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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一种对国家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与心理密码。”[1]然而这种深情大爱需要建立在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感悟之上。
本文拟以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为案例，以文化焦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为线索 ，探讨在高三教学中如何“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家国情怀”素养。不当之处，欢迎斧正。
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衰落的焦虑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主体，在约5000年历史中延绵不断的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它曾经长期辉煌过，然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我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遭到了西方文化持续不断的冲击。面对冲击，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 从自闭自傲到矛盾调和
笔者选用了下面一则材料：“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有一个‘V’形的曲线变化，即从高傲自负渐渐坠至自卑自弃，又一点一滴找回自信自豪。”[2]
上述材料勾勒出了近代以来传统文化演变发展的历程，给学生一种相对清晰的线索感，有利于学生整体把握近代传统文化的演变。 “V”形的最低端显然是新文化运动，那么传统文化是怎样一步步从高傲自负到自卑自弃呢？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华尊夷卑、夜郎自大，呈现自闭自傲的心态;洋务运动时期，统治者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学习西方科技，总算承认了自己的不足，但依然称西方为“夷”，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矛盾调和心态。2017年海南卷考查了这方面的内容：
清末举行的一次科举特科考试，论题为“《大戴礼》（即汉代戴德所编辑整理的《礼记》）‘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要求论证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同义。这反映了（B）
A.近代教育体制已经确立
B.中体西用治国理念的推行
C.朝廷借科举倡导回归国学
D.西方教育思想成为主流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中国传统文化尚占主导地位，只在部分实用性强的科技领域让位于西方文化;从上述海南高考题目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份自傲还在，同时淡淡的文化焦虑已经萌发。
2. 从质疑批判到自卑自弃
甲午战后，维新派提倡托古改制，改造并利用儒学，对传统文化呈现一种质疑批判的心态。例如，2015年全国Ⅰ卷第40题：
材料：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定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于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在这里，千百年奉为真理的经典被质疑，万人敬仰的圣人被利用;打着变法的旗号，传统文化成了为现实服务的工具。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最终丧失主导地位，西方文化渗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人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文化流露出一种自卑自弃的心态。
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写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3]这种自卑自弃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是一种强烈的家国忧患意识。
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单线演变。近代以来，中国人传统文化心态从“高傲自负”渐坠至“自卑自弃”的线性演变历程中，也包含着一些逸出规律之外的内容，如孙中山的“五权分立”、“三民主义”，西化中已经有了对传统的传承，甚至出现了“尊孔复古”这样极端的例子，等等。
二、神圣的使命意识：传统文化复兴的自觉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V”形心态的另一半，即又一点一滴找回自信自豪。那如何一点一滴找回自信自豪呢？在20世纪各国经济、文化日益会合交融的时代，完全的闭关自守和彻底的放弃民族特色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显然“尊孔复古”和“打倒孔家店”两种极端的主张引发了当时知识分子深刻的反思，这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和使命。那么，如何才能挽救衰亡的国家呢？
1. 20、30年代的文化“折衷”
清末民初以来，许多大学者对待传统文化，都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比如：
严复先生在戊戌时期写就的《救亡决论》中，历数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并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而严氏晚年力主回归传统，高呼“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4]
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也曾说道：“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5]陈氏猛烈批判传统，但并没有否定孔子及其学说，似乎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
胡适则更进一步，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取副标题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可见，胡适并不是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移植西方文化，而是要研究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创造新的文化。
同学们也可从做过的试题中寻找这方面的事例，如2013年全国2卷第40题：
材料：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一年多，1920年回国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摘编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等
梁启超从早年的力倡西学，批判传统，转向质疑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主张回归传统，其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可以说，从严复到陈独秀，从胡适到梁启超等，20世纪20、3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在社会大时代的巨变中找寻救国的药方，激情退却，理性回归，这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正如俞可平所说：“从先前的两个极端逐渐走向20、30年代的折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6]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走向“折衷”呢？从大时代的变迁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比如一战的深刻教训、十月革命的影响等。
另外，“（1927年）伴随着新的政权的建立，在政治上出现的不是现代民主政体，而是一党专制的非现代政体。……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新政权不是努力发展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新文化，而是努力弘扬与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旧传统。”[7]
我以为，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大爱和自信的深刻反思，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割裂传统，好走极端，只会带来灾难，于是回归传统成了大趋势。当然，这时的文化回归不再是回归华尊夷卑、夜郎自大的传统，而是中西结合，以我为主，亦如胡适所言是一种“文明再造”。
2. 抗战时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复兴
