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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流传下来，在儒家地位非同一般。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语录体著作，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具有有很高的价值。《论语》在历代史志著录中顺序曾发生过前后不同的变化，随着《论语》在儒家经典地位的提升，《论语》已由最初的“经之附庸”，逐步发展成为众多的目录著作中一个固定类目，由此可见《论语》的重要地位，此外，通过历朝历代对《论语》的注疏研究，也可以看出《论语》在古代文人学士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论语》；地位；文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一、从史志目录顺序看《论语》的地位
《论语》是集中体现儒家思想的一部的经典著作，《论语》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最初的汉到唐，《论语》是作为解读经典的工具，晚唐时期《论语》被收入经，但也只是“小经”，南宋时期上升为“大经”，明清时期成为独尊。[1]
（一）汉时《论语》的地位
《论语》地位的变化从目录学著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目录学著作——西汉刘歆的《七略》将其第一次收入目录学中，《论语》被归入“六艺略”中，称为经学附庸，虽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把《论语》从诸子中分离，置于六经对立的位置，也足见汉时对《论语》的重视。
《七略》虽早已经已遗失，但它的基本内容仍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之中。《汉书·艺文志》将汉代的藏书分为六个大类，其中第一类“六艺略”，主要包括儒家的《六经》及其传注，相传这些经传都经过孔子的搜集整理和改造发挥，所以汉人特别尊崇。“六艺略”之后收入论语类、孝经类和小学类。《论语》属于传记，但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语类被置于六经之后，不与诸子杂处，实际处于与六经并峙的地位。两汉史志这种编排方式体现了《论语》在汉代政治、学术中的特殊地位。[2]
之所以把《论语》放在与六经对峙的特殊位置，这与汉时《论语》在经书中的不可忽视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汉初文帝时，《论语》曾与《孝经》《孟子》《尔雅》一起列入学官，设立了传授学问的博士（博士是中央朝廷的官职之一，不同于今天的博士），直属于主管文化教育工作的太常，可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汉武帝在位时，“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 虽不再单独设置《论语》 “博士点”，但它在汉代博士制度中的地位并未因此下降，反而更加提高。因为《论语》和《孝经》是公共的必修经典，跟随五经的博士学习的人，先学好了《论语》和《孝经》，才能进而学习《诗》《书》《礼》《易》《春秋》。所以，《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把《论语》与《五经》一同列入《六艺略》，《孟子》写作方式虽与《论语》相同，但《孟子》列入了《诸子略》。
（二）隋唐时期《论语》的地位
隋唐到北宋，《隋书·经籍志》把《论语》置于“经部”，并且著录的作品数量增多。说明从汉至隋唐时期《论语》的地位上升了。
晚唐时期，《论语》的地位重新上升。在初唐“九经”的基础上，唐文宗太和年间，加入《论语》、《尔雅》、《孝经》， 从而形成了晚唐时期的“十二经”。尊孔崇儒是为了反对佛教斗争，所以在这一时期《论语》又重新受到重视。到了北宋，晚唐“十二经”加入《孟子》形成“十三经”。 因《论语》篇幅较短，被看做是“小经”，在“十三经”中的地位较低，作为“大经”的辅助读物，因而并没有受到与其它经典同等程度的重视。
（三）宋元时期《论语》的地位
宋元时期《直斋书录解题》把《论语》和《孟子》合并为一个新的类目即孔孟类，作为经部的一个子类，这种分法一直延续到元代。
南宋时期，《论语》的经典地位真正提高，受到深刻重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理学家朱熹为之作注。《论语》被提升到“大经”行列中。
（三）明清时期《论语》地位
明清时期，《四库总目》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一统，正式合并为“四书类”。
明清时期是《论语》研究的鼎盛时期。明成祖下诏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大全，并亲自为之作序，刊赐天下。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首创“四书类”专门收录研究“四书”著作，其中收录《论语》类著作32部，135册。
二、从历代对《论语》的研究看《论语》地位
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儒林学士对《论语》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关于论语的注疏、校勘方面的古籍可谓汗牛充栋。虽然受到特定社会背景和学术氛围的影响和制约，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不一，所持的思想方法各异，但是对《论语》的研究一直在继续，《论语》的注疏往往流派纷呈、特色迥异。
东汉末年，出现了郑玄的校注本，《隋书·经籍志》曰：“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3]唐代“郑学”流传极盛，但郑注不入唐代官修注疏，五代以后遂佚失，使后学无由窥其全貌。郑玄注本因影响较大，在《论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状态，统治者需要能代表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因此《论语》学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论语注释类专著数量大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魏释时期，有二十六部（一百五十九卷）集解、集注、义疏《论语》的著作。
魏·何晏等五人集孔安国、包咸、周氏和马融等对论语的注，择善而从，著成《论语集解》。《论语集解》是《论语》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集注本，他网罗汉儒旧义，收集各家之说，并时下己意，它首创古籍注释中的“集解”之体，保留了汉魏经师解经的特色，采集了马融和郑玄两人的注疏，对于后人研究汉魏《论语》学乃至经学特色弥足珍贵。
