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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同時代的思想家往往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阐发自己的学说，形成新的理论体系。《老子》一书作为道家的奠基之作堪称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韩非对老子的解读不仅在老子诠释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诠释史上都称得上是一个经典范例。本文借鉴西方诠释学理论从历史维度、文本分析和应用功能三个方面 进行梳理，进而探讨韩非是如何在对《老子》的诠释中奠定自己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的。
关键词：韩非;诠释;《老子》
一、历史维度
现代诠释学的开创者加达默尔提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事实，无论是诠释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只要我们想正确对待人类有限的历史存在方式，那就应该承认这种历史性及其产生的合理的成见。”1即历史性是所有诠释过程中的必然要素。在韩非的诸多论述中，历史性要素一直是其注重的焦点，比如：“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从矛盾尖锐且无情的时代形势出发， 战国末期堪称不折不扣的乱世，这一乱世的时代问题是——礼崩乐坏、价值崩溃。
司马迁明确指出“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其极惨缴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2说明韩非与老子具有某种独特的渊源。老子和韩非面对的是同一时代问题，但问题本身随时势的变迁有某种程度的改变，老子生活在早于韩非的春秋时期，当时社会矛盾还不是特别尖锐，礼乐制度的遗存还有些许，因此老子主张自然无为、柔弱虚静，进而提出“道”，并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根和依据，赋予万物以生命根据和价值基础。而韩非所处的战国末期，这一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实例更为繁杂和严峻，无情的现实迫使韩非追求直接有效的东西，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思想。韩非不走精神层面，漠视生命和道德情感，他冷血无情的思路是人性即是自私贪婪的，道德自律根本不可能，只有以严刑峻法约束，这也为其理论走向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但有一个问题是韩非在建构其理论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即君主权力合法性的证明。韩非意识到具有效用合理性，缺乏价值合理性的法家思想存在着致命的制度缺陷，若君主缺乏统治合法性，则其统治缺乏根据性支撑和权威。韩非试图从诸子百家中寻求能解决此问题的思想资源，老子的“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根和依据，赋予天地万物以生命和存在价值，韩非认为“道”也可以赋予君主以王权的合法性。这便填补了韩非思想的致命缺陷，作为韩非政治哲学思想建构的逻辑起点，这是其选择老子作为解读对象的原因。
二、文本分析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文本是通过文字所固定的话语，他极其重视文本本身，认为要对文本意义进行客观和独立的分析。《解老》、《喻老》是目前可知诠释《老子》的最早作品。《解老》、《喻老》是典型的经传体作品，但《解老》、《喻老》不是按照经文顺序逐条诠释，而是选取了《老子》中的一些章节进行诠释。 粗略统计，《解老》选取了约13章，《喻老》选取了约12章，选取章节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韩非用“解”和“喻”两种诠释方法对《老子》进行由虚到实的转化。解老，就是直接解释《老子》，是韩非对《老子》的理解;喻老，就是通过比喻、举例等方式阐发《老子》，是韩非用《老子》的理论解释世界，同时也是用世界印证老子的理论。例如，在诠释作为法则、规律的“道”时，韩非引入“理”概念，实现概念内涵的转化：“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3“道”是使万物所以成那个样子的普遍总规律，“理”是各具体物的规律和属性，是使一物成其为这一物的内在规定。
诠释学理论认为，文本的全部意蕴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在它自身被后人的不断诠释与关照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涌现出新的意义。《解老》、《喻老》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韩非对老子的解读是否完全符合老子的本意，而在于展现韩非重新审视《老子》的新视域，对《老子》文本意义的新预期，在解释旧的思想命题过程中融进新的时代精神，沿用旧的名词术语而又注入新的现实意义，对老子思想在依托中实现突破。
三、应用功能
加达默尔提出诠释学具有应用功能。他认为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一开始就受到现实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制约。“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4在缺乏外来文明与异类资源的时代里，诠释经典往往就成了回应时代剧变的一种选择。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对已有经典进行诠释，是诸子论证自己学说合理性的重要手段之一。韩非对《老子》的诠释同样带有强烈的现实取向和应用功能。他专门作《解老》、《喻老》两篇对《老子》进行诠释，对《老子》进行现实性、实用性、形象性的转化：“道”的本根意义解决了王权合法性问题、“理”对于现实的指导更为直接、“道”所衍生的虚静柔弱、自然无为等亦被改造成人君治国之术、就连“德”也被诠释为“道”之功。显然，韩非诠释《老子》并非以诠释《老子》本义为目的，而是以建构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为主要目的，因而《解老》、《喻老》篇名为韩非解老，实为改造《老子》为己所用。
在韩非对《老子》的诠释中，处处可以明显看出韩非诠释的思路是由他的诠释倾向决定的，如在《主道》篇对道的定义：“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赋予“道”以本原之道和治世之道的双重含义，韩非根据“道物”关系模拟出“君主—民众”关系模式，并因“道”的本根义而使后种关系具有绝对的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非必须坚持老子“道”体之原意，其才能成为韩非“王权”的合理性根据，从而给予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以形而上的依据。韩非具有强烈的实用精神，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这非但反映在他的思想中，也反映在他对老子思想的改造方式上——以实用为准绳，可以说只有对自己有用的方会留存，其余的则尽力改为对自己有用的，导入他自身的政治哲学范畴内。
参考文献
[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北京：译文出版社，2004.
