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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词学的发展历程中，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样式应具有怎样的美学特征，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肇其始，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寻找本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一方面是去发现本民族诗学和世界上其它民族诗学之间的会通点，这对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李清照；特质；要眇宜修
一、李清照之前的词学现状
词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诗文有着明确的分工：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词作为特殊的文体形式，原本是为配合隋唐以来新兴起的宴乐而演唱的歌辞，早期流行于市井坊间。特殊的环境造就词的内容和形式的特殊性。因而词从晚唐五代发展到北宋，一直局限于“艳科”的面目。吟诵着男欢女爱，离情别绪的内容，缠绵于红楼翠馆闺房内室之间，以浓艳香软、缠绵婉约作为主要风格特征。正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说描述的“……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肋妖娆之态”。所以在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文人士大夫创作的词，无逾这个范围。正统文人对作词并不在意，偶尔为之，也是严守传统，在宋代，即使在诗文方面高举改革大旗的欧阳修，做起词来也是裹足不前。文人们都把填词视看做是“谑浪游戏”，并把词叫做“诗余”、“ 小道”。于是就有了“太平宰相”晏殊 “呈义”之说，欧阳修的“敢陈薄技，聊佐清欢”之言。
到了北宋中叶，随着柳永、苏轼两大词家的先后崛起，词在内容和形式，对传统的规范有了突破，词的表现范围扩大了，创作手法增加。诚如清代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吴曾《能改斋漫录》）形成“以诗为词”的特色。在苏轼这里，词似乎成了纯文学的新型格律诗，而不是配乐可歌的“歌词”，破坏了词与音乐的结合，混淆了诗、词之间应有的界限。这是一个词学观念对垒的时刻，文人或以自己的创作、或以自己的言辞表达着对词这种文体的理解。词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向发展成为摆在文人面前的一个课题。这时，李清照的《词论》出现了。
二、李清照《词论》对“词之特质”研究的肇始——词“别是一家”说
客观地说，宋词能与唐诗并驾齐驱，成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除了宋代作词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外，李清照是最早有意识的提高词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词作家之一。尽管她贬低豪放派的文学创作，批评词的多方向的发展，但那是从词学规范与建构中的理想努力，不管是在理论上与创作上，她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建构宋代自己的时代文学。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正是这种建构的结果。
首先，在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
“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 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郑卫之音”，语出《礼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这段话显然表明，李清照不满于晚唐词的淫靡，格调低下，把它称为乱世的郑卫之音。在干戈四起的五代，南唐李煜、冯延巳等君臣虽有一些佳篇秀句，却也多是表现亡国之哀思。而在礼乐文武齐备，又“涵养百余年”的北宋时期，风行一时的却又是题材奇艳，辞语鄙俚的柳永词，这不能不让词人感到遗憾和无奈。从中我们也了解到，李清照对晚唐五代以致柳永的批评，正是要求词要有健康的思想感情内容和高雅平和的艺术风格。
李清照在这里对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北宋词坛名家的作品进行品评，指出他们在创作中的得失。强调把铺叙、直接抒情和使事用典结合起来，创造出典重脱俗，雍容大方的审美风格。
我们现在再来探讨李清照对词的音乐性，即协音律的理解和认识。李清照本人精通音律，因而也特别强调歌词的协音律原则，她批评了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并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论点，李清照认为，歌词必须协律，即能入乐演唱，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不仅要推敲文字的平、上、去、入四声，讲究平仄，还要讲究文字的发音部位，辨明清、浊、轻、重之音。虽然欧阳修、晏殊、苏轼以及王安石、曾巩等，他们学识超人，才情洋溢，作歌詞如大匠运斤，厚积薄发，但却由于其词“往往不协音律”，而成为“句读不茸之诗”。因而也就不合“别是一家”的词，强调词不能混同于诗，要界限分明。以达到捍卫诗词有别，维护词的本色的目的。
三、李清照“诗词有别”的内涵的清晰化
李清照的《词论》发表后，因其在提出自己的见解时对当时的词坛名家大多都有尖锐的批评，且有些批评未免言过其实，失于偏颇，并未引起时人和后人的充分重视。客观地来说，李清照在强调词“别是一家”作为词的特质的同时，的确是忽略了词在发展过程中向许多不同方向发展的必然性和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是保守的。但也正是她对词“别是一家”的坚守，很好地指出了词在“诗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别是一家”的特质，词才走出了被“诗化”的阴影，有了自己的独立发展方向。
李清照之后，关于词的美学特性的探讨沉寂了很多年，鲜有人专门谈词的特性，到了明代，王溯元在《与杨抑所论词学》中谈到了对词体独特性的重视，他说道：“词虽小道，绰有体裁，用调必分南北长短，北调合丝弦，要雄浑，南调叶板眼，要婉丽。长调曼声舒啸，要腰腹饱满；短调度字下刻，要绵密。节凑反一，于此不称当家矣。用韵必识阴阳轻重，如北词重务头，南词重闭音，务必阴阳分明，轻重合宜，始称作者，一失较量，见笑大方矣。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282
