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单一植物工业化种植和区域城市化模式为代表的发展心态,给西双版纳带来严峻的生态挑战。但具体争议的意义已经不大,关键是中国需要—种环境决策机制,无论是决策者、投资人和农户,都应该受到一定约束,立法层面的约束。
　　
　　2010年10月初,当笔者即将结束西双版纳的田野考察之时,我在景洪的咖啡厅正好碰到一位德国朋友兰根博士,他是生态学家,2007年,我作为记者报道了他主持的一项针对西双版纳生态保护的多学科互动实验计划:中德两国的生态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共同合作,在西双版纳的纳板河流域共同采集数据,制作一种多学科数据库和决策模型,可以支持决策者预判土地利用的未来风险。
　　我和他聊起西双版纳的生态情况,他无奈地摇摇头。在他主持的科研项目进行期间,有一批德国博士生空降到偏僻的西双版纳,前后进行了3年的调查,积累了大量数据,项目期间西双版纳的生态状况仍然令他担忧。“研究是做出来了,如何跟中国政府合作,共同分享这些研究成果,为未来的生态决策带来帮助,才是关键。”他说。
　　“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支持实际应用的,在这3年中,我了解到中国政府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需要解决东西差距,让农村人口富裕;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前进,带来非常严重的环境灾难(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水土的严重污染及生态退化等)。而在西双版纳,我觉得争论种不种橡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关键是中国需要一种环境决策机制,无论是决策者、投资人和农户,都应该受到一定约束,立法层面的约束。”兰根说。
　　
　　严峻的生态挑战
　　
　　从2009年8月底,笔者多次在西双版纳进行调查,试图理解当地所面临的生态压力,在对外国专家、本土研究者、村民的访谈和实地走访中,我了解到西双版纳目前的单一工业化种植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可以这样说,工业化单一作物在当地的覆盖已是无孔不入。西双版纳在橡胶、香蕉、麻类、甘蔗、茶叶、澳洲坚果等单一作物种植的蚕食之下,已经处于一种严酷的生态挑战当中。
　　于2010年年初辞世的德国生态学家马悠博士曾经告诉笔者,西双版纳特殊的自然禀赋本来可以发展一种热带雨林再造农业,这是一种基于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立体利用,在保护原生生态的基础上,对各种生态习性各异的植物、菌类、昆虫、微生物进行综合利用,以此发展医药、香料、有机食品、高端生活方式展示、生态旅游、自然科学研究等产业,最终实现一种环境正义和环境道德——不牺牲本地农民利益,不损害本土经济发展、不导致生态恶化的新生态经济模式。但在事实层面,西双版纳沿着规划化、集约化、产业化、原料基地化、区域物流中心的常规现代化模式前进,以单一植物工业化种植和区域城市化模式为代表的发展心态,给西双版纳带来严峻的生态挑战。
　　从2004年开始,笔者就持续开始关注西双版纳的生态问题,对于这个区域而言,最具争议的是橡胶这类单一植物的种植应该推广到何种程度,在2007年,曾经有许多媒体连续报道这里的橡胶种植已经突破了600万亩,远远超过了这个地区的生态极限,一时间各种专家的声音参与这场论战。
　　遗憾的是,就笔者2010年5月至10月这段时间对西双版纳的观察来说,此前的争论其实没有产生真正的效果,每个群体——政府、橡胶产业、环保主义者、农民、国际媒体、国内媒体都有自己的证据,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恰当性或者对于环境问题的更深忧虑。也就是说,在这些论战进行当中,西双版纳这块生态意义独特的区域继续被橡胶、香蕉、麻、能源植物、茶叶等单一植物分割,捆绑了巨额资本的工业化种植和旅游地产在西双版纳全面推进。
　　笔者前往西双版纳大佛寺一带、曼弄枫村落进行考察,同时走访了一些傣族村民,曾经是“万里平畴”的农耕地,目前都已经开发成或者即将开发成鳞次栉比的楼盘,村庄里的旧式傣楼已经非常罕见,全部代之以钢筋混凝土的半洋半傣的新式能耗楼。
　　旧式傣楼,或许房间采光不好,但从材料来说,基本上都是环保的,房屋保养所需要的材料更换也不会带来新的污染,由于巧妙利用竹林、芭蕉林和各种热带植物,围繞着旧式傣楼,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农家植物园,人的许多自然需求可以通过生态环保的方式得以解决。
