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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前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但思想的进化，环境的变化等诸多因素使得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要注意到“村落--社会分层--国家形成”这种概念的提出，并不代表社会进化是层层分明、相互独立的。事实上，社会是持续发展、不断变化的，并不是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就从社会分层的状态直接走到了国家形态。
中国的原始社会，起自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止于公元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元谋县、河姆渡、北京人、山顶洞人，这些我们熟悉的名词，仅出现在大多的历史书籍和课本。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仅仅是地球历史的沧海一粟，而我们熟知的历史在时间跨度上也只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很小一部分。
村落——抱团取暖的绝佳方式
“村落——社会分层——国家形成”这种概念的提出，并不代表社会进化是层层分明、相互独立的。社会的发展错综复杂，它很可能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简单的村落到国家，而是存在过村落氏族融合、阶级分层与国家并存的状态。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夏朝之前人类历史的演进脉络，了解人类如何开始群居，遥想万年之前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故事。
考古学家罗伯特·L·凯利在《第五次开始》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其存在的99%的历史中，人类是狩猎—采集者;这是个极其成功的适应。因此，我无法在不考虑早期人类生活的模样、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人的情况下研究狩猎—采集者。
这导致我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变化？为什么我们成为农夫？为什么会出现城市、军队、奴隶制度和统治阶级？
如果简单技术能长时期完美适应小型平等社会、游牧群体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会放弃它？为什么我们不再是狩猎—采集者？人类是如何从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国家中的一员呢？
定居生活开始后，人们不再跋山涉水寻找食物，于是有了村落和农业。我们以贾湖一期文化来看村落的起源，这里所说的文化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以及相同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著名的仰韶文化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都有分布，遗址包括我们熟悉的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河南省安阳后岗遗址。
可以看到，考古学文化其实是用来表示考古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是考古发现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研究过去的人类，需要对考古发掘出来的系列遗存进行合理的分析与想象。借助现代科技对“贾湖村”揭开谜团，我们通过淀粉粒分析法对附着在磨盘上肉眼不可见的物质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物质包括粟、橡子、薏米等食物。仔细观察磨盘，还会发现它的中间明显下凹，相比两端较薄和光滑，因此可以判断这些磨盘磨棒是用于磨制食物的，磨制完了怎么吃呢？ 8000年前的贾湖人是如何食用它们的呢？
在贾湖遗址还发现了多种陶器，推测应该是将橡子磨成粉后在陶器中加水煮成糊来食用，也有学者在其他考古遗址发现了大量鹅卵石，推测古人会把鹅卵石加热后放入装了橡子粉和水的大陶器中，进行热传递，煮熟食物。此时的社会还没有阶级的分化，大家都一样，自给自足。
社会分层——为什么萨满可以用玉
分层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地质学，社会学家使用社会分层的概念是为了研究现代社会结构，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在史前时代，没有法律法规这样的制度概念，但仍然出现了社会分层，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社会不平等，如果我们能在遗址中看到不平等的现象，就说明这一时期的社会已经有了分层。那如何寻找6000年前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去描述一个村子的概况，是人口？经济？文化？教育？生产？或是其他？依据是什么？比如这个村子的房子大小形态一样，排列整齐，说明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统一盖的小洋房;村里的墓地都建在自家田产上，上面只写了男性家属的名字，说明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葬俗，且以男性尊长作为家庭和子嗣延续的主体。
我们参考西坡遗址，例如有一个呈铲状的房屋面积很大，在规模上与周围的房屋形成对比，地理位置是在整個聚落的中心，还有特殊的设施和装饰方式，从规模、位置、局部特征上都表明这类大型房屋具有特殊功能，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举行公共活动、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所。
西坡遗址的“大房子”反映了房屋上的“不平等”。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葬俗变得越来越多样，从墓葬的地理位置到下葬方式再到随葬品都有不同，由此反映出了墓主人的不同地位，葬俗文化非常丰富，在新石器时代就包括了葬制、葬法和葬式，还有墓葬的大小和同一墓葬埋葬人数的多少也可以反映身份的差别。
在东山村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前面我们提到这些陶器形态多样，有的用来煮食物，有的还可以做酒器，大量的陶器出现就说明是一种财富的象征，东山村人很可能将他们用于宴饮活动中。而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钺和玉钺，最初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功用，但发现它雕刻精美，学者便推测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因为日常生活用品如陶器、石片是没有必要做工精细的，后来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证实了玉钺的出现就是武力、军权、乃至王权的象征。
