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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经济新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商业高峰刻下记号。划下痕迹的，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成功者披着财富的凤冠在历史的画卷中磅礴泼墨，失败者却握着没有碑文的墓志铭黯然隐退。
三十年的经济浪潮，悲剧所占的分量很多。悲剧，那是时代的底色，上升中总有悲壮的起伏，这正是历史所不能遗忘的。不过，不是因为成功，而是源于失败。
失败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用激情、生命去赌刀尖上舞蹈的精彩；他们戴着脚镣毫不犹豫地吃下第一个螃蟹；他们曾高举流行的旗帜，成为影响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代符号；他们不断地走进鲜花与荆棘并生的世界……
然而，他们倒下了，以种种方式祭奠他们的错误，以种种结局陪葬他们的失败。他们曾赢得漂亮的转身，他们中有很多具备成功的秉赋，也有成为王者的潜质，却一一被钉在十字架上，最终以不可遏制的速度走向衰落，接受失败的拷问。长长的失败回忆录上，记下一串串曾鲜活时代但终究泛黄的悲情英雄的名单——步鑫生、马胜利、储时健、姜维、胡志标、戴国芳、黄宏生、郑俊怀、袁宝璟、张荣坤……
成功的企业家总是相似的，失败的企业家却各有各的悲剧，他们的悲情因为“落马”的原因而浓淡不一。历数悲情企业家，主要有以下几类：
1.落寞的改革者
他们被制度捧红，成为当时的“红一时”，扛起改革楷模的大旗，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为打破旧制度、旧传统而呐喊。但“红”只是一时，却成不了一世，他们被不断奔跑的改革浪潮远远抛下，经历由时代先锋变为落伍者的落寞。如步鑫生、马胜利，他们既是奉献的一代，又是牺牲的一代，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却因奏出改革的不协调音而归于沉寂。
2.原罪
在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更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它是企业家过去犯下的罪，并最终在经济长袖善舞的今天粉墨登场。原罪有两种类型，即制度性原罪与富人原罪。
制度性原罪指的是企业家发迹于“制度滞后行为”的经济萌芽期，却顶着原罪的帽子在法律、制度的空白地带游走，原本小心翼翼的擦边球成了原罪的元凶。如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捕、新大地总公司总经理涂景新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被捕，尽管他们被判无罪，但又实实在在曾被戴上原罪的帽子，而涂景新也最终失去了新大地。
所谓富人原罪指的是企业家用挑战法律的方式来获得灰色收益，如故意偷税漏税、钻政策空子大肆排污、处心积虑地压榨工人的血汗、贿赂等，在这些富人原罪面前，往往没有情可讲。如非法占有农用地的杨斌、挪用社保基金的张荣坤等。
3.企业经营失败者
他们纵横捭阖，驰骋疆场，却一脚迈进战略定位失衡（多元化、并购不当）、资金管理不善、人力资源危机、“一个人的战争”等陷阱，最终画地为牢，中了自己的圈套。吴炳新、赵新先、胡志标等曾“争霸一代”的经济英雄都是倒在企业经营不善上。他们的很多经济智慧都被后来者所复制、模仿，但“失败”的标签也抹之不去。
4.错位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志存高远，是把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嫁接到理性经济上的实践者。理想是美好的，但往往会产生错觉。他们无限放大的理想，过于超前的思想，与整个时代断裂、脱节，失败也就没了悬念。德隆唐万新最具代表性，他怀揣产业整合梦而缔造德隆帝国，但由于体制缺陷、环境短视等原因，最终梦断德隆。
5.“59岁现象”者
他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打工皇帝，他们背靠国企的大树，掌握着更多的资本资源与权力资源，成为国企改革的缩影，但却迈不过“59岁现象”甚至“49岁现象”、“39岁现象”这道坎，背负法律与道德的拷问。如烟王褚时健、伊利郑俊怀、中国航油陈久霖……对权力的迷恋、不完善的薪酬制度等诸多因素，使得他们一脚从天堂踏进地狱。
6.“富豪法则”的迷恋者
