文中还写到少年鲁迅因为一开始错失看社戏的机会非常失落，急得要哭却也没办法，就连平时爱玩的项目也不能让他提起兴致，而后来当他又得以和十几个伙伴坐船去看社戏之后，他就一下子丢掉了先前所有的烦恼，快活了起来，凡是还对自己的童年时代有记忆的人大抵都能对少年鲁迅的这种心情变化产生共鸣。鲁迅以其自身的童年经验出发，指出儿童有特殊的心理需求，游戏尽管在一些大人看来是“不务正业”“耽误时间”，但对于孩子来说，却是必要的，家庭和社会对儿童自然天性的过分压制是不对的，儿童的自然属性需要被尊重和保护。 总而言之，鲁迅的儿童观一开始就包括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以及给儿童自由成长的空间的内容。在鲁迅的眼中，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新生力量的代名词，更不是一个只能起到批判封建思想文化作用的符号，鲁迅眼中的儿童是有血有肉的，其思想和体魄都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需要教育和引导，然而这教育和引導须以了解并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为前提。
二、强调儿童的社会属性
虽然鲁迅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他从未称自己为“儿童文学家”。因为一来他自觉自己没有系统研究过儿童文学，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很有限，算不上儿童文学方面的专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对儿童问题的思考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儿童文学这一方小天地里，他还看到了儿童的社会属性，将儿童和更广阔真实的现实世界联系在了一起。纵观鲁迅的儿童文学实践，他在创作杂文、小说，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以及推荐当时中国的一些新的儿童文学作品时都表明了自己对儿童社会属性的看重。
鲁迅的一篇谈到儿童问题的著名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被很多学者分析，其分析多强调了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出来的“儿童本位”意识，实际上鲁迅于这篇文章中不只谈到了对儿童权利和地位的肯定的重要性，也谈到了对儿童的教育、引导，让其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必要性。鲁迅指出长者在理解孩子之后，还应负起指导和解放孩子的责任，让孩子超越父辈，养成有“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成为独立的人。鲁迅直接表明了他不把儿童看成与世隔绝的温室里的花朵，而是将其正式看作人类社会的一员，看作承担着国家与民族未来重担的新生力量。鲁迅于1933年发表的杂文《上海的少女》与《上海的儿童》都有谈到他对中国的儿童缺乏健康的教育，失了朝气，俨然成了旧时代的旧人的翻版的忧患。鲁迅之所以对这些还未有能力做出任何事业的上海儿童报以忧患的目光，就是因为他对这些儿童抱有深切的希望，认为“童年的情形，就是将来的命运”。鲁迅一贯将儿童问题和民族问题结合起来看，其于1934年发表的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谈到自己的看法，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的相片气质不同，中国孩子总是少了些朝气与顽皮，多了些不属于这个年纪的驯良和拘谨，希望中国儿童再“洋气”些、进步些。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鲁迅并没有把儿童置于纯净的乌托邦中，而是将儿童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直接联系在了一起，指出儿童具有社会属性，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不改良社会，单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是无效的。
鲁迅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儿童形象，这些被刻画出来的儿童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的产物，他们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参与了也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鲁迅在其成名作《狂人日记》中写到了受封建“吃人”思想毒害的小孩子们，指出这些小孩子已经在他们“娘老子”的教育下萌发了“吃人”的念头，怀抱着不少于其他吃人的成人的恶意，“脸色铁青”，“恶狠狠”地看人，全无一点幼童的天真和可爱;其于1925年发表的小说《长明灯》描写的孩子们则是以帮凶和看客的身份出现，对于想熄灭代表封建愚昧的长明灯的人感到不以为然，甚至不用大人指使就自发表达对主人公的恶意，把主人公当成靶子攻击，末了又当成笑料随口编排成一首歌哼唱;于小说《孤独者》中描述了一个还不是很能走路的小孩就拿着一片芦叶对抱有理想主义的主人公喝到“杀！”似乎已经在伤害他人、鄙陋猥琐方面“自学成才”。鲁迅怀抱有启蒙的理想，却不是一个在象牙塔里闭户读书、脱离现实的幻想者，所以他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到了儿童的社会属性，洞悉了儿童容易受成人社会影响的一面，将儿童问题同社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再观“人之萌芽”：论鲁迅儿童观的深刻性》（作者：谈凤霞）一文论述的那样：“他所提倡的‘救救孩子’不仅着意于个体意义上的立人，还放眼于社会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鲁迅出于对儿童社会属性的看重，还译介了许多将儿童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他最先用中文翻译了英国作家王尔德创作的童话《快乐王子》，并将其收录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里。