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随葬品中有很多非常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用来干吗？墓主人是谁？之前没有类似的遗存出土，学者一时推断不出结果。结合民族志等材料来进行分析发现，在古代有一种流行于东北地区的原始宗教叫作萨满教，做法时巫师萨满会身着一整套祭祀服饰，佩戴前代萨满的玉雕像。在萨满死后，会将他生前使用过的神器、神物等一部分随葬于墓中，一部分留给他的继承人。巫师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被认为可以和上天直接通话，因此在原始社会中，巫师的地位也不同于一般人，这也是社会分层的体现。
国家起源——五千年文明的开始
中国古代史都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叙事的，国家的形成也是社会进化的一个表现。在中国夏朝之前已经有了人类文明，但是缺乏有力的证据。考古学的学科使命就不仅仅是证史，还有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类的科技攻关项目的实施，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发现了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等重要的、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使有确切证据的中华文明前推了近两千年，五千年中华文明也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哪些要素构成了国家？在良渚古城的整体结构中，工作人员最开始发现的是位于古城中心的莫角山西北角的反山墓地，它是目前发现的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墓地，接着工作人员又先后发现了内城和外郭，以莫角山为中心画图，构成了一个较大的城市分布。在城内未找到耕作痕迹，但在莫角山东坡发现一大灰坑，里面填满水稻，类似于宫城中的粮仓，说明城内人口从事非农业活动。发现在有些墓葬中随葬了很多玉料，推测主人有可能是专门制作玉器的匠人。进一步发现在城外存在着一个由秋坞、石坞、蜜蜂弄等10条堤坝以及长约5km的塘山长堤共计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有宫城、粮仓、水利工程、职业分化，表明了良渚城城乡分化明显，且有明确的区域分工，这是仅有社会分层做不到的。早期国家，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夏商周，都有一个统治者来领导百姓。我们在反山墓地也发现了玉钺，我们将他称为“钺王”，玉钺究竟如何使用？人们仅仅知道它很像斧头前面的刃部，但不知道它如何使用，但后来学者比照了玉钺出土时的照片，才揭开了谜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社会分层了。社会体现出个人和群体的差别，也是判断国家出现的一个根据。
从最早的村落到国家形成，近一万年的历史都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考古学家发掘遗址，对遗存进行分析，从现象到推测再到证实，将中国历史不断向前推进。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人类之间是如何相遇的？都值得我们去探索，探寻祖先曾经走过的路。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中国的原始社会，起自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止于公元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元谋县、河姆渡、北京人、山顶洞人，这些我们熟悉的名词，仅出现在大多的历史书籍和课本。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仅仅是地球历史的沧海一粟，而我们熟知的历史在时间跨度上也只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很小一部分。
村落——抱团取暖的绝佳方式
“村落——社会分层——国家形成”这种概念的提出，并不代表社会进化是层层分明、相互独立的。社会的发展错综复杂，它很可能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简单的村落到国家，而是存在过村落氏族融合、阶级分层与国家并存的状态。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夏朝之前人类历史的演进脉络，了解人类如何开始群居，遥想万年之前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故事。
考古学家罗伯特·L·凯利在《第五次开始》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其存在的99%的历史中，人类是狩猎—采集者;这是个极其成功的适应。因此，我无法在不考虑早期人类生活的模样、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人的情况下研究狩猎—采集者。
这导致我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变化？为什么我们成为农夫？为什么会出现城市、军队、奴隶制度和统治阶级？
如果简单技术能长时期完美适应小型平等社会、游牧群体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会放弃它？为什么我们不再是狩猎—采集者？人类是如何从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国家中的一员呢？
定居生活开始后，人们不再跋山涉水寻找食物，于是有了村落和农业。我们以贾湖一期文化来看村落的起源，这里所说的文化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以及相同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著名的仰韶文化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都有分布，遗址包括我们熟悉的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河南省安阳后岗遗址。