有些富豪，在钱堆上站久了，就开始迷恋“大富骄横，以暴制暴”的富豪法则。他们一方面扮演着谦和、顾家、俭朴、勤奋、创新的经济明星，背后却对“办了他”、“收拾他”、“不就几个钱的事嘛”等乐此不疲。如亿万富翁袁宝璟、地产富豪周小弟雇凶杀人，山西亿万富翁阎林则为扫清路障致人死命，他们都在“富豪法则”上栽了跟头，再多的财富也掩盖不了他们的罪行。
7.政商关系失衡者
他们或埋头经营，是经济上的“好把式”，却漠视政治环境，最终成为政治的棋子或制度调整的炮灰；他们或急于让政府撑起保护伞，与政治保持过于紧密的距离而被政治灼伤。铁本戴国芳不幸沦为前者，而擅长政治做秀的牟其中则是后者。
8.“阴沟里翻船”者
“阴沟里翻船”的企业家最令人扼腕可惜。他们没有犯罪，也没有大的企业经营错误，把企业发展曲演奏得激情澎湃，却在“非命”、“过劳死”等小插曲中搁浅。如被炸死的明达集团董事长葛君明、被歹徒用猎枪杀死的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此外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彭作义，在事业辉煌时仓促离世，他们中了“过劳死”的诅咒。
这些悲情英雄功成名就，却不能功德圆满地退场，以不同的方式延伸失败的外延。但是，追根溯源，总能找到他们共同的失败基因：世界五十多年的经济飞跃，在中国浓缩为短短30年的经济革命。伴随超常规发展的，是制度“摸着石头过河”，是不断地蜕变、转型与“试错”。制度尚且如此，更何况企业家个人。很多企业家羽翼并不丰满，盔甲并不坚硬，还有市场变幻、对手残酷的考验，他们倒下，并不为奇，甚至为经济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常态。
这些英雄，是经济革命的试验品、牺牲品，更是坐标：他们成功的经验，至少可以告诉追随者，哪些是淘金的工具，哪些是财富的敲门砖；他们失败的教训，至少可以告诉后来者，哪些是致命的陷阱，哪些是伤人的荆棘。他们更为中国式、本土化的失败，往往比西方的经商教科书要实用得多、丰富得多，也更有借鉴性。
如果我们因为“步鑫生时代”、“马胜利时代”、“唐万新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漠视这些悲情英雄的存在，既是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史的不尊重，更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文化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遗忘那个时代，更不能遗忘那些为社会创造财富却留下遗憾的悲情商人们。
（本文来源于作者博客）
三十年的经济浪潮，悲剧所占的分量很多。悲剧，那是时代的底色，上升中总有悲壮的起伏，这正是历史所不能遗忘的。不过，不是因为成功，而是源于失败。
失败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用激情、生命去赌刀尖上舞蹈的精彩；他们戴着脚镣毫不犹豫地吃下第一个螃蟹；他们曾高举流行的旗帜，成为影响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代符号；他们不断地走进鲜花与荆棘并生的世界……
然而，他们倒下了，以种种方式祭奠他们的错误，以种种结局陪葬他们的失败。他们曾赢得漂亮的转身，他们中有很多具备成功的秉赋，也有成为王者的潜质，却一一被钉在十字架上，最终以不可遏制的速度走向衰落，接受失败的拷问。长长的失败回忆录上，记下一串串曾鲜活时代但终究泛黄的悲情英雄的名单——步鑫生、马胜利、储时健、姜维、胡志标、戴国芳、黄宏生、郑俊怀、袁宝璟、张荣坤……
成功的企业家总是相似的，失败的企业家却各有各的悲剧，他们的悲情因为“落马”的原因而浓淡不一。历数悲情企业家，主要有以下几类：
1.落寞的改革者
他们被制度捧红，成为当时的“红一时”，扛起改革楷模的大旗，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为打破旧制度、旧传统而呐喊。但“红”只是一时，却成不了一世，他们被不断奔跑的改革浪潮远远抛下，经历由时代先锋变为落伍者的落寞。如步鑫生、马胜利，他们既是奉献的一代，又是牺牲的一代，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却因奏出改革的不协调音而归于沉寂。
2.原罪
在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更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它是企业家过去犯下的罪，并最终在经济长袖善舞的今天粉墨登场。原罪有两种类型，即制度性原罪与富人原罪。
