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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和《金锁记》都是围绕窦娥展开叙述的作品，但二者在情节设定、人物塑造上存在不同。通过对比分析蔡婆婆这样一个关键人物的形象，笔者探究了两部作品主体思想的不同。
《金锁记》是由明末文人袁于令根据关汉卿的《窦娥冤》删减而成的作品。由于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作家想要表达的主体思想并不相同，因此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两部作品都是围绕窦娥展开的，但由于在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其命运也产生了很大改动。《金锁记》最大的改动是结局的改变，即由悲剧到喜剧的变化。在《窦娥冤》中，窦娥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形象，虽最后沉冤昭雪，却因此失去生命。在《金锁记》中，窦娥虽经历磨难，却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蔡婆婆形象的改变就是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
在《窦娥冤》中，蔡婆婆是导致窦娥悲剧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影响窦娥悲剧命运的事件有二。一是蔡婆婆用高利贷迫使窦天章将窦娥送入蔡家做童养媳，嫁给先天不足的儿子，使得结婚三年之后窦娥便成了寡妇。这是窦娥走向她悲剧命运的第一步。二是蔡婆婆受张驴儿父子威胁将张驴儿父子招入家中，并将窦娥许给张驴儿。引狼入室，这是窦娥走向悲剧命运的第二步，最终导致窦娥在法场血溅白练。而《金锁记》中袁于令改变了窦娥的悲剧命运，对蔡婆婆的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对上述这两个情节设置也进行了很大的改动。在《金锁记》中，蔡婆婆不再是导致窦娥悲剧命运的关键人物，而是成为一个教子有方、坚贞善良的守节之人。
在《窦娥冤》中，窦娥被送入蔡家做童养媳是因为蔡婆婆屡次着人要窦娥做她的童养媳，用高利贷迫使窦天章将窦娥送入蔡家做童养媳，嫁给先天不足的儿子。而蔡婆婆这种行为在窦天章看来认为是：“嗨，这个那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可见，窦天章并不认为这是一桩好婚事，只是出于无法偿还蔡婆婆高利贷，才会将女儿送入蔡家做童养媳。而在《金锁记》中，虽也是蔡婆婆相中了窦娥，但并没有屡次派人去说和，而是“如今若去说亲，好像要他女儿准折债利了，我前日偶然说起，不想那近邻人家，就去对他说了。谁想那窦秀才正欲上京应试，他女儿在家，没人看管，欣然的就要送过门来，做我养媳”。窦天章也认为：“况蔡婆婆是守节之人，锁儿是读书之子，这姻事却也甚好。”这就从蔡婆婆迫使窦天章将窦娥送来做童养媳改变为窦天章欣然将窦娥送入蔡家。在袁于令的改动下，蔡婆婆的形象在这一情节就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一个极为正面的人物，成为教子有方、睦邻友好、乐于助人的节妇形象，成为封建社会所宣扬的正面人物。在这样的改动下，《窦娥冤》中窦娥的第一步悲剧之路就不存在了。这桩婚事已经变成两家都很愿意的，并且被两方父母看好的婚事。袁于令通过对蔡婆婆形象的改变，间接地改变了窦娥的悲剧命运。
《金锁记》与《窦娥冤》中都有蔡婆婆劝窦娥另嫁他人的情节，但结果与影响截然不同。在《窦娥冤》中，蔡婆婆最受人诟病的便是她两次劝窦娥嫁给张驴儿。第一次就是在面对张驴儿的威胁时，不仅将自己许给张父，还将窦娥许给张驴儿。在窦娥表达明确的拒绝后却还是想着，要慢慢劝她回心转意，嫁给张驴儿。第二次则是张父死后，面对张驴儿的威胁，蔡婆婆说“孩儿也，你随顺了他罢”，再次屈从于张驴儿的威胁。而在《金锁记》中，蔡婆婆劝窦娥另嫁他人是为了塑造蔡婆婆的善良以及窦娥的节孝意识。蔡婆婆在得知蔡宗端死后，劝解窦娥“你年纪幼小如花蕊未开，况与我儿，未曾一面，何忍误你终身”“怕你守不终，不如嫁别郎”，表达了蔡婆婆即使处在丧子之痛里，依然愿意站在窦娥的角度为窦娥思考未来，同情窦娥小小年纪便就失去丈夫，可见蔡婆婆的善良。这从侧面表达了窦娥的节孝思想，虽然是从未见过面的丈夫，年仅十三岁的少女便说出“我生是蔡家人，死是蔡家鬼”“愿居孀，终身守节，青史姓名香”这样的话。从这个情节的设置来看，元明两代对于女子守节有不同的看法。
