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月16日，出使日本的大臣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一份照会，转达了慈禧的意见——希望日方提供去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日本军官名单，准备给他们颁赐“宝星”勋章，予以嘉奖。
　　此事酝酿已久。据庆亲王奕劻致日本外务大臣的信函，早在1901年上半年，清廷已主动向日方提出，要奖赏参与联军侵华之役的日本军官，但日方未作回复，或许是觉得此事不可思议。1901年冬，奕劻再次请求日方提供军官名单。
　　在确认清廷不是开玩笑后，1902年3月，日方开列一份90人的名单;4月，又开列一份以下层军官为主的109人的名单;再后来，日本驻京公使内田康哉又对名单进行删改，最终提供了一份199人的名单。
　　如此，清廷共计赏了侵华日军199枚“宝星”勋章。该勋章是清廷效仿西方国家所制，主要用来褒奖对清廷立场友好或有过帮助的外国人（后期也曾颁给本国人士）。
　　战败国被迫向侵略者低头是常事，但像清廷这般几次三番主动提出给侵略者颁发勋章的行为实属罕见。清廷为什么要这么做？
　　清廷表彰日军的理由是“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确有史料可证——在时人的印象里，日占区的秩序确实比其他地区要好;北京被攻陷后，城内大乱，滞留城中的清廷官员前往日本公使馆求助;宫中滞留的嫔妃、太监、宫女、守兵等能在大乱中活命，也与日军有关。
　　而日方之所以这么做，是想在西方列强面前展示“文明之師”的形象。但奕劻将之视为日方对中国特别释出的“善意”，进而觉得“中日结盟”大有希望，于是有了“一再要求给侵略者颁发勋章”的奇事。
　　1899年，奕劻得慈禧许可，派人携带珍贵礼物及密电码本赴日，策划过一次“中日结盟”。日方收下了礼物和密电码本，但对结盟一事态度模糊，既未拒绝也未响应。因为，经过庚子年之役，在日方眼中，清廷早已丧失了“结盟”的价值与资格——“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力、国民没有思国心，已丧失了国家生存之条件”。
　　早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前，日本媒体已将清廷所支持的义和团视为“妨碍国际交通之文明公敌”，批评清廷“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在当时日本媒体眼中，清国幅员辽阔如大象，而清廷不过是大象身上攀附的蚯蚓。
　　日方既视清廷为“蚯蚓”，奕劻所谓的“中日结盟”自然只能是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