《快乐王子》不避讳描写社会中穷苦人的挣扎，直接描写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艰难生活，在描写恶的同时也突出了善，小王子与小燕子的善良和牺牲精神给故事增加了希望的亮色。鲁迅还于1926年翻译了《小约翰》这部“成人的童话”，书中探讨了很多关于人生的“大问题”，如人的价值、理想、责任等，将儿童与广阔的自然和社会联系在了一起。鲁迅在左联时期的思想更为激进，翻译了《小彼得》和《表》这样直面现实和人生、富有现实精神和战斗精神的童话作品。《小彼得》的主人公听煤、火柴盒子、水瓶、毯子叙述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好”且“不对”的事情，接受了铁壶和破雪草的点拨，知道了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平等，很多穷人被压迫，而只有通过战斗改变不合理的制度才能阻止“人类把人类送进地狱”。《表》讲了一位小小年纪就沾染偷窃陋习的儿童经过集体教育改邪归正的故事，有很强的教育性，也给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提供了选材、叙述技巧等方面的启示。除了翻译这些具有现实精神和教育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品，鲁迅对国内表现了儿童与社会现实联系的作品也十分推崇，他曾经高度评价过叶圣陶创作的《稻草人》，赞赏这部童话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认为它“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的儿童观中重视儿童社会属性的一面在其对外国童话的欣赏品位和对本国童话的选择性推荐中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总的来说，鲁迅在思考儿童问题时从来没有将儿童同成人社会割裂开来，单单思考儿童个体的成长发展，而是把儿童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去观察，用思考所有其他重大社会问题一样的严肃态度去思考儿童问题。在鲁迅看来，儿童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不是“缩小的成人”，但是却是和成人联系紧密、极易受成人影响的人。承认儿童的特殊性，从思想认识层面重视了儿童以后，社会不改变，儿童得不到适宜的教育和引导，就不能保持美好的天性，无法走出上一代的阴影，更没有能力建设开阔光明的社会。
三、洞察儿童问题的复杂性 鲁迅自身的思想就有复杂性和深刻性，《鲁迅，为何成为中国现代儿童观的经典中心》（作者：徐妍，孙巧巧）一文也提到：“如果说生物进化论构成了鲁迅主体哲学思想的现代性部分，那么历史循环论则构成了鲁迅主体哲学思想的反现代性部分。”鲁迅有对生物进化论的信心，相信新生力量，但同时他又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中认识到了先进理论会受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力量强大的旧势力阻挠，难以推进，所以不免产生怀疑和失望的情绪。而鲁迅卓越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补充自己的思想，从历史循环论的怪圈里跳出来，以更广阔的社会批判视野去认识事物。鲁迅就以这样的辩证思考洞察了儿童问题的复杂性，认识到儿童作为“人之初”代表了新的希望，希望的能量自然是巨大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儿童目前没有能力独立发展自己力量的事实。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儿童不会因为其特殊性就能生活在不受污染的真空里，儿童同样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尊重儿童的自然属性的同时不能不强调儿童具有社会属性。
鲁迅对儿童问题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使其儿童观具有深刻性，按照《再观“人之萌芽”：论鲁迅儿童观的深刻性》（作者：谈凤霞）一文对鲁迅儿童观的定义，鲁迅的儿童观是“兼具本质论和建构论性質的现代儿童观”。鲁迅强调要以尊重孩子的自然属性为前提，完成对孩子社会属性的教育，其儿童观以“立儿童”作为思考起点，最终指向“树新人”的社会目的，而完成这一目的的根本方法在于改良社会。在鲁迅看来，社会不改变不进步，儿童便没有发展自己美好自然天性的机会，对儿童的忽视、压抑甚至戕害也不会终止。鲁迅从儿童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中认识儿童，明白空谈对儿童的启蒙无法把儿童从“吃人的社会”中彻底解救出来，“救救孩子”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鲁迅在其诸多论述到儿童问题的作品中有提到他对家庭社会的一些期待，如：父母要有利他精神，要给孩子无私的爱;父亲要对家庭负起责任，不是一味地强调母亲的让步与付出;中国的社会要给儿童进步的教育，注重培养儿童开拓进取、勇猛前进的精神;中国社会在玩具制造、童话书编写和引进方面还很需要专业的人才;等等。这些期待在现在看来也是贴近现代文明的，很能给当代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提供一些启示，这正反映了鲁迅对儿童问题的深刻洞见的高度思想和文化价值。
四、结语
鲁迅在思考儿童问题的时候很明显地受到了“儿童中心主义”和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却没有照搬原理，站在理论高处去分析问题，结合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和对儿童生存现状的洞见，从实际出发，从各个小处努力，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颇具启迪作用和现实精神的儿童观。正是这样的儿童观能揭露和讽刺成人社会对儿童的种种“瞒与骗”，能表达和传递有责任心的成人对儿童发自内心的“爱与诚”，对“立儿童”和“树新人”都能起到切实的作用，也正是这样的儿童观能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指出既不滑入轻浮的陷阱又不会偏向刻板教育的发展道路，促进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