　　而现在的西双版纳新区,使用的是常规的城市化模板,整齐划一的硬化设计,绿地的消失,水循环的破坏,它基本上朝着北京市石景山式的破败、沉闷、灰色城市调子里走去。从大佛寺的橡胶林底下,回望整个景洪城,满眼都是建筑脚手架和盖了一半的高楼。如果从另一面也就是前往昆明的老山路上俯瞰景洪,这个城市基本上没有任何热带和雨林特点。
　　在当地的农贸市场,笔者看到更多的城市化痕迹,这里售卖的蔬菜和农产品,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当地的生态特性,在品种和品相上面,趋同于大城市的超市产品。而西双版纳丰富的植物资源和气候条件,本来可以发展一个一年四季不重样的绿色饮食。同时,沿着饭店、酒吧区、按摩院、卡拉OK厅和卖场等物质空间,一个平庸的城市的形制已经定型。
　　相比之下,西双版纳没能拥有泰国清迈的命运(两个城市在生态、文化、地理、民族特质上非常相似)。清迈没有像西双版纳一样丢失它的文化之魂:随处可见精美的寺庙、相对完好的古城形制、手工品的制作中心、结合当地生态特点的生活方式用品开发中心、国外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中心和文化交流站、少数民族的生态展示等。
　　
　　认知危机
　　
　　虽然,西双版纳也有“五个一”工程的文化产品和勐巴拉娜西,傣族风情已经被降格成为毫无创意的天天泼水节和民族抢亲,昆曼公路这类国际通道的贯通,让当地人可以想象它或许可以带来一种南方丝绸之路的效应:文化昌明、民族和谐、官民富庶、新文化景观不断涌现。
　　但是,这个想象实现的前提是西双版纳找到“十二块坝子”(傣语西双版纳的原意)的未来密码:基于珍稀动植物的研发中心,仅兰花一项,就可以创造一个集中了3万种兰花的国际兰花研究中心和兰花之城;凭借西双版纳的香料植物和药用植物,可以和西南中国的横断山、高黎贡山、无量山等地区形成区域合作和整合,引入国际一流的药物学、民族植物学、生态学人才,打造一个国际顶尖的药物和香料研发基地;借助当地丰富的资源和宜人气候,至少让中国的孩子可以来这里了解动物和昆虫,认识《本草纲目》上才能见到的植物,成为实地自然教育课的第一基地。西双版纳如果真正要现代化,它最恰当的形式或许是绿色现代化,人们真正生活在丛林里的城市,一个活着的“种子圣殿”当中。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生态危机,西双版纳的案例体现出一种普遍规律。从根本来说,许多生态问题是一种认知危机。现有中国的一些发展模式是基于一个庞大、细碎、区隔、科层化的知识系统做出的,一方面它沿着科学主义的认知路径,不断衍生出细密复杂,科学术语叠加、定量式的“技术性知识”,决策者用这类知识制定各种规划和发展方略。另一方面,许多认知模式不仅是一种知识论,它时常还带有政治学和社会学色彩,许多区域的环境决策往往为的是一种政治博弈,生态保护在中国基层政府,容易转变为根据政治议题而进行的“填空和选择题”,刚性的技术知识和决策方略,成为一种环境公式和生态语法,地方根据它进行生态推演和环境造句。
　　西双版纳和云南许多地州一样,试图呼应云南省有关泛亚、东南亚、南亚、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三亚欧大陆桥的宏大计划,各地纷纷将自己设想为桥头堡、区域中心和国际化融合带。西双版纳的决策者一直力求实现外贸、外经、外资、外游倍增计划,推进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基地、现代服务基地建设,试图把西双版纳建设成为开放云南的主阵地。
　　云南省已经在三江并流区域之一的金沙江流域取水(当地称之为润滇工程),用它来满足新昆明超级城市建设的水资源要求,在不断推进的城际交通网络中,大理、蒙自、丽江、香格里拉等地州级城市已经演变成准城市和物流中心,衍生出更强、更大、更复杂的生态诉求(水、能源、土地空间等)。
　　但一旦扩展中的新城市群遭遇一系列生态困境,如西南大旱、工业化种植植物灾害、阳宗海污染、滇池常年治污、澜沧江枯水、国际河流争议等,它们将集体发现,自己并没有一整套解决极端情境的工具包。于是云南出现了西南大旱期间,四处深挖地下水的饮鸩止渴救险之举——而云南的石漠化、水土重金属污染、卡斯特地貌地下水枯竭的危机已经是生态学者眼中的常识和慢性病。
　　这里还仅仅是粗略检讨水这一单一制约性因素,还没有分析西南中国气候学、植物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潜在生态枷锁如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