制度性原罪指的是企业家发迹于“制度滞后行为”的经济萌芽期，却顶着原罪的帽子在法律、制度的空白地带游走，原本小心翼翼的擦边球成了原罪的元凶。如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捕、新大地总公司总经理涂景新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被捕，尽管他们被判无罪，但又实实在在曾被戴上原罪的帽子，而涂景新也最终失去了新大地。
所谓富人原罪指的是企业家用挑战法律的方式来获得灰色收益，如故意偷税漏税、钻政策空子大肆排污、处心积虑地压榨工人的血汗、贿赂等，在这些富人原罪面前，往往没有情可讲。如非法占有农用地的杨斌、挪用社保基金的张荣坤等。
3.企业经营失败者
他们纵横捭阖，驰骋疆场，却一脚迈进战略定位失衡（多元化、并购不当）、资金管理不善、人力资源危机、“一个人的战争”等陷阱，最终画地为牢，中了自己的圈套。吴炳新、赵新先、胡志标等曾“争霸一代”的经济英雄都是倒在企业经营不善上。他们的很多经济智慧都被后来者所复制、模仿，但“失败”的标签也抹之不去。
4.错位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志存高远，是把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嫁接到理性经济上的实践者。理想是美好的，但往往会产生错觉。他们无限放大的理想，过于超前的思想，与整个时代断裂、脱节，失败也就没了悬念。德隆唐万新最具代表性，他怀揣产业整合梦而缔造德隆帝国，但由于体制缺陷、环境短视等原因，最终梦断德隆。
5.“59岁现象”者
他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打工皇帝，他们背靠国企的大树，掌握着更多的资本资源与权力资源，成为国企改革的缩影，但却迈不过“59岁现象”甚至“49岁现象”、“39岁现象”这道坎，背负法律与道德的拷问。如烟王褚时健、伊利郑俊怀、中国航油陈久霖……对权力的迷恋、不完善的薪酬制度等诸多因素，使得他们一脚从天堂踏进地狱。
6.“富豪法则”的迷恋者
有些富豪，在钱堆上站久了，就开始迷恋“大富骄横，以暴制暴”的富豪法则。他们一方面扮演着谦和、顾家、俭朴、勤奋、创新的经济明星，背后却对“办了他”、“收拾他”、“不就几个钱的事嘛”等乐此不疲。如亿万富翁袁宝璟、地产富豪周小弟雇凶杀人，山西亿万富翁阎林则为扫清路障致人死命，他们都在“富豪法则”上栽了跟头，再多的财富也掩盖不了他们的罪行。
7.政商关系失衡者
他们或埋头经营，是经济上的“好把式”，却漠视政治环境，最终成为政治的棋子或制度调整的炮灰；他们或急于让政府撑起保护伞，与政治保持过于紧密的距离而被政治灼伤。铁本戴国芳不幸沦为前者，而擅长政治做秀的牟其中则是后者。
8.“阴沟里翻船”者
“阴沟里翻船”的企业家最令人扼腕可惜。他们没有犯罪，也没有大的企业经营错误，把企业发展曲演奏得激情澎湃，却在“非命”、“过劳死”等小插曲中搁浅。如被炸死的明达集团董事长葛君明、被歹徒用猎枪杀死的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此外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彭作义，在事业辉煌时仓促离世，他们中了“过劳死”的诅咒。
这些悲情英雄功成名就，却不能功德圆满地退场，以不同的方式延伸失败的外延。但是，追根溯源，总能找到他们共同的失败基因：世界五十多年的经济飞跃，在中国浓缩为短短30年的经济革命。伴随超常规发展的，是制度“摸着石头过河”，是不断地蜕变、转型与“试错”。制度尚且如此，更何况企业家个人。很多企业家羽翼并不丰满，盔甲并不坚硬，还有市场变幻、对手残酷的考验，他们倒下，并不为奇，甚至为经济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常态。
这些英雄，是经济革命的试验品、牺牲品，更是坐标：他们成功的经验，至少可以告诉追随者，哪些是淘金的工具，哪些是财富的敲门砖；他们失败的教训，至少可以告诉后来者，哪些是致命的陷阱，哪些是伤人的荆棘。他们更为中国式、本土化的失败，往往比西方的经商教科书要实用得多、丰富得多，也更有借鉴性。
如果我们因为“步鑫生时代”、“马胜利时代”、“唐万新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漠视这些悲情英雄的存在，既是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史的不尊重，更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文化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遗忘那个时代，更不能遗忘那些为社会创造财富却留下遗憾的悲情商人们。
（本文来源于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