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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延续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保障。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在世界各国合作与协调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在强化各个“问题领域”内的全球治理机制下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进步，并在多边主义制度架构下形成应对和解决各种全球性议题的挑战，是21世纪的今天世界能够继续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快第20个年头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崩塌竟然出现在了眼前。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体系进入美国单极霸权的后冷战时代。从那时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术界展开了国际权力分配结构究竟是“维持单极”好、还是应该“重回两极”，或者未来更可能是“多级复归”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除了当时仍然健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斯·沃尔兹坚持认为单极会导致权力的濫用，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体系只有重回两极制衡才能稳定外，美国学术界的共识是保持美国单极霸权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y）认为，美国是自由价值和自由主义制度的中枢，只有美国足够强大，才能保证世界秩序在自由价值的普及和制度与规则主导的基础上持续和稳定。即便是主张权力制衡理论的新现实主义学者也认为，美国是“良性霸权”，美国的自由理念和制度不会让美国“滥用权力”。然而，进入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践让美国所谓“良性霸权”的理论彻底破灭！
2005年，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完成了他的新书《最后的帝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探源》。在本书中，约翰逊教授愤怒地指出，布什政府在无法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继2001年11月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又在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组织追随美国的盟国组成“志愿联盟”，捏造萨达姆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罪名，通过大举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的方式输出美国的民主价值，并相信美国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对美国眼中的“邪恶轴心”国家进行新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他认为，这一系列的做法，是美国外交已经转向“帝国政治”的标志。他在书中严厉地批评布什政府的这些举动，断言美国外交的“帝国式转型”（imperialist turn）不会持久。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国际社会在后冷战时代的单极世界中，第一次品尝到了单极体系中霸权国家过于强大、国际权力分配结构失衡所带来的苦果。美国学术界和出版界还兴起了“新美国帝国”研究和出版相关系列书的热潮，截至2010年，出版的有关“新美国帝国”类图书高达60多种。
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强硬理念做出了实质性修正，提出了“零核世界”的概念，并曾一度断言：“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奥巴马政府还在2013年12月宣布从伊拉克撤军。
然而，好景不长。特朗普上台不到三年的时间，世界再度开始品尝美国单极霸权缺乏制衡所导致的苦果。只是，这一次美国的“权力傲慢”，不是对外发动军事战争，而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在“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下，依仗自己的权力优势，打破原有的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华盛顿从“美国优先”的原则出发所做出的一系列“退群”行动给国际秩序的稳定与持续以沉重打击。美国宣布退出1987年签订的美苏中导条约，破坏国际军控机制长期坚持的太空非军事化原则，贸然宣布建立美国太空司令部。与此同时，美国还大力强化“网军”，大规模发展高超音速陆基导弹，寻求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核导弹。对于这些做法，特朗普政府的说辞是重回“国家中心主义”，而不是“反恐中心”的安全战略举措。但其结果，不仅破坏了冷战后大国之间一直在寻求的战略稳定，更有可能重新激发新的军备竞赛。即便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究竟是主张让平壤“分阶段”无核化，还是“一篮子”无核化;究竟是暂停美韩军演来给平壤提供“安全保障”，还是“行动对行动”、在朝鲜采取无核化行动的同时才逐步取消对平壤的严厉制裁。迄今白宫所传递出的信息同样是混乱的。
奥巴马政府在推动“零核世界”的进程中，最突出的成就是2010年4月8日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正式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START）。该条约明确规定：美俄两国需要将各自的核弹头削减至1550枚，同时降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发射架及配备核武的重型轰炸机等战略武器运载工具的水平，总数不超过800架。条约有效期为10年，并有可能继续延长五年。该条约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中的重大进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仅由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首先承诺其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而且开始在美俄间建立新的双边检查和监督制度，增加了两国核裁军和军控的透明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与《核不扩散条约》《美苏中导条约》以及《开放天空条约》一起共同构成了世界军控与裁军进程的支柱内容。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中导条约》失效，《开放天空条约》动摇，2017年2月8日特朗普在与普京的通话中，批评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过窄，有利于俄罗斯发展新式小型核武器，拒绝了普京总统要求延长该协定的提议。如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2020年失效，国际军控、裁军体制和规则将有可能走向令人恐怖的崩溃边缘。
