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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宁都县博物馆，有两件镇馆之宝，其一是朱德、毛泽东于1929年2月13日分别以红军第四军军长、党代表名义联名写给当时的宁都县招待处列列执事先生，请求代筹军需款的公函。其二是红军第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于1929年2月14日写给宁都县招待处的筹款收据。
“筹款公函”质地为毛边纸，纵27.4厘米，横31.2厘米，公函右上角盖有“红军第四军”之印，直径8.2厘米，篆体阳刻圆形公章。公甬落款处分别盖有“朱德之印”“毛泽东之印”正方形私章，字体为隶书阳刻。边长2.1厘米。全文用毛笔书写，内容如下：
启者，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现因军糈拮据，特函前来请代筹军饷大洋伍千元，草鞋、袜子各七千双，白布三百疋，夫子二百名，务于本日下午八时以前送来本部。即希查照办理，切勿玩延。如坐视不理，即证明宁都商人显系与反动派勾结一气，故意与红军为难，本军惟有将宁都反动商店尽行焚毁，以警奸顽，勿谓言之不早也。
此致
宁都县招待处列列执事先生
红军第四军军长
朱德
党代表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筹款收据”质地也为毛边纸，纵29.8厘米，横17.3厘米。内容如下：
兹收到宁都招待处交来军款大洋伍千伍佰元。
此据
红军第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
14/2
这两件文物是1929年2月11日，红军第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打败国民党军刘士毅部后开往宁都县城、向地方商贾筹措饷糈等留下的宝贵见证。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鉴定，这两件文物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199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各馆藏一级革命文物进行鉴核，要求对文物的“征集经过”与“流传经过”作详细记载。这一艰巨的考证工作落到了宁都县博物馆原馆长、宁都起义研究史家曾庆圭身上。曾庆圭从事文博工作数十年，写下了100多万字的关于党和红军及其领导人在宁都的革命活动方面的理论研讨文章，受到过民政部原副部长袁血卒，老将军孙毅、钟辉琨等的称赞。
曾庆圭对这两件文物的流传与保存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第一，弄清了这两件珍贵革命文物的发现与保存过程。为此，曾庆圭走访了邓文钦先生。原来，发现这两件珍贵革命文物，宁都采茶剧团离休干部、已故的老艺术家邓文钦先生功不可没。1955年，江西省文化局拨款改建宁都采茶剧团演出剧场。该剧场原在陈屋祠堂（即陈氏宗祠），坐落在今宁都县城胜利路45号。当时，邓文钦是剧团领导，负责现场督查施工。大约在当年6月下旬，剧场改建时，工人们在一根柱子的小方洞里发现了一个巴掌大的纸包。纸包里是两张发黄的毛边纸，上面写着墨字。邓文钦看过纸上的字后，激动地说：“这是当年毛泽东、朱德亲自签发的‘筹款公函’和先辈留下的‘筹款收据’，是珍贵的革命文物。”邓文钦立即向当时的主管单位县文教局领导作了汇报。局领导阅后指示邓文钦交给县民政局转革命烈士纪念馆收存。“文革”初期，革命烈士纪念馆将这两件文物送至县“三忠于”活动办公室收存。后来，县博物馆成立，文物被移交到县博物馆收藏。第二，弄清了“筹款公函”中“宁都县招待处列列执事先生”的来历及真实姓名。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陈屋祠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驻扎过什么机关，住过什么人，与当时的“宁都县招待处”有何特殊关系。这是个艰难的考证，因为从1929年到1994年，已过了65年，要搞清楚65年前的事并不容易。功夫不负有心人，曾庆圭找到了当时已是84岁高龄、曾担任过宁都县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谭吉昌。谭吉昌告诉曾庆圭：“土地革命时，那里没有驻扎什么机关，只有一个药行，是一个人称邱老习（音）的人开的。”曾庆圭判断这个叫邱老习的人，很可能与这两件珍贵文物有关联。为了弄清楚邱老习的名字，曾庆圭又走访了许多老前辈和邱姓老人。最后得知邱老习有个孙子住在河东，名叫邱卓仁。于是，曾庆圭来到河东找到了邱卓仁。邱卓仁对曾庆圭说：“你算找对人了，邱老习就是我公公。”