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奋力克服新冠危机，重整多边主义架构和改革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关键任务。我们需要把这两者变成新动态价值创造系统中的力量倍增器，但是首先需要重新定义它们的基本目的和底层原理。
　　当前这个由二战胜利者们构想的多边主义架构，旨在防止全球冲突（借助联合国），组织集体防御（例如北约）以及支持经济重建和发展（通过马歇尔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整个游戏的通用经济规则。
　　但是，这种存在有限边界且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很快就遭到了抨击。主要火力来自那些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他们拥护有利于金融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议程。商界和学界都接受了这个新正统理念，而该理念也从1970年代至今成功占据了全球经济理论的制高点。它的其中一条核心支柱—单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治理—成为了无可置疑的真理。
　　然而事实证明，战后多边主义和金融资本主義是会相互强化的，因为两者都是基于通常会导致“赢家通吃”后果的各类关联，或是展现出一种偏帮那些更具权势者的系统性偏见。无可否认，这种围绕权势构建的多边主义，协助打造了全球的长期相对稳定，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药方，也为金融帝国的扩张和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即使数千万人了摆脱贫困，也令一些个人和家族占有了不可计数的新财富。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安排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最有效的。纵观历史，各种剥削制度都建立过诸多帝国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却在人类福祉和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得一塌糊涂。这些制度的垮台，代表着道德上的进步，因为它让我们可以迎来一个实现人权和共同繁荣的新时代。
　　为了使多边主义和资本主义恢复其合法性和广泛吸引力，我们必须将它们重新塑造为多个相互依存和互惠的体系。这方面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重拾被广泛视为欧洲统一之父的罗伯特·舒曼的愿景—他在二战后提出，欧洲应当以团结与互惠的名义放弃强权政治。这一远见奠定了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欧洲和平与繁荣时期，也表明尽管互惠手段存在诸多缺点，但在实现集体目标方面还是比实力政治更有效。
　　为了应对新冠危机，许多企业都在准备采用新的公司治理和创新模式，并着眼于以有价值的事务为导向的价值创造，从而为舒曼式的改革议程添砖加瓦。商界已经意识到为利益相关者解决问题的做法，要比不计后果最大化股东回报更好。商界领袖和投资者正在发起并加入多个令人振奋的现实倡议，这些倡议将提高那些长期被忽略的参与者在企业决策推演过程中的地位。
　　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投资者和教育群体，对这些新手段表示支持，因为它们可以使企业在不牺牲绩效的情况下，应对其所在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社会和环境挑战。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导者意识到，企业的存在目的不是为了牺牲人类和地球的利益来赚钱，而是针对共同的问题去研究有利可图的解决方案。
　　正如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改革其范式以维护自身价值并维持绩效一样，多边体系和机构也必须重新定义自身，以促进和平与共同繁荣。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有机会以及迫切的责任，去在危机期间将“以有价值事务为导向”的条款附加到相关紧急政策中，并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观念融入重启经济的工作。
　　这么一个基础广泛的态度转变，可以带来系统性的变革，同时还能巩固商业的本质属性：冒险进入未知的区间，去兑现那些未知的承诺。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贝特兰·巴德雷，世界银行前常务副行长；罗纳德·科恩，波特兰信托基金董事长；布鲁诺·罗奇，互惠经济学课程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其他作者：吕多维克·苏布兰，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东尼奥·魏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