另外，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宣布退出伊核协定的做法，更是破坏了国际社会长期解决伊核问题所付出的努力。波斯湾局势今天仍然存在着爆发直接战争冲突的风险。中东和平建立在合理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尊重巴勒斯坦国的基本利益、控制中东战乱和打击极端伊斯兰恐怖势力等议题上。但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宣布将美国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近期又公开宣布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继续兴建犹太定居点，其赤裸裸的亲以政策，更加激化了曾一度降温的阿以矛盾。伊拉克持续不断的民众抗议行动、依然处于战乱状态的叙利亚局势、伊朗为了对抗美国而可能重新启动的核力量发展进程，都使中东局势正在再度面临战乱的风险。而作为全球能源供应的中心地区，中东局势的不可测前景，又会给世界的能源供应和经济繁荣投下浓重的阴影。
2019年11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感恩节当天访问了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更是对全球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沉重打击，2020年世界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趋势难以避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不仅表现出其在实施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时的蛮横，更是对业已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巨大冲击，甚至可能带来断裂的风险。对于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理由，特朗普从竞选到当政以后，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是“钻了美国的空子”“占了美国的便宜”和“偷了美国的技术”，并指责他之前的美国政府如何被中国“算计”而无法有效“回击”。这种说法不仅完全抹杀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几代中国人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绩，更是特朗普政府想利用“中国问题”夸耀政绩、为施政乱象频生、社会和政治诉求高度分裂的美国寻找“替罪羊”。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的“科技战”事实上比“贸易战”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冲击更大。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130家中国公司和科研机构被美国列入受制裁的“实体清单”。虽然美国第三次延长了华為和美国公司商业往来的执照许可，但美国通讯委员会（USCC）近日通过决议，禁止一切华为产品在美国采购和销售，这预示着特朗普政府全面封杀华为的行动不会停止。当前，中美之间的“部分脱钩”已成事实。这包括高科技美资从中国撤离，苛刻地限制、甚至阻断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以及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资投资。仅2019年前10个月，中国在美国投资就下降85%。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正在面临断裂的风险。
“国际秩序”的定义是指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建立、运营和进步的基本方式、价值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同的路径。“国际秩序”也直接指向国家间如何基本实现和平共存、人民生活的福祉如何能够得到相互保障，以及战争等毁灭性的行动如何能够得到避免和控制的政策实践和观念形态。对于国际秩序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的国家会有差别，因为对国际秩序的认识总是包括“规范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然而，合作、持续和渐进是世界各国建立国际秩序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任何旨在通过霸权实力仗势凌弱、我行我素的行为，都会破坏国际秩序，还将激化国际秩序内的已有争议和冲突。历史已经证明，破坏和分解已有国际秩序的行为将会为国际冲突埋下伏笔，甚至可能付出引发世界动乱的灾难性代价。
对国际秩序的珍惜和维护，是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保障，更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和依靠。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的主体结构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开放、国际制度和规则在众多问题领域的发展与深化，以及大国关系在竞争进程中的协调、合作与稳定。尤其是建立在多边主义和全球议题共同应对基础上的全球治理能力的进步，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秩序的一大亮点。保持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中的竞争、合作与协调，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
国际秩序需要调整和进步，但其前提仍然是对国际秩序稳定和渐进原则信念的遵从，以及主要大国的克制和避免单边主义政策的理性行为。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在1977年出版的《无政府社会》一书中明确指出，国际体系能否“有序”调整和进步，是避免国际秩序失序的关键。而如何实现国际体系的“有序”调整和进步，关键是大国需要有基本的战略选择，那就是行为的克制、负责任和对多边主义及全球化进程等时代性规则和态势的敬畏与遵从。T·V·保罗和约翰·A·霍尔在其专著《国际秩序与世界政治的未来》中也清晰地写道，国际秩序存在于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中：国际体系要稳定和健康，需要大国间权力分配的相对均衡，权力均衡才能够合理地维护和运营;个体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大国，需要战略和政策上的“慎重”，同时也需要中小国家在战略选择上的“眼光”。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做法，中国需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既防止出现过度的战略焦虑，又要为面对这样的美国和中美关系的长期紧张、甚至恶化做好全方位的准备，更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推进中国和欧洲、日韩等地区和国家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新进程。当世界秩序在美国权力滥用中变得失序、甚至崩塌时，中国最需要的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世界的稳定、和平与繁荣强调“共商、共建和共享”的中国，将是让全球权力结构重趋均衡的中流砥柱！只是，要做到这一点，提升和用好中国“软实力”将更为重要。