顺着找回自信自豪的脚步，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启蒙运动，他们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发掘和复兴传统文化。比如2018年惠州调研试题：
1936—1937年，北京、上海等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士联合开展了一场新启蒙运动，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等口号。这说明（C）
A.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紧密结合
B.儒学是抗战时期的精神寄托
C.民族危机促进文化自觉自信
D.民主和科学是首要追求目标
“七·七事变的爆发，改变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的走向，在空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五四批判传统和思想启蒙的狂潮，似乎成了过眼云烟，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论主张，这时也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成为过时之论，而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从而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8]近几年这方面的试题也逐渐增多，例如：
1941年蒋介石在其著作中指出“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那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其意图是（B）
A.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弊端
B.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稳定统治
C.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D.反对民主科学，厉行文化专制
有道是：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只要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还在，中国就不会亡，就会重新站立起来。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思想”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国防大学刘亚洲上将曾说：“中国之胜，不是胜在武器，也不是胜在地广人多，而是胜在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大迸发”[9]。
三、自豪的荣耀意识：传统文化弘扬的自信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通过“根据上述材料，概述鲁迅认为中国人自信的原因是什么？现在的中国充满‘文化自信’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设计，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自豪、自信的源泉;但“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才是我们自豪、自信的关键。从“华尊夷卑”到“打倒孔家店”，从“全盘西化”到全球“汉语热”等，炽热的家国情怀从传统文化兴衰的历史逻辑深处油然而生。
【注释】
[1]赖立新：《以家国情怀教育为抓手，培养高中生的积极情感》，《中学历史教学》2017年第12期。
[2]王军：《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演变》，《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06期。
[3]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4]王栻主编：《严复集（1-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2页。
[5]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6号。
[6]俞可平：《“西化”与“中化”之辩——評30年代前后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两种观点》，《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1期。
[7]李新宇：《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8]秦英君：《七·七抗战与传统文化的复兴》，《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
[9]刘亚洲：《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崛起》，《光明日报》2015年8月31日。
本文拟以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为案例，以文化焦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为线索 ，探讨在高三教学中如何“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家国情怀”素养。不当之处，欢迎斧正。
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衰落的焦虑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主体，在约5000年历史中延绵不断的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它曾经长期辉煌过，然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我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遭到了西方文化持续不断的冲击。面对冲击，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 从自闭自傲到矛盾调和
笔者选用了下面一则材料：“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有一个‘V’形的曲线变化，即从高傲自负渐渐坠至自卑自弃，又一点一滴找回自信自豪。”[2]
上述材料勾勒出了近代以来传统文化演变发展的历程，给学生一种相对清晰的线索感，有利于学生整体把握近代传统文化的演变。 “V”形的最低端显然是新文化运动，那么传统文化是怎样一步步从高傲自负到自卑自弃呢？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华尊夷卑、夜郎自大，呈现自闭自傲的心态;洋务运动时期，统治者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学习西方科技，总算承认了自己的不足，但依然称西方为“夷”，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矛盾调和心态。2017年海南卷考查了这方面的内容：
清末举行的一次科举特科考试，论题为“《大戴礼》（即汉代戴德所编辑整理的《礼记》）‘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要求论证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同义。这反映了（B）
A.近代教育体制已经确立
B.中体西用治国理念的推行
C.朝廷借科举倡导回归国学
D.西方教育思想成为主流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中国传统文化尚占主导地位，只在部分实用性强的科技领域让位于西方文化;从上述海南高考题目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份自傲还在，同时淡淡的文化焦虑已经萌发。
2. 从质疑批判到自卑自弃
甲午战后，维新派提倡托古改制，改造并利用儒学，对传统文化呈现一种质疑批判的心态。例如，2015年全国Ⅰ卷第40题：
材料：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定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于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在这里，千百年奉为真理的经典被质疑，万人敬仰的圣人被利用;打着变法的旗号，传统文化成了为现实服务的工具。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最终丧失主导地位，西方文化渗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人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文化流露出一种自卑自弃的心态。
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写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3]这种自卑自弃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是一种强烈的家国忧患意识。
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单线演变。近代以来，中国人传统文化心态从“高傲自负”渐坠至“自卑自弃”的线性演变历程中，也包含着一些逸出规律之外的内容，如孙中山的“五权分立”、“三民主义”，西化中已经有了对传统的传承，甚至出现了“尊孔复古”这样极端的例子，等等。