《窦娥冤》是围绕窦娥的悲剧命运展开的，因此关汉卿在塑造蔡婆婆时并没有将她塑造成一个节妇的形象。剧本中也没有过多地宣传节孝思想，虽借窦娥之口表达了对于蔡婆婆想要另嫁他人的不满，但也只是说：“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而《金锁记》中却一再提及节孝思想，不论是蔡婆婆身上还是窦娥身上，都多次出现节妇、孝婦这样的话语系统。
《金锁记》中为了宣传节孝思想，将蔡婆婆的形象塑造成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的典型节妇形象。袁于令首先删减了张父这个人物，将张父改为张母。这就从根本上去除了蔡婆婆不守节孝的诱因，并且在允许张驴儿母子进入家中的情节设置上也进行了改动。袁于令将蔡婆婆受逼迫将张驴儿父子带回家中，并同意招他二人为婿，改为出于对张氏母子的感恩之情收留他母子二人，因张驴儿说只在家中暂住一二天便要出门，这才打消了蔡婆婆对于寡妇之家不好男子入住的顾虑。这种情节上的改变，也再一次证明袁于令对于节孝意识的重视。
《金锁记》和《窦娥冤》对蔡婆婆形象塑造的差异还表现在审讯窦娥时蔡婆婆的态度。在《窦娥冤》中，这个情节并没有对蔡婆婆进行过多描写，只是强调窦娥誓死不屈的坚强意志。而《金锁记》更多地展现了蔡婆婆的坚强意志，在窦娥想要“只得暂招图活眼前”时，蔡婆婆在旁劝说“宁可杖下亡，胜似刀头死。不要没主意，招不得的”。即使是面对胡涂县官想要对其进行严刑拷打时，还是坚持劝说窦娥不要招那莫须有的罪名。虽然最后结果都是窦娥不忍蔡婆婆受那严刑而屈服，但《金锁记》则更加放大蔡婆婆的形象，将她坚贞的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
《金锁记》在对蔡婆婆形象进行更加正面的改造时，也就削弱了窦娥命运的悲剧性，同时也削弱了窦娥身上坚强不屈的精神。其主体思想也从谴责黑暗的封建社会制度转变为宣传节孝思想。从蔡婆婆形象的改变也可以看到元明两代对于节孝思想的不同观点。《窦娥冤》更加注重表达窦娥面对封建社会的压迫时敢于斗争的精神，因此更多的是从放高利贷、封建婚姻角度塑造蔡婆婆的人物形象，强调高利贷和封建婚姻对窦娥的压迫。而《金锁记》更加强调戏曲的教化功能，注重宣传节孝思想，因此将蔡婆婆塑造成为一个封建社会典型的妇女形象。
《金锁记》是由明末文人袁于令根据关汉卿的《窦娥冤》删减而成的作品。由于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作家想要表达的主体思想并不相同，因此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两部作品都是围绕窦娥展开的，但由于在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其命运也产生了很大改动。《金锁记》最大的改动是结局的改变，即由悲剧到喜剧的变化。在《窦娥冤》中，窦娥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形象，虽最后沉冤昭雪，却因此失去生命。在《金锁记》中，窦娥虽经历磨难，却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蔡婆婆形象的改变就是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
在《窦娥冤》中，蔡婆婆是导致窦娥悲剧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影响窦娥悲剧命运的事件有二。一是蔡婆婆用高利贷迫使窦天章将窦娥送入蔡家做童养媳，嫁给先天不足的儿子，使得结婚三年之后窦娥便成了寡妇。这是窦娥走向她悲剧命运的第一步。二是蔡婆婆受张驴儿父子威胁将张驴儿父子招入家中，并将窦娥许给张驴儿。引狼入室，这是窦娥走向悲剧命运的第二步，最终导致窦娥在法场血溅白练。而《金锁记》中袁于令改变了窦娥的悲剧命运，对蔡婆婆的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对上述这两个情节设置也进行了很大的改动。在《金锁记》中，蔡婆婆不再是导致窦娥悲剧命运的关键人物，而是成为一个教子有方、坚贞善良的守节之人。