美国霸权是“良性霸权”的迷思已经幻灭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体系进入美国单极霸权的后冷战时代。从那时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术界展开了国际权力分配结构究竟是“维持单极”好、还是应该“重回两极”，或者未来更可能是“多级复归”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除了当时仍然健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斯·沃尔兹坚持认为单极会导致权力的濫用，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体系只有重回两极制衡才能稳定外，美国学术界的共识是保持美国单极霸权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y）认为，美国是自由价值和自由主义制度的中枢，只有美国足够强大，才能保证世界秩序在自由价值的普及和制度与规则主导的基础上持续和稳定。即便是主张权力制衡理论的新现实主义学者也认为，美国是“良性霸权”，美国的自由理念和制度不会让美国“滥用权力”。然而，进入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践让美国所谓“良性霸权”的理论彻底破灭！
2005年，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完成了他的新书《最后的帝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探源》。在本书中，约翰逊教授愤怒地指出，布什政府在无法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继2001年11月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又在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组织追随美国的盟国组成“志愿联盟”，捏造萨达姆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罪名，通过大举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的方式输出美国的民主价值，并相信美国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对美国眼中的“邪恶轴心”国家进行新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他认为，这一系列的做法，是美国外交已经转向“帝国政治”的标志。他在书中严厉地批评布什政府的这些举动，断言美国外交的“帝国式转型”（imperialist turn）不会持久。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国际社会在后冷战时代的单极世界中，第一次品尝到了单极体系中霸权国家过于强大、国际权力分配结构失衡所带来的苦果。美国学术界和出版界还兴起了“新美国帝国”研究和出版相关系列书的热潮，截至2010年，出版的有关“新美国帝国”类图书高达60多种。
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强硬理念做出了实质性修正，提出了“零核世界”的概念，并曾一度断言：“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奥巴马政府还在2013年12月宣布从伊拉克撤军。
在“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下打破原有的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
然而，好景不长。特朗普上台不到三年的时间，世界再度开始品尝美国单极霸权缺乏制衡所导致的苦果。只是，这一次美国的“权力傲慢”，不是对外发动军事战争，而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在“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下，依仗自己的权力优势，打破原有的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华盛顿从“美国优先”的原则出发所做出的一系列“退群”行动给国际秩序的稳定与持续以沉重打击。美国宣布退出1987年签订的美苏中导条约，破坏国际军控机制长期坚持的太空非军事化原则，贸然宣布建立美国太空司令部。与此同时，美国还大力强化“网军”，大规模发展高超音速陆基导弹，寻求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核导弹。对于这些做法，特朗普政府的说辞是重回“国家中心主义”，而不是“反恐中心”的安全战略举措。但其结果，不仅破坏了冷战后大国之间一直在寻求的战略稳定，更有可能重新激发新的军备竞赛。即便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究竟是主张让平壤“分阶段”无核化，还是“一篮子”无核化;究竟是暂停美韩军演来给平壤提供“安全保障”，还是“行动对行动”、在朝鲜采取无核化行动的同时才逐步取消对平壤的严厉制裁。迄今白宫所传递出的信息同样是混乱的。
奥巴马政府在推动“零核世界”的进程中，最突出的成就是2010年4月8日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正式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START）。该条约明确规定：美俄两国需要将各自的核弹头削减至1550枚，同时降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发射架及配备核武的重型轰炸机等战略武器运载工具的水平，总数不超过800架。条约有效期为10年，并有可能继续延长五年。该条约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中的重大进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仅由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首先承诺其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而且开始在美俄间建立新的双边检查和监督制度，增加了两国核裁军和军控的透明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与《核不扩散条约》《美苏中导条约》以及《开放天空条约》一起共同构成了世界军控与裁军进程的支柱内容。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中导条约》失效，《开放天空条约》动摇，2017年2月8日特朗普在与普京的通话中，批评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过窄，有利于俄罗斯发展新式小型核武器，拒绝了普京总统要求延长该协定的提议。如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2020年失效，国际军控、裁军体制和规则将有可能走向令人恐怖的崩溃边缘。