梁·皇侃的《论语义疏》是在何晏《论语集解》的基础上作疏，既疏解《论语》正文，又疏解注文。广泛收罗魏至梁诸家解说，皇侃《义疏》的首要原则是不破何晏《集解》之说，其援据详博、内容丰富，并求同存异，具有很大参考价值。《论语义疏》是一部集汉魏六朝《论语》学之大成之作，对于研究义疏体经学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论语》；地位；文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一、从史志目录顺序看《论语》的地位
《论语》是集中体现儒家思想的一部的经典著作，《论语》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最初的汉到唐，《论语》是作为解读经典的工具，晚唐时期《论语》被收入经，但也只是“小经”，南宋时期上升为“大经”，明清时期成为独尊。[1]
（一）汉时《论语》的地位
《论语》地位的变化从目录学著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目录学著作——西汉刘歆的《七略》将其第一次收入目录学中，《论语》被归入“六艺略”中，称为经学附庸，虽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把《论语》从诸子中分离，置于六经对立的位置，也足见汉时对《论语》的重视。
《七略》虽早已经已遗失，但它的基本内容仍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之中。《汉书·艺文志》将汉代的藏书分为六个大类，其中第一类“六艺略”，主要包括儒家的《六经》及其传注，相传这些经传都经过孔子的搜集整理和改造发挥，所以汉人特别尊崇。“六艺略”之后收入论语类、孝经类和小学类。《论语》属于传记，但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语类被置于六经之后，不与诸子杂处，实际处于与六经并峙的地位。两汉史志这种编排方式体现了《论语》在汉代政治、学术中的特殊地位。[2]
之所以把《论语》放在与六经对峙的特殊位置，这与汉时《论语》在经书中的不可忽视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汉初文帝时，《论语》曾与《孝经》《孟子》《尔雅》一起列入学官，设立了传授学问的博士（博士是中央朝廷的官职之一，不同于今天的博士），直属于主管文化教育工作的太常，可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汉武帝在位时，“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 虽不再单独设置《论语》 “博士点”，但它在汉代博士制度中的地位并未因此下降，反而更加提高。因为《论语》和《孝经》是公共的必修经典，跟随五经的博士学习的人，先学好了《论语》和《孝经》，才能进而学习《诗》《书》《礼》《易》《春秋》。所以，《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把《论语》与《五经》一同列入《六艺略》，《孟子》写作方式虽与《论语》相同，但《孟子》列入了《诸子略》。
（二）隋唐时期《论语》的地位
隋唐到北宋，《隋书·经籍志》把《论语》置于“经部”，并且著录的作品数量增多。说明从汉至隋唐时期《论语》的地位上升了。
晚唐时期，《论语》的地位重新上升。在初唐“九经”的基础上，唐文宗太和年间，加入《论语》、《尔雅》、《孝经》， 从而形成了晚唐时期的“十二经”。尊孔崇儒是为了反对佛教斗争，所以在这一时期《论语》又重新受到重视。到了北宋，晚唐“十二经”加入《孟子》形成“十三经”。 因《论语》篇幅较短，被看做是“小经”，在“十三经”中的地位较低，作为“大经”的辅助读物，因而并没有受到与其它经典同等程度的重视。
（三）宋元时期《论语》的地位
宋元时期《直斋书录解题》把《论语》和《孟子》合并为一个新的类目即孔孟类，作为经部的一个子类，这种分法一直延续到元代。
南宋时期，《论语》的经典地位真正提高，受到深刻重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理学家朱熹为之作注。《论语》被提升到“大经”行列中。
（三）明清时期《论语》地位
明清时期，《四库总目》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一统，正式合并为“四书类”。
明清时期是《论语》研究的鼎盛时期。明成祖下诏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大全，并亲自为之作序，刊赐天下。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首创“四书类”专门收录研究“四书”著作，其中收录《论语》类著作32部，135册。
二、从历代对《论语》的研究看《论语》地位
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儒林学士对《论语》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关于论语的注疏、校勘方面的古籍可谓汗牛充栋。虽然受到特定社会背景和学术氛围的影响和制约，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不一，所持的思想方法各异，但是对《论语》的研究一直在继续，《论语》的注疏往往流派纷呈、特色迥异。
东汉末年，出现了郑玄的校注本，《隋书·经籍志》曰：“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3]唐代“郑学”流传极盛，但郑注不入唐代官修注疏，五代以后遂佚失，使后学无由窥其全貌。郑玄注本因影响较大，在《论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状态，统治者需要能代表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因此《论语》学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论语注释类专著数量大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魏释时期，有二十六部（一百五十九卷）集解、集注、义疏《论语》的著作。
魏·何晏等五人集孔安国、包咸、周氏和马融等对论语的注，择善而从，著成《论语集解》。《论语集解》是《论语》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集注本，他网罗汉儒旧义，收集各家之说，并时下己意，它首创古籍注释中的“集解”之体，保留了汉魏经师解经的特色，采集了马融和郑玄两人的注疏，对于后人研究汉魏《论语》学乃至经学特色弥足珍贵。
梁·皇侃的《论语义疏》是在何晏《论语集解》的基础上作疏，既疏解《论语》正文，又疏解注文。广泛收罗魏至梁诸家解说，皇侃《义疏》的首要原则是不破何晏《集解》之说，其援据详博、内容丰富，并求同存异，具有很大参考价值。《论语义疏》是一部集汉魏六朝《论语》学之大成之作，对于研究义疏体经学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