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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卫视《问教》栏目录制一期“高考特招生”的话题，邀我去做嘉宾，谈谈自己因为写诗而被武汉大学免试录取的经历。在演播厅，主持人问我当时是否有贵人相助，我立即回想起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他姓黄，时任南京梅园中学教导主任。可以说我未参加高考而迈进名牌大学门槛，跟黄主任以及母校的大力推举是分不开的。
我在南京梅园中学念书时，醉心于诗歌，上课时都在笔记本上偷偷写诗。回家后，我写诗歌散文，还花时间把习作工工整整抄写在稿纸上，投寄给各地报刊。到高三时，我已在《星星》《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数十家报刊发表100多篇诗文，并且十几次获得《语文报》《文学报》等全国性征文奖。黄主任负责教学成果的宣传，他经常把我的获奖证书之类复印了，张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上，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通报我又获了什么奖，表扬我为学校争了光。每逢此时，他简直比我本人还高兴。我感觉到黄主任在代表学校把我作为一棵文学幼苗来培养，在写作上就更有动力了。
黄主任当时已有50岁了，但他在校园路上碰见我这个17岁的高中生，总会特别热情地拉住我聊一会儿，问我又写了什么新作，对诗歌有什么新认识。我想，他年轻时一定也曾想过当作家，一直怀有一份文学情绪，年岁大了，又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有人去实现这一梦想。就这样，在临近高中毕业时，我已成了在全国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
由于在文学上过于分心，造成我学业上的严重偏科。考试的成绩单上，数理化和外语挂满大红灯笼。别提参加高考上大学了，后来连预考的分数线都未通过，彻底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大学的门对我似乎是堵死了。怕毕业后做“待业青年”，我早早地托一位同学，在他哥哥开的照相馆预先联系了一份工作，准备一毕业就去那儿打工，一边给人照相赚点生活费，一边坚持写作追梦。我当时的偶像是高尔基，他没上过大学，却写了一部《我的大学》，他是把社会当成一所最好的大学，在四处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修炼。我觉得自己也能行。当我把这种想法跟黄主任一说，他却急坏了。他说如果不上大学，单枪匹马地走文学道路将非常崎岖，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从黄主任焦急的表情里看出他对我前途的担忧，心里有点感动。
我所在的南京梅园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不是省、市重点，没有保送的名额与资格。黄主任却想出一个点子：把我的简历及发表作品的样报、获奖证书都复印了，由母校写了推荐信，投寄给全国几十所高校，希望能够破格录取。武汉大学最先表现出兴趣，还派了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来南京，领我坐长江上的客轮去武汉面试。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在珞珈山上，几位中文系老教授问了我一些文学问题，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对答如流。他们让我就前来武汉面试的感受当场写诗，我联想到坐在江轮上看的风景，一气呵成一首《长江拐弯处》，暗喻长江拐弯处也正是我人生拐弯处。老教授传阅后大加赞赏。我想王勃当众写《滕王阁序》语惊四座时也这么兴奋吧？只是由于武汉大学还要向教育部汇报并提出特招申请，没法当场拍板。我回南京后，黄主任欣喜地告诉我，华东师大也来电话了。他亲自陪我去上海，参加华东师大的面试。面试完毕，黄主任还领我去上海动物园玩了一趟。
后来，这两所大学几乎同时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华东师大还表示可以额外给我校5个优先录取的名额。黄主任让我选择。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后不准备当教师，更想当作家，如果选择武大，毕业分配去文化单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于我文学创作道路更有利。黄主任其实挺希望我选华东师大，那毕竟能给母校增加5个升学指标，但是他觉得我说的不无道理，因而尊重了我的选择。
1985年8月底，我在南京码头乘江轮去武大报到，黄主任代表学校来码头送我。船快开的时候，下了一场暴雨，黄主任和我的父母都没有去旁边的候运室避雨，而是冒着雨向站在船舷上的我挥手，目送我远去。
大学四年，我寒暑假回南京，都要去拜访一下黄主任。他总是要留我吃饭，说是可以多聊一会儿。有几次是父亲陪我去的，他说应该作为家长向黄主任表达感激之情。我上大学，没让家里操太多心，父亲说黄主任不仅是我，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黄主任的那个点子，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不用去照相馆当临时工了，而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
1989年，我分配到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黄主任报喜，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并且说他相信我还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二年春节，我回南京过年，去给黄主任拜年，相谈甚欢。黄主任已退休了，但他在报纸上读到我发表的文章时，总是很高兴，会剪下来压在写字台上玻璃板下——和他當年贴在学校宣传栏上一样地为我骄傲。出来时已很晚了，黄主任还坚持要送我，一起在华灯怒放的夜街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临分别时，他说了一段话：“你不必总是感谢我，这其实是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我只不过是顺手推了一把。以后你再回南京，时间宝贵，多陪陪父母吧。”我知道，他是怕我回故乡时把拜访他当成负担，他想帮我减轻点负担，有更多的精力向前看。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记不清后来从哪年开始，在短暂的探亲假里，我不再抽时间去拜访黄主任。但我知道，他不会怪罪我的。我还知道，他会一直远远地关注着我。这些年，我还不断给家乡的报刊，譬如《扬子晚报》等南京市民家家订阅的地方报投稿，其中不乏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发表的时候，能被闲居在家的黄主任看到。毫无疑问，他是把我扶上战马的人，我要让他知道，无论文学道路多么崎岖萧条，战马还在跑，马背上的骑手还没有老。只要骑手不老，把骑手扶上战马的人也不会老。虽然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隔得那么远，只要我还在快马加鞭地跑，就仿佛能看见黄主任那为我而骄傲的微笑。老师，哪怕仅仅是为了对得起你的微笑，我怎么敢停下来呢，我怎么能停下来呢？我写这篇文章，遥遥地向他问好。
