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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1903年～1984年)，号屿之，湖北建始人。因其父吴昌明曾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训处长，从小随父在京长大。后赴美留学，与宋氏家族成员交往密切。回国后，他长期受到蒋介石的宠爱和重用，赴台后却因政见不同而为蒋所不容。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及经历，曾参与处理过多次重大外交事宜，在民国外交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交谊周恩来
1914年，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很快就与年仅16岁的周恩来结为金兰之交。他曾加入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该会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足。”吴时任该会童子部部长。周逝世后，吴在美甚为哀痛。1982年，得长婿从中国带来与周恩来结拜兄弟时之照片，其心中有感，特作诗云：“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表达了对这位60余年前同窗挚友的深深思念，也对其未能在有生之年与周恩来重逢而遗恨终生。
赴美留学
1917年从南开毕业后，吴国桢考入清华学校，后四年，又被保送赴美留学。先入美国依阿华州格林纳尔学院，获经济学士学位。后入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在美期间，他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交谊笃厚，又与宋子文及宋美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日后归国从政伏下契机。晚年赴台后，文官吴国桢、武将孙立人同遭蒋氏猜疑而被抛弃，孙氏为蒋终生软禁，吴氏却在蒋夫人的关照下安然赴美。他晚年在回忆中仍称蒋夫人是“很有吸引力和魅力的女人”，“蒋夫人个人对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很好”。战时，国民党高层中甚至传出吴国桢与宋美龄有染的绯闻。而吴国桢与宋子文也是过往甚密，甚至在宋氏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宋氏会想到请吴国桢居间疏解。
出任中国四大省市长官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吴国桢是惟一先后担任过中国四大省市长官的人物。1933年吴国桢任汉口市长，尽心市政建设，曾主持修建沿江大堤和沿江大道，战时复为保卫大武汉，作出积极贡献。1939年吴氏又任战时陪都重庆市长，实施疏建并重、城乡并重、心物并重三个“并重”纲领，并积极修建防空洞，以减少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损失。1946年任上海特别市长，竭力控制财政预算，取缔黑市和奸商，试图稳定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1949年再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协助蒋氏父子稳定台湾的统治。
吴国桢能够四次出任中国重要省市长官，首先在于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宠爱和信赖。1926年秋由美归国后，吴国桢初任上海政治学校教授，后由张群推荐入政界任职。1932年被蒋介石揽任为私人秘书，其才华深受蒋氏赏识，虽然吴氏任此职时间不长，但由此与蒋介石结成密切关系，成为其屡受重用和进入中枢任职的重要原因。
其次，吴氏在四任省市长官期间所显示出来的为人与才能也为各方所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到北京参加国共谈判，颜氏对吴国桢非常赏识，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中，吴国桢位列第17位。毛泽东回答：“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天后，中共地下党果然派人与他联络，惜未为坚持反共立场的吴国桢所接受。
辅佐中国战时外交
吴国桢接触中国外交事务始于其归国不久，他曾任外交部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长、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兼条约委员会委员等职，初步积累了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
1942年12月，在我国已与英美等国结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外交活动十分频繁之际，吴国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其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吴国桢肩负辅佐宋子文掌理战时外交的重任，曾一度对外暂代部务。其问，他参与主持了中美、中英新约签署、筹组联合国、争取国际军事政治援助等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参加了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等重大外交接待任务，并负责处理外交部日常的外交活动，见证了战时中国争取美英支持和大国地位的外交活动。
1945年8月，吴国桢奉命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身份，与法国临时政府驻华使馆代办戴立堂在重庆签署《收回广州湾法国租借地专约》，宣告了法国强租广州湾历史的终结。
应对“白皮书”冲击风波
1945年8月，吴国桢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国共内战期间的对外宣传。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吴国桢也称病辞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职务，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