[2]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
[3]叶嘉莹，叶嘉莹说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2
[4]叶嘉莹，清词丛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71
关键词：李清照；特质；要眇宜修
一、李清照之前的词学现状
词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诗文有着明确的分工：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词作为特殊的文体形式，原本是为配合隋唐以来新兴起的宴乐而演唱的歌辞，早期流行于市井坊间。特殊的环境造就词的内容和形式的特殊性。因而词从晚唐五代发展到北宋，一直局限于“艳科”的面目。吟诵着男欢女爱，离情别绪的内容，缠绵于红楼翠馆闺房内室之间，以浓艳香软、缠绵婉约作为主要风格特征。正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说描述的“……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肋妖娆之态”。所以在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文人士大夫创作的词，无逾这个范围。正统文人对作词并不在意，偶尔为之，也是严守传统，在宋代，即使在诗文方面高举改革大旗的欧阳修，做起词来也是裹足不前。文人们都把填词视看做是“谑浪游戏”，并把词叫做“诗余”、“ 小道”。于是就有了“太平宰相”晏殊 “呈义”之说，欧阳修的“敢陈薄技，聊佐清欢”之言。
到了北宋中叶，随着柳永、苏轼两大词家的先后崛起，词在内容和形式，对传统的规范有了突破，词的表现范围扩大了，创作手法增加。诚如清代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吴曾《能改斋漫录》）形成“以诗为词”的特色。在苏轼这里，词似乎成了纯文学的新型格律诗，而不是配乐可歌的“歌词”，破坏了词与音乐的结合，混淆了诗、词之间应有的界限。这是一个词学观念对垒的时刻，文人或以自己的创作、或以自己的言辞表达着对词这种文体的理解。词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向发展成为摆在文人面前的一个课题。这时，李清照的《词论》出现了。
二、李清照《词论》对“词之特质”研究的肇始——词“别是一家”说
客观地说，宋词能与唐诗并驾齐驱，成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除了宋代作词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外，李清照是最早有意识的提高词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词作家之一。尽管她贬低豪放派的文学创作，批评词的多方向的发展，但那是从词学规范与建构中的理想努力，不管是在理论上与创作上，她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建构宋代自己的时代文学。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正是这种建构的结果。
首先，在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
“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 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郑卫之音”，语出《礼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这段话显然表明，李清照不满于晚唐词的淫靡，格调低下，把它称为乱世的郑卫之音。在干戈四起的五代，南唐李煜、冯延巳等君臣虽有一些佳篇秀句，却也多是表现亡国之哀思。而在礼乐文武齐备，又“涵养百余年”的北宋时期，风行一时的却又是题材奇艳，辞语鄙俚的柳永词，这不能不让词人感到遗憾和无奈。从中我们也了解到，李清照对晚唐五代以致柳永的批评，正是要求词要有健康的思想感情内容和高雅平和的艺术风格。
李清照在这里对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北宋词坛名家的作品进行品评，指出他们在创作中的得失。强调把铺叙、直接抒情和使事用典结合起来，创造出典重脱俗，雍容大方的审美风格。
我们现在再来探讨李清照对词的音乐性，即协音律的理解和认识。李清照本人精通音律，因而也特别强调歌词的协音律原则，她批评了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并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论点，李清照认为，歌词必须协律，即能入乐演唱，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不仅要推敲文字的平、上、去、入四声，讲究平仄，还要讲究文字的发音部位，辨明清、浊、轻、重之音。虽然欧阳修、晏殊、苏轼以及王安石、曾巩等，他们学识超人，才情洋溢，作歌詞如大匠运斤，厚积薄发，但却由于其词“往往不协音律”，而成为“句读不茸之诗”。因而也就不合“别是一家”的词，强调词不能混同于诗，要界限分明。以达到捍卫诗词有别，维护词的本色的目的。
三、李清照“诗词有别”的内涵的清晰化
李清照的《词论》发表后，因其在提出自己的见解时对当时的词坛名家大多都有尖锐的批评，且有些批评未免言过其实，失于偏颇，并未引起时人和后人的充分重视。客观地来说，李清照在强调词“别是一家”作为词的特质的同时，的确是忽略了词在发展过程中向许多不同方向发展的必然性和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是保守的。但也正是她对词“别是一家”的坚守，很好地指出了词在“诗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别是一家”的特质，词才走出了被“诗化”的阴影，有了自己的独立发展方向。
李清照之后，关于词的美学特性的探讨沉寂了很多年，鲜有人专门谈词的特性，到了明代，王溯元在《与杨抑所论词学》中谈到了对词体独特性的重视，他说道：“词虽小道，绰有体裁，用调必分南北长短，北调合丝弦，要雄浑，南调叶板眼，要婉丽。长调曼声舒啸，要腰腹饱满；短调度字下刻，要绵密。节凑反一，于此不称当家矣。用韵必识阴阳轻重，如北词重务头，南词重闭音，务必阴阳分明，轻重合宜，始称作者，一失较量，见笑大方矣。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282
[2]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
[3]叶嘉莹，叶嘉莹说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2
[4]叶嘉莹，清词丛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