邱卓仁搜出了存放的照片和厚厚的《邱氏族谱》，从族谱中查证，邱老习的真名为邱宝泉，因其字为“隰有”，所以人们又叫他“老隰”。弄清了邱老习的真名并非大功告成，还得弄清“宁都县招待处”设立的时代背景及“列列执事先生”是否是邱宝泉。曾庆圭在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又走访了许多相关人士，最终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29年2月11日，红军第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打败了国民党军刘士毅部，准备向宁都进军。消息传到宁都县城，引起一片混乱。特别是一些商家，由于长期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人人惊慌不安，唯恐财物不保。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当时的县商会商量，决定推举一些人成立一个临时招待处，负责接待红军和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而被推举为招待处领头执事的便是年逾古稀、当时行医兼开药店的邱宝泉老先生。2月13日，朱、毛红军进入宁都县城后，招待处便接到了红四军的“筹款公函”。作为领头执事的邱宝泉不敢怠慢，很快就将款项筹好交给了红军。红军军需处收到款项后，立即写了“筹款收据”交给邱宝泉。邱宝泉开始时因不了解红军。也心存疑虑。跟红军接触后发现红军官兵都很平易近人。且买卖公平，对百姓、商家秋毫无犯，并不像国民党反动当局说的那样打砸强抢，遂与红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邱宝泉自然也就把红四军首长朱德、毛泽东联名给招待处的“筹款公函”及“筹款收据”当作宝贝珍藏起来。当红军离开宁都后，为防反动军队搜走，邱宝泉便在自家药店的柱子上凿洞密藏，使这两件国宝级文物得以保存下来。
曾庆圭说，这两件文物不仅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物，而且也是集文字、印章于一体的书法妙品。从中我们能欣赏到朱德、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书法作品的风采神韵。更为可贵的是，这两件文物为我们研究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战略轨迹。红四军当时的军队实力，筹措军需款项的方略，以及宁都商贾对红军的支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责编/玉坤
“筹款公函”质地为毛边纸，纵27.4厘米，横31.2厘米，公函右上角盖有“红军第四军”之印，直径8.2厘米，篆体阳刻圆形公章。公甬落款处分别盖有“朱德之印”“毛泽东之印”正方形私章，字体为隶书阳刻。边长2.1厘米。全文用毛笔书写，内容如下：
启者，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现因军糈拮据，特函前来请代筹军饷大洋伍千元，草鞋、袜子各七千双，白布三百疋，夫子二百名，务于本日下午八时以前送来本部。即希查照办理，切勿玩延。如坐视不理，即证明宁都商人显系与反动派勾结一气，故意与红军为难，本军惟有将宁都反动商店尽行焚毁，以警奸顽，勿谓言之不早也。
此致
宁都县招待处列列执事先生
红军第四军军长
朱德
党代表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筹款收据”质地也为毛边纸，纵29.8厘米，横17.3厘米。内容如下：
兹收到宁都招待处交来军款大洋伍千伍佰元。
此据
红军第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
14/2
这两件文物是1929年2月11日，红军第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打败国民党军刘士毅部后开往宁都县城、向地方商贾筹措饷糈等留下的宝贵见证。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鉴定，这两件文物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199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各馆藏一级革命文物进行鉴核，要求对文物的“征集经过”与“流传经过”作详细记载。这一艰巨的考证工作落到了宁都县博物馆原馆长、宁都起义研究史家曾庆圭身上。曾庆圭从事文博工作数十年，写下了100多万字的关于党和红军及其领导人在宁都的革命活动方面的理论研讨文章，受到过民政部原副部长袁血卒，老将军孙毅、钟辉琨等的称赞。