随后，吴国桢随同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7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住局势，设立了“总裁办公室”。掌理台岛内外事务。“总裁办公室”下分九个组，吴被任命为第二组组长，负责经济财政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与建议事项，同时兼任“总裁办”外交组副组长，主要负责对美事务。他曾随同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和韩国，并先后协助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与菲总统季里诺、韩国总统李承晚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倡导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以“抵抗”共产势力的威胁。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将丢失大陆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这极大冲击了台湾政局和美蒋关系，被称为是给国民党这口棺材钉上了最后一个“钉子”。国民党内群情激愤，很多人主张要公开与美国当局辩论。吴国桢主持外交组进行研讨，提出了三点“应对”方针：第一，白皮书已成过去，此后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必将有所变更，对此宜持冷静态度；第二，国民党应于短时期内在若干区域厉行改革，在较能作战之区域作若干军事能力上之表现。此为目前一切宣传成功所不可缺乏的条件；第三，民间舆论对白皮书所指责事实有所辩正时，国民党及“政府”不宜阻止，但不论辩正或批评，均有一致观点。这些意见均为蒋介石采纳。8月16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由蒋亲自审定的声明，一方面表示对“白皮书”中许多问题“持严重异议”，“将于适当时期对它作详切之声明”：另一方面又强调两国不能因过去问题的辩论而影响互相问的“传统友谊”及“共同目标”，希望美国捐弃前嫌，继续援华。此举稳定了当时的美蒋关系，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吴国桢事件”
1953年4月，由于吴氏不满蒋介石父子在台湾实行独裁统治，也由于传闻美国阴谋推动吴国桢和孙立人替代蒋氏父子执政台湾，引起蒋吴矛盾。吴氏被迫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职，悄然赴美。
同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罪名，免去与吴关系密切的“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职，并指责王擅自批准吴国桢套汇12万美元。吴获悉后，在美国发出辟谣启事。次年2月，吴氏在美国电视台发表演说，声明他辞职是由于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同”，批评蒋氏任人唯亲，独裁专横，排斥异见等。台湾方面则大骂吴氏“反动狂妄”，“阴谋组织第四势力”。对骂期间，吴氏曾寄发《致国民大会书》并四次致书蒋介石，批评蒋“一党专政”、“特务横行”等，甚至指斥太子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的障碍。为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撤消吴的行政院政务委员，由“国民大会”通过对吴“严厉制裁案”，国民党中常会则决议将吴“开除党籍”，吴氏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吴国桢赴美后，定居于美国伊利诺州伊万斯城，曾任《芝加哥论坛报》远东顾问及大学政治学教授等职。1984年，他接受邓颖超邀请，准备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庆祝活动，以实现多年来想回大陆看看的心愿，但不幸于该年6月6日在美寓所病逝，终年81岁。
交谊周恩来
1914年，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很快就与年仅16岁的周恩来结为金兰之交。他曾加入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该会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足。”吴时任该会童子部部长。周逝世后，吴在美甚为哀痛。1982年，得长婿从中国带来与周恩来结拜兄弟时之照片，其心中有感，特作诗云：“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表达了对这位60余年前同窗挚友的深深思念，也对其未能在有生之年与周恩来重逢而遗恨终生。
赴美留学
1917年从南开毕业后，吴国桢考入清华学校，后四年，又被保送赴美留学。先入美国依阿华州格林纳尔学院，获经济学士学位。后入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在美期间，他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交谊笃厚，又与宋子文及宋美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日后归国从政伏下契机。晚年赴台后，文官吴国桢、武将孙立人同遭蒋氏猜疑而被抛弃，孙氏为蒋终生软禁，吴氏却在蒋夫人的关照下安然赴美。他晚年在回忆中仍称蒋夫人是“很有吸引力和魅力的女人”，“蒋夫人个人对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很好”。战时，国民党高层中甚至传出吴国桢与宋美龄有染的绯闻。而吴国桢与宋子文也是过往甚密，甚至在宋氏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宋氏会想到请吴国桢居间疏解。
出任中国四大省市长官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吴国桢是惟一先后担任过中国四大省市长官的人物。1933年吴国桢任汉口市长，尽心市政建设，曾主持修建沿江大堤和沿江大道，战时复为保卫大武汉，作出积极贡献。1939年吴氏又任战时陪都重庆市长，实施疏建并重、城乡并重、心物并重三个“并重”纲领，并积极修建防空洞，以减少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损失。1946年任上海特别市长，竭力控制财政预算，取缔黑市和奸商，试图稳定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1949年再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协助蒋氏父子稳定台湾的统治。
吴国桢能够四次出任中国重要省市长官，首先在于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宠爱和信赖。1926年秋由美归国后，吴国桢初任上海政治学校教授，后由张群推荐入政界任职。1932年被蒋介石揽任为私人秘书，其才华深受蒋氏赏识，虽然吴氏任此职时间不长，但由此与蒋介石结成密切关系，成为其屡受重用和进入中枢任职的重要原因。