（编辑/张金余）
我在南京梅园中学念书时，醉心于诗歌，上课时都在笔记本上偷偷写诗。回家后，我写诗歌散文，还花时间把习作工工整整抄写在稿纸上，投寄给各地报刊。到高三时，我已在《星星》《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数十家报刊发表100多篇诗文，并且十几次获得《语文报》《文学报》等全国性征文奖。黄主任负责教学成果的宣传，他经常把我的获奖证书之类复印了，张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上，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通报我又获了什么奖，表扬我为学校争了光。每逢此时，他简直比我本人还高兴。我感觉到黄主任在代表学校把我作为一棵文学幼苗来培养，在写作上就更有动力了。
黄主任当时已有50岁了，但他在校园路上碰见我这个17岁的高中生，总会特别热情地拉住我聊一会儿，问我又写了什么新作，对诗歌有什么新认识。我想，他年轻时一定也曾想过当作家，一直怀有一份文学情绪，年岁大了，又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有人去实现这一梦想。就这样，在临近高中毕业时，我已成了在全国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
由于在文学上过于分心，造成我学业上的严重偏科。考试的成绩单上，数理化和外语挂满大红灯笼。别提参加高考上大学了，后来连预考的分数线都未通过，彻底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大学的门对我似乎是堵死了。怕毕业后做“待业青年”，我早早地托一位同学，在他哥哥开的照相馆预先联系了一份工作，准备一毕业就去那儿打工，一边给人照相赚点生活费，一边坚持写作追梦。我当时的偶像是高尔基，他没上过大学，却写了一部《我的大学》，他是把社会当成一所最好的大学，在四处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修炼。我觉得自己也能行。当我把这种想法跟黄主任一说，他却急坏了。他说如果不上大学，单枪匹马地走文学道路将非常崎岖，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从黄主任焦急的表情里看出他对我前途的担忧，心里有点感动。
我所在的南京梅园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不是省、市重点，没有保送的名额与资格。黄主任却想出一个点子：把我的简历及发表作品的样报、获奖证书都复印了，由母校写了推荐信，投寄给全国几十所高校，希望能够破格录取。武汉大学最先表现出兴趣，还派了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来南京，领我坐长江上的客轮去武汉面试。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在珞珈山上，几位中文系老教授问了我一些文学问题，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对答如流。他们让我就前来武汉面试的感受当场写诗，我联想到坐在江轮上看的风景，一气呵成一首《长江拐弯处》，暗喻长江拐弯处也正是我人生拐弯处。老教授传阅后大加赞赏。我想王勃当众写《滕王阁序》语惊四座时也这么兴奋吧？只是由于武汉大学还要向教育部汇报并提出特招申请，没法当场拍板。我回南京后，黄主任欣喜地告诉我，华东师大也来电话了。他亲自陪我去上海，参加华东师大的面试。面试完毕，黄主任还领我去上海动物园玩了一趟。
后来，这两所大学几乎同时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华东师大还表示可以额外给我校5个优先录取的名额。黄主任让我选择。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后不准备当教师，更想当作家，如果选择武大，毕业分配去文化单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于我文学创作道路更有利。黄主任其实挺希望我选华东师大，那毕竟能给母校增加5个升学指标，但是他觉得我说的不无道理，因而尊重了我的选择。
1985年8月底，我在南京码头乘江轮去武大报到，黄主任代表学校来码头送我。船快开的时候，下了一场暴雨，黄主任和我的父母都没有去旁边的候运室避雨，而是冒着雨向站在船舷上的我挥手，目送我远去。
大学四年，我寒暑假回南京，都要去拜访一下黄主任。他总是要留我吃饭，说是可以多聊一会儿。有几次是父亲陪我去的，他说应该作为家长向黄主任表达感激之情。我上大学，没让家里操太多心，父亲说黄主任不仅是我，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黄主任的那个点子，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不用去照相馆当临时工了，而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
1989年，我分配到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黄主任报喜，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并且说他相信我还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二年春节，我回南京过年，去给黄主任拜年，相谈甚欢。黄主任已退休了，但他在报纸上读到我发表的文章时，总是很高兴，会剪下来压在写字台上玻璃板下——和他當年贴在学校宣传栏上一样地为我骄傲。出来时已很晚了，黄主任还坚持要送我，一起在华灯怒放的夜街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临分别时，他说了一段话：“你不必总是感谢我，这其实是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我只不过是顺手推了一把。以后你再回南京，时间宝贵，多陪陪父母吧。”我知道，他是怕我回故乡时把拜访他当成负担，他想帮我减轻点负担，有更多的精力向前看。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记不清后来从哪年开始，在短暂的探亲假里，我不再抽时间去拜访黄主任。但我知道，他不会怪罪我的。我还知道，他会一直远远地关注着我。这些年，我还不断给家乡的报刊，譬如《扬子晚报》等南京市民家家订阅的地方报投稿，其中不乏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发表的时候，能被闲居在家的黄主任看到。毫无疑问，他是把我扶上战马的人，我要让他知道，无论文学道路多么崎岖萧条，战马还在跑，马背上的骑手还没有老。只要骑手不老，把骑手扶上战马的人也不会老。虽然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隔得那么远，只要我还在快马加鞭地跑，就仿佛能看见黄主任那为我而骄傲的微笑。老师，哪怕仅仅是为了对得起你的微笑，我怎么敢停下来呢，我怎么能停下来呢？我写这篇文章，遥遥地向他问好。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