另外，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宣布退出伊核协定的做法，更是破坏了国际社会长期解决伊核问题所付出的努力。波斯湾局势今天仍然存在着爆发直接战争冲突的风险。中东和平建立在合理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尊重巴勒斯坦国的基本利益、控制中东战乱和打击极端伊斯兰恐怖势力等议题上。但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宣布将美国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近期又公开宣布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继续兴建犹太定居点，其赤裸裸的亲以政策，更加激化了曾一度降温的阿以矛盾。伊拉克持续不断的民众抗议行动、依然处于战乱状态的叙利亚局势、伊朗为了对抗美国而可能重新启动的核力量发展进程，都使中东局势正在再度面临战乱的风险。而作为全球能源供应的中心地区，中东局势的不可测前景，又会给世界的能源供应和经济繁荣投下浓重的阴影。
对中国的贸易战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以巨大冲击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更是对全球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沉重打击，2020年世界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趋势难以避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不仅表现出其在实施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时的蛮横，更是对业已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巨大冲击，甚至可能带来断裂的风险。对于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理由，特朗普从竞选到当政以后，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是“钻了美国的空子”“占了美国的便宜”和“偷了美国的技术”，并指责他之前的美国政府如何被中国“算计”而无法有效“回击”。这种说法不仅完全抹杀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几代中国人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绩，更是特朗普政府想利用“中国问题”夸耀政绩、为施政乱象频生、社会和政治诉求高度分裂的美国寻找“替罪羊”。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的“科技战”事实上比“贸易战”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冲击更大。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130家中国公司和科研机构被美国列入受制裁的“实体清单”。虽然美国第三次延长了华為和美国公司商业往来的执照许可，但美国通讯委员会（USCC）近日通过决议，禁止一切华为产品在美国采购和销售，这预示着特朗普政府全面封杀华为的行动不会停止。当前，中美之间的“部分脱钩”已成事实。这包括高科技美资从中国撤离，苛刻地限制、甚至阻断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以及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资投资。仅2019年前10个月，中国在美国投资就下降85%。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正在面临断裂的风险。
维护国际秩序：让世界权力结构重趋动态均衡
“国际秩序”的定义是指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建立、运营和进步的基本方式、价值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同的路径。“国际秩序”也直接指向国家间如何基本实现和平共存、人民生活的福祉如何能够得到相互保障，以及战争等毁灭性的行动如何能够得到避免和控制的政策实践和观念形态。对于国际秩序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的国家会有差别，因为对国际秩序的认识总是包括“规范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然而，合作、持续和渐进是世界各国建立国际秩序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任何旨在通过霸权实力仗势凌弱、我行我素的行为，都会破坏国际秩序，还将激化国际秩序内的已有争议和冲突。历史已经证明，破坏和分解已有国际秩序的行为将会为国际冲突埋下伏笔，甚至可能付出引发世界动乱的灾难性代价。
对国际秩序的珍惜和维护，是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保障，更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和依靠。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的主体结构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开放、国际制度和规则在众多问题领域的发展与深化，以及大国关系在竞争进程中的协调、合作与稳定。尤其是建立在多边主义和全球议题共同应对基础上的全球治理能力的进步，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秩序的一大亮点。保持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中的竞争、合作与协调，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
国际秩序需要调整和进步，但其前提仍然是对国际秩序稳定和渐进原则信念的遵从，以及主要大国的克制和避免单边主义政策的理性行为。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在1977年出版的《无政府社会》一书中明确指出，国际体系能否“有序”调整和进步，是避免国际秩序失序的关键。而如何实现国际体系的“有序”调整和进步，关键是大国需要有基本的战略选择，那就是行为的克制、负责任和对多边主义及全球化进程等时代性规则和态势的敬畏与遵从。T·V·保罗和约翰·A·霍尔在其专著《国际秩序与世界政治的未来》中也清晰地写道，国际秩序存在于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中：国际体系要稳定和健康，需要大国间权力分配的相对均衡，权力均衡才能够合理地维护和运营;个体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大国，需要战略和政策上的“慎重”，同时也需要中小国家在战略选择上的“眼光”。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做法，中国需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既防止出现过度的战略焦虑，又要为面对这样的美国和中美关系的长期紧张、甚至恶化做好全方位的准备，更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推进中国和欧洲、日韩等地区和国家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新进程。当世界秩序在美国权力滥用中变得失序、甚至崩塌时，中国最需要的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世界的稳定、和平与繁荣强调“共商、共建和共享”的中国，将是让全球权力结构重趋均衡的中流砥柱！只是，要做到这一点，提升和用好中国“软实力”将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