二、神圣的使命意识：传统文化复兴的自觉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V”形心态的另一半，即又一点一滴找回自信自豪。那如何一点一滴找回自信自豪呢？在20世纪各国经济、文化日益会合交融的时代，完全的闭关自守和彻底的放弃民族特色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显然“尊孔复古”和“打倒孔家店”两种极端的主张引发了当时知识分子深刻的反思，这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和使命。那么，如何才能挽救衰亡的国家呢？
1. 20、30年代的文化“折衷”
清末民初以来，许多大学者对待传统文化，都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比如：
严复先生在戊戌时期写就的《救亡决论》中，历数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并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而严氏晚年力主回归传统，高呼“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4]
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也曾说道：“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5]陈氏猛烈批判传统，但并没有否定孔子及其学说，似乎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
胡适则更进一步，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取副标题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可见，胡适并不是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移植西方文化，而是要研究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创造新的文化。
同学们也可从做过的试题中寻找这方面的事例，如2013年全国2卷第40题：
材料：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一年多，1920年回国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摘编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等
梁启超从早年的力倡西学，批判传统，转向质疑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主张回归传统，其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可以说，从严复到陈独秀，从胡适到梁启超等，20世纪20、3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在社会大时代的巨变中找寻救国的药方，激情退却，理性回归，这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正如俞可平所说：“从先前的两个极端逐渐走向20、30年代的折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6]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走向“折衷”呢？从大时代的变迁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比如一战的深刻教训、十月革命的影响等。
另外，“（1927年）伴随着新的政权的建立，在政治上出现的不是现代民主政体，而是一党专制的非现代政体。……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新政权不是努力发展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新文化，而是努力弘扬与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旧传统。”[7]
我以为，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大爱和自信的深刻反思，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割裂传统，好走极端，只会带来灾难，于是回归传统成了大趋势。当然，这时的文化回归不再是回归华尊夷卑、夜郎自大的传统，而是中西结合，以我为主，亦如胡适所言是一种“文明再造”。
2. 抗战时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复兴
顺着找回自信自豪的脚步，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启蒙运动，他们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发掘和复兴传统文化。比如2018年惠州调研试题：
1936—1937年，北京、上海等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士联合开展了一场新启蒙运动，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等口号。这说明（C）
A.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紧密结合
B.儒学是抗战时期的精神寄托
C.民族危机促进文化自觉自信
D.民主和科学是首要追求目标
“七·七事变的爆发，改变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的走向，在空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五四批判传统和思想启蒙的狂潮，似乎成了过眼云烟，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论主张，这时也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成为过时之论，而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从而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8]近几年这方面的试题也逐渐增多，例如：
1941年蒋介石在其著作中指出“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那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其意图是（B）
A.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弊端
B.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稳定统治
C.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D.反对民主科学，厉行文化专制
有道是：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只要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还在，中国就不会亡，就会重新站立起来。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思想”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国防大学刘亚洲上将曾说：“中国之胜，不是胜在武器，也不是胜在地广人多，而是胜在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大迸发”[9]。
三、自豪的荣耀意识：传统文化弘扬的自信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通过“根据上述材料，概述鲁迅认为中国人自信的原因是什么？现在的中国充满‘文化自信’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设计，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自豪、自信的源泉;但“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才是我们自豪、自信的关键。从“华尊夷卑”到“打倒孔家店”，从“全盘西化”到全球“汉语热”等，炽热的家国情怀从传统文化兴衰的历史逻辑深处油然而生。
【注释】
[1]赖立新：《以家国情怀教育为抓手，培养高中生的积极情感》，《中学历史教学》2017年第12期。
[2]王军：《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演变》，《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06期。
[3]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4]王栻主编：《严复集（1-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2页。
[5]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6号。
[6]俞可平：《“西化”与“中化”之辩——評30年代前后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两种观点》，《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1期。
[7]李新宇：《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8]秦英君：《七·七抗战与传统文化的复兴》，《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
[9]刘亚洲：《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崛起》，《光明日报》2015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