曾庆圭对这两件文物的流传与保存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第一，弄清了这两件珍贵革命文物的发现与保存过程。为此，曾庆圭走访了邓文钦先生。原来，发现这两件珍贵革命文物，宁都采茶剧团离休干部、已故的老艺术家邓文钦先生功不可没。1955年，江西省文化局拨款改建宁都采茶剧团演出剧场。该剧场原在陈屋祠堂（即陈氏宗祠），坐落在今宁都县城胜利路45号。当时，邓文钦是剧团领导，负责现场督查施工。大约在当年6月下旬，剧场改建时，工人们在一根柱子的小方洞里发现了一个巴掌大的纸包。纸包里是两张发黄的毛边纸，上面写着墨字。邓文钦看过纸上的字后，激动地说：“这是当年毛泽东、朱德亲自签发的‘筹款公函’和先辈留下的‘筹款收据’，是珍贵的革命文物。”邓文钦立即向当时的主管单位县文教局领导作了汇报。局领导阅后指示邓文钦交给县民政局转革命烈士纪念馆收存。“文革”初期，革命烈士纪念馆将这两件文物送至县“三忠于”活动办公室收存。后来，县博物馆成立，文物被移交到县博物馆收藏。第二，弄清了“筹款公函”中“宁都县招待处列列执事先生”的来历及真实姓名。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陈屋祠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驻扎过什么机关，住过什么人，与当时的“宁都县招待处”有何特殊关系。这是个艰难的考证，因为从1929年到1994年，已过了65年，要搞清楚65年前的事并不容易。功夫不负有心人，曾庆圭找到了当时已是84岁高龄、曾担任过宁都县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谭吉昌。谭吉昌告诉曾庆圭：“土地革命时，那里没有驻扎什么机关，只有一个药行，是一个人称邱老习（音）的人开的。”曾庆圭判断这个叫邱老习的人，很可能与这两件珍贵文物有关联。为了弄清楚邱老习的名字，曾庆圭又走访了许多老前辈和邱姓老人。最后得知邱老习有个孙子住在河东，名叫邱卓仁。于是，曾庆圭来到河东找到了邱卓仁。邱卓仁对曾庆圭说：“你算找对人了，邱老习就是我公公。”邱卓仁搜出了存放的照片和厚厚的《邱氏族谱》，从族谱中查证，邱老习的真名为邱宝泉，因其字为“隰有”，所以人们又叫他“老隰”。弄清了邱老习的真名并非大功告成，还得弄清“宁都县招待处”设立的时代背景及“列列执事先生”是否是邱宝泉。曾庆圭在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又走访了许多相关人士，最终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29年2月11日，红军第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打败了国民党军刘士毅部，准备向宁都进军。消息传到宁都县城，引起一片混乱。特别是一些商家，由于长期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人人惊慌不安，唯恐财物不保。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当时的县商会商量，决定推举一些人成立一个临时招待处，负责接待红军和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而被推举为招待处领头执事的便是年逾古稀、当时行医兼开药店的邱宝泉老先生。2月13日，朱、毛红军进入宁都县城后，招待处便接到了红四军的“筹款公函”。作为领头执事的邱宝泉不敢怠慢，很快就将款项筹好交给了红军。红军军需处收到款项后，立即写了“筹款收据”交给邱宝泉。邱宝泉开始时因不了解红军。也心存疑虑。跟红军接触后发现红军官兵都很平易近人。且买卖公平，对百姓、商家秋毫无犯，并不像国民党反动当局说的那样打砸强抢，遂与红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邱宝泉自然也就把红四军首长朱德、毛泽东联名给招待处的“筹款公函”及“筹款收据”当作宝贝珍藏起来。当红军离开宁都后，为防反动军队搜走，邱宝泉便在自家药店的柱子上凿洞密藏，使这两件国宝级文物得以保存下来。
曾庆圭说，这两件文物不仅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物，而且也是集文字、印章于一体的书法妙品。从中我们能欣赏到朱德、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书法作品的风采神韵。更为可贵的是，这两件文物为我们研究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战略轨迹。红四军当时的军队实力，筹措军需款项的方略，以及宁都商贾对红军的支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责编/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