[2]史记.老庄申韩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3]《韩非子·解老》.
[4]《韩非子·喻老》.
[5] 汤一介.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1.
[6] 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
[7] 艾柯，等著.柯里尼，编.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M].三联书店，1997.
关键词：韩非;诠释;《老子》
一、历史维度
现代诠释学的开创者加达默尔提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事实，无论是诠释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只要我们想正确对待人类有限的历史存在方式，那就应该承认这种历史性及其产生的合理的成见。”1即历史性是所有诠释过程中的必然要素。在韩非的诸多论述中，历史性要素一直是其注重的焦点，比如：“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从矛盾尖锐且无情的时代形势出发， 战国末期堪称不折不扣的乱世，这一乱世的时代问题是——礼崩乐坏、价值崩溃。
司马迁明确指出“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其极惨缴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2说明韩非与老子具有某种独特的渊源。老子和韩非面对的是同一时代问题，但问题本身随时势的变迁有某种程度的改变，老子生活在早于韩非的春秋时期，当时社会矛盾还不是特别尖锐，礼乐制度的遗存还有些许，因此老子主张自然无为、柔弱虚静，进而提出“道”，并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根和依据，赋予万物以生命根据和价值基础。而韩非所处的战国末期，这一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实例更为繁杂和严峻，无情的现实迫使韩非追求直接有效的东西，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思想。韩非不走精神层面，漠视生命和道德情感，他冷血无情的思路是人性即是自私贪婪的，道德自律根本不可能，只有以严刑峻法约束，这也为其理论走向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但有一个问题是韩非在建构其理论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即君主权力合法性的证明。韩非意识到具有效用合理性，缺乏价值合理性的法家思想存在着致命的制度缺陷，若君主缺乏统治合法性，则其统治缺乏根据性支撑和权威。韩非试图从诸子百家中寻求能解决此问题的思想资源，老子的“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根和依据，赋予天地万物以生命和存在价值，韩非认为“道”也可以赋予君主以王权的合法性。这便填补了韩非思想的致命缺陷，作为韩非政治哲学思想建构的逻辑起点，这是其选择老子作为解读对象的原因。
二、文本分析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文本是通过文字所固定的话语，他极其重视文本本身，认为要对文本意义进行客观和独立的分析。《解老》、《喻老》是目前可知诠释《老子》的最早作品。《解老》、《喻老》是典型的经传体作品，但《解老》、《喻老》不是按照经文顺序逐条诠释，而是选取了《老子》中的一些章节进行诠释。 粗略统计，《解老》选取了约13章，《喻老》选取了约12章，选取章节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韩非用“解”和“喻”两种诠释方法对《老子》进行由虚到实的转化。解老，就是直接解释《老子》，是韩非对《老子》的理解;喻老，就是通过比喻、举例等方式阐发《老子》，是韩非用《老子》的理论解释世界，同时也是用世界印证老子的理论。例如，在诠释作为法则、规律的“道”时，韩非引入“理”概念，实现概念内涵的转化：“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3“道”是使万物所以成那个样子的普遍总规律，“理”是各具体物的规律和属性，是使一物成其为这一物的内在规定。
诠释学理论认为，文本的全部意蕴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在它自身被后人的不断诠释与关照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涌现出新的意义。《解老》、《喻老》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韩非对老子的解读是否完全符合老子的本意，而在于展现韩非重新审视《老子》的新视域，对《老子》文本意义的新预期，在解释旧的思想命题过程中融进新的时代精神，沿用旧的名词术语而又注入新的现实意义，对老子思想在依托中实现突破。
三、应用功能
加达默尔提出诠释学具有应用功能。他认为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一开始就受到现实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制约。“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4在缺乏外来文明与异类资源的时代里，诠释经典往往就成了回应时代剧变的一种选择。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对已有经典进行诠释，是诸子论证自己学说合理性的重要手段之一。韩非对《老子》的诠释同样带有强烈的现实取向和应用功能。他专门作《解老》、《喻老》两篇对《老子》进行诠释，对《老子》进行现实性、实用性、形象性的转化：“道”的本根意义解决了王权合法性问题、“理”对于现实的指导更为直接、“道”所衍生的虚静柔弱、自然无为等亦被改造成人君治国之术、就连“德”也被诠释为“道”之功。显然，韩非诠释《老子》并非以诠释《老子》本义为目的，而是以建构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为主要目的，因而《解老》、《喻老》篇名为韩非解老，实为改造《老子》为己所用。
在韩非对《老子》的诠释中，处处可以明显看出韩非诠释的思路是由他的诠释倾向决定的，如在《主道》篇对道的定义：“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赋予“道”以本原之道和治世之道的双重含义，韩非根据“道物”关系模拟出“君主—民众”关系模式，并因“道”的本根义而使后种关系具有绝对的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非必须坚持老子“道”体之原意，其才能成为韩非“王权”的合理性根据，从而给予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以形而上的依据。韩非具有强烈的实用精神，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这非但反映在他的思想中，也反映在他对老子思想的改造方式上——以实用为准绳，可以说只有对自己有用的方会留存，其余的则尽力改为对自己有用的，导入他自身的政治哲学范畴内。
参考文献
[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北京：译文出版社，2004.
[2]史记.老庄申韩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3]《韩非子·解老》.
[4]《韩非子·喻老》.
[5] 汤一介.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1.
[6] 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
[7] 艾柯，等著.柯里尼，编.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M].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