可以看到，考古学文化其实是用来表示考古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是考古发现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研究过去的人类，需要对考古发掘出来的系列遗存进行合理的分析与想象。借助现代科技对“贾湖村”揭开谜团，我们通过淀粉粒分析法对附着在磨盘上肉眼不可见的物质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物质包括粟、橡子、薏米等食物。仔细观察磨盘，还会发现它的中间明显下凹，相比两端较薄和光滑，因此可以判断这些磨盘磨棒是用于磨制食物的，磨制完了怎么吃呢？ 8000年前的贾湖人是如何食用它们的呢？
在贾湖遗址还发现了多种陶器，推测应该是将橡子磨成粉后在陶器中加水煮成糊来食用，也有学者在其他考古遗址发现了大量鹅卵石，推测古人会把鹅卵石加热后放入装了橡子粉和水的大陶器中，进行热传递，煮熟食物。此时的社会还没有阶级的分化，大家都一样，自给自足。
社会分层——为什么萨满可以用玉
分层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地质学，社会学家使用社会分层的概念是为了研究现代社会结构，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在史前时代，没有法律法规这样的制度概念，但仍然出现了社会分层，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社会不平等，如果我们能在遗址中看到不平等的现象，就说明这一时期的社会已经有了分层。那如何寻找6000年前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去描述一个村子的概况，是人口？经济？文化？教育？生产？或是其他？依据是什么？比如这个村子的房子大小形态一样，排列整齐，说明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统一盖的小洋房;村里的墓地都建在自家田产上，上面只写了男性家属的名字，说明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葬俗，且以男性尊长作为家庭和子嗣延续的主体。
我们参考西坡遗址，例如有一个呈铲状的房屋面积很大，在规模上与周围的房屋形成对比，地理位置是在整個聚落的中心，还有特殊的设施和装饰方式，从规模、位置、局部特征上都表明这类大型房屋具有特殊功能，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举行公共活动、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所。
西坡遗址的“大房子”反映了房屋上的“不平等”。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葬俗变得越来越多样，从墓葬的地理位置到下葬方式再到随葬品都有不同，由此反映出了墓主人的不同地位，葬俗文化非常丰富，在新石器时代就包括了葬制、葬法和葬式，还有墓葬的大小和同一墓葬埋葬人数的多少也可以反映身份的差别。
在东山村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前面我们提到这些陶器形态多样，有的用来煮食物，有的还可以做酒器，大量的陶器出现就说明是一种财富的象征，东山村人很可能将他们用于宴饮活动中。而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钺和玉钺，最初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功用，但发现它雕刻精美，学者便推测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因为日常生活用品如陶器、石片是没有必要做工精细的，后来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证实了玉钺的出现就是武力、军权、乃至王权的象征。
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随葬品中有很多非常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用来干吗？墓主人是谁？之前没有类似的遗存出土，学者一时推断不出结果。结合民族志等材料来进行分析发现，在古代有一种流行于东北地区的原始宗教叫作萨满教，做法时巫师萨满会身着一整套祭祀服饰，佩戴前代萨满的玉雕像。在萨满死后，会将他生前使用过的神器、神物等一部分随葬于墓中，一部分留给他的继承人。巫师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被认为可以和上天直接通话，因此在原始社会中，巫师的地位也不同于一般人，这也是社会分层的体现。
国家起源——五千年文明的开始
中国古代史都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叙事的，国家的形成也是社会进化的一个表现。在中国夏朝之前已经有了人类文明，但是缺乏有力的证据。考古学的学科使命就不仅仅是证史，还有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类的科技攻关项目的实施，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发现了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等重要的、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使有确切证据的中华文明前推了近两千年，五千年中华文明也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哪些要素构成了国家？在良渚古城的整体结构中，工作人员最开始发现的是位于古城中心的莫角山西北角的反山墓地，它是目前发现的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墓地，接着工作人员又先后发现了内城和外郭，以莫角山为中心画图，构成了一个较大的城市分布。在城内未找到耕作痕迹，但在莫角山东坡发现一大灰坑，里面填满水稻，类似于宫城中的粮仓，说明城内人口从事非农业活动。发现在有些墓葬中随葬了很多玉料，推测主人有可能是专门制作玉器的匠人。进一步发现在城外存在着一个由秋坞、石坞、蜜蜂弄等10条堤坝以及长约5km的塘山长堤共计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有宫城、粮仓、水利工程、职业分化，表明了良渚城城乡分化明显，且有明确的区域分工，这是仅有社会分层做不到的。早期国家，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夏商周，都有一个统治者来领导百姓。我们在反山墓地也发现了玉钺，我们将他称为“钺王”，玉钺究竟如何使用？人们仅仅知道它很像斧头前面的刃部，但不知道它如何使用，但后来学者比照了玉钺出土时的照片，才揭开了谜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社会分层了。社会体现出个人和群体的差别，也是判断国家出现的一个根据。
从最早的村落到国家形成，近一万年的历史都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考古学家发掘遗址，对遗存进行分析，从现象到推测再到证实，将中国历史不断向前推进。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人类之间是如何相遇的？都值得我们去探索，探寻祖先曾经走过的路。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