其次，吴氏在四任省市长官期间所显示出来的为人与才能也为各方所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到北京参加国共谈判，颜氏对吴国桢非常赏识，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中，吴国桢位列第17位。毛泽东回答：“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天后，中共地下党果然派人与他联络，惜未为坚持反共立场的吴国桢所接受。
辅佐中国战时外交
吴国桢接触中国外交事务始于其归国不久，他曾任外交部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长、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兼条约委员会委员等职，初步积累了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
1942年12月，在我国已与英美等国结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外交活动十分频繁之际，吴国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其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吴国桢肩负辅佐宋子文掌理战时外交的重任，曾一度对外暂代部务。其问，他参与主持了中美、中英新约签署、筹组联合国、争取国际军事政治援助等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参加了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等重大外交接待任务，并负责处理外交部日常的外交活动，见证了战时中国争取美英支持和大国地位的外交活动。
1945年8月，吴国桢奉命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身份，与法国临时政府驻华使馆代办戴立堂在重庆签署《收回广州湾法国租借地专约》，宣告了法国强租广州湾历史的终结。
应对“白皮书”冲击风波
1945年8月，吴国桢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国共内战期间的对外宣传。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吴国桢也称病辞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职务，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
随后，吴国桢随同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7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住局势，设立了“总裁办公室”。掌理台岛内外事务。“总裁办公室”下分九个组，吴被任命为第二组组长，负责经济财政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与建议事项，同时兼任“总裁办”外交组副组长，主要负责对美事务。他曾随同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和韩国，并先后协助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与菲总统季里诺、韩国总统李承晚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倡导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以“抵抗”共产势力的威胁。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将丢失大陆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这极大冲击了台湾政局和美蒋关系，被称为是给国民党这口棺材钉上了最后一个“钉子”。国民党内群情激愤，很多人主张要公开与美国当局辩论。吴国桢主持外交组进行研讨，提出了三点“应对”方针：第一，白皮书已成过去，此后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必将有所变更，对此宜持冷静态度；第二，国民党应于短时期内在若干区域厉行改革，在较能作战之区域作若干军事能力上之表现。此为目前一切宣传成功所不可缺乏的条件；第三，民间舆论对白皮书所指责事实有所辩正时，国民党及“政府”不宜阻止，但不论辩正或批评，均有一致观点。这些意见均为蒋介石采纳。8月16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由蒋亲自审定的声明，一方面表示对“白皮书”中许多问题“持严重异议”，“将于适当时期对它作详切之声明”：另一方面又强调两国不能因过去问题的辩论而影响互相问的“传统友谊”及“共同目标”，希望美国捐弃前嫌，继续援华。此举稳定了当时的美蒋关系，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吴国桢事件”
1953年4月，由于吴氏不满蒋介石父子在台湾实行独裁统治，也由于传闻美国阴谋推动吴国桢和孙立人替代蒋氏父子执政台湾，引起蒋吴矛盾。吴氏被迫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职，悄然赴美。
同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罪名，免去与吴关系密切的“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职，并指责王擅自批准吴国桢套汇12万美元。吴获悉后，在美国发出辟谣启事。次年2月，吴氏在美国电视台发表演说，声明他辞职是由于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同”，批评蒋氏任人唯亲，独裁专横，排斥异见等。台湾方面则大骂吴氏“反动狂妄”，“阴谋组织第四势力”。对骂期间，吴氏曾寄发《致国民大会书》并四次致书蒋介石，批评蒋“一党专政”、“特务横行”等，甚至指斥太子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的障碍。为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撤消吴的行政院政务委员，由“国民大会”通过对吴“严厉制裁案”，国民党中常会则决议将吴“开除党籍”，吴氏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吴国桢赴美后，定居于美国伊利诺州伊万斯城，曾任《芝加哥论坛报》远东顾问及大学政治学教授等职。1984年，他接受邓颖超邀请，准备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庆祝活动，以实现多年来想回大陆看看的心愿，但不幸于该年6月6日在美寓所病逝，终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