在《窦娥冤》中，窦娥被送入蔡家做童养媳是因为蔡婆婆屡次着人要窦娥做她的童养媳，用高利贷迫使窦天章将窦娥送入蔡家做童养媳，嫁给先天不足的儿子。而蔡婆婆这种行为在窦天章看来认为是：“嗨，这个那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可见，窦天章并不认为这是一桩好婚事，只是出于无法偿还蔡婆婆高利贷，才会将女儿送入蔡家做童养媳。而在《金锁记》中，虽也是蔡婆婆相中了窦娥，但并没有屡次派人去说和，而是“如今若去说亲，好像要他女儿准折债利了，我前日偶然说起，不想那近邻人家，就去对他说了。谁想那窦秀才正欲上京应试，他女儿在家，没人看管，欣然的就要送过门来，做我养媳”。窦天章也认为：“况蔡婆婆是守节之人，锁儿是读书之子，这姻事却也甚好。”这就从蔡婆婆迫使窦天章将窦娥送来做童养媳改变为窦天章欣然将窦娥送入蔡家。在袁于令的改动下，蔡婆婆的形象在这一情节就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一个极为正面的人物，成为教子有方、睦邻友好、乐于助人的节妇形象，成为封建社会所宣扬的正面人物。在这样的改动下，《窦娥冤》中窦娥的第一步悲剧之路就不存在了。这桩婚事已经变成两家都很愿意的，并且被两方父母看好的婚事。袁于令通过对蔡婆婆形象的改变，间接地改变了窦娥的悲剧命运。
《金锁记》与《窦娥冤》中都有蔡婆婆劝窦娥另嫁他人的情节，但结果与影响截然不同。在《窦娥冤》中，蔡婆婆最受人诟病的便是她两次劝窦娥嫁给张驴儿。第一次就是在面对张驴儿的威胁时，不仅将自己许给张父，还将窦娥许给张驴儿。在窦娥表达明确的拒绝后却还是想着，要慢慢劝她回心转意，嫁给张驴儿。第二次则是张父死后，面对张驴儿的威胁，蔡婆婆说“孩儿也，你随顺了他罢”，再次屈从于张驴儿的威胁。而在《金锁记》中，蔡婆婆劝窦娥另嫁他人是为了塑造蔡婆婆的善良以及窦娥的节孝意识。蔡婆婆在得知蔡宗端死后，劝解窦娥“你年纪幼小如花蕊未开，况与我儿，未曾一面，何忍误你终身”“怕你守不终，不如嫁别郎”，表达了蔡婆婆即使处在丧子之痛里，依然愿意站在窦娥的角度为窦娥思考未来，同情窦娥小小年纪便就失去丈夫，可见蔡婆婆的善良。这从侧面表达了窦娥的节孝思想，虽然是从未见过面的丈夫，年仅十三岁的少女便说出“我生是蔡家人，死是蔡家鬼”“愿居孀，终身守节，青史姓名香”这样的话。从这个情节的设置来看，元明两代对于女子守节有不同的看法。
《窦娥冤》是围绕窦娥的悲剧命运展开的，因此关汉卿在塑造蔡婆婆时并没有将她塑造成一个节妇的形象。剧本中也没有过多地宣传节孝思想，虽借窦娥之口表达了对于蔡婆婆想要另嫁他人的不满，但也只是说：“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而《金锁记》中却一再提及节孝思想，不论是蔡婆婆身上还是窦娥身上，都多次出现节妇、孝婦这样的话语系统。
《金锁记》中为了宣传节孝思想，将蔡婆婆的形象塑造成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的典型节妇形象。袁于令首先删减了张父这个人物，将张父改为张母。这就从根本上去除了蔡婆婆不守节孝的诱因，并且在允许张驴儿母子进入家中的情节设置上也进行了改动。袁于令将蔡婆婆受逼迫将张驴儿父子带回家中，并同意招他二人为婿，改为出于对张氏母子的感恩之情收留他母子二人，因张驴儿说只在家中暂住一二天便要出门，这才打消了蔡婆婆对于寡妇之家不好男子入住的顾虑。这种情节上的改变，也再一次证明袁于令对于节孝意识的重视。
《金锁记》和《窦娥冤》对蔡婆婆形象塑造的差异还表现在审讯窦娥时蔡婆婆的态度。在《窦娥冤》中，这个情节并没有对蔡婆婆进行过多描写，只是强调窦娥誓死不屈的坚强意志。而《金锁记》更多地展现了蔡婆婆的坚强意志，在窦娥想要“只得暂招图活眼前”时，蔡婆婆在旁劝说“宁可杖下亡，胜似刀头死。不要没主意，招不得的”。即使是面对胡涂县官想要对其进行严刑拷打时，还是坚持劝说窦娥不要招那莫须有的罪名。虽然最后结果都是窦娥不忍蔡婆婆受那严刑而屈服，但《金锁记》则更加放大蔡婆婆的形象，将她坚贞的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
《金锁记》在对蔡婆婆形象进行更加正面的改造时，也就削弱了窦娥命运的悲剧性，同时也削弱了窦娥身上坚强不屈的精神。其主体思想也从谴责黑暗的封建社会制度转变为宣传节孝思想。从蔡婆婆形象的改变也可以看到元明两代对于节孝思想的不同观点。《窦娥冤》更加注重表达窦娥面对封建社会的压迫时敢于斗争的精神，因此更多的是从放高利贷、封建婚姻角度塑造蔡婆婆的人物形象，强调高利贷和封建婚姻对窦娥的压迫。而《金锁记》更加强调戏曲的教化功能，注重宣传节孝思想，因此将蔡婆婆塑造成为一个封建社会典型的妇女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