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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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名称: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再创造性叛逆——《浮生六记》英译本比较,项目号:12JK0274。
  摘 要:可译与不可译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和人类思维的共性使语际转换成为可能,然而由于不同语言在语言结构、语言背景、思维方式、表达法等方面存在种种差异,翻译中的可译性只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本文欲从语言和文化入手,以《浮生六记》为例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关键词:可译性;可译性限度;不可译;语言;文化
  作者简介:牛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硕士。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2
  1、可译还是不可译?
  可译与不可译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语言是否可译?人们对此莫衷一是。持可译论者认为,语际翻译是完全可能的,一方面因为语言反映客观世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所认识的客观世界是相同的;另一方面由于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有相同的生活情感体验和思维规律。正如 Jin Di和Nida在On Translation一书中指出的,“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性,思想完全可以沟通,这是翻译之所以能实现的客观基础”。奈达指出,所有语言中至少有90%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或相似的,语言之间的共性远远超过各自的个性,这是跨文化翻译的前提。两三千年的中外译史也充分证明了语言的可译性。
  当然,可译性是相对的,是就整体而言的,这是因为语言的个性差异会给翻译设置种种障碍,从而使得完全、绝对的翻译成为不可能;很多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英国翻译家彼得·纽马克曾说过:“不存在完美的、理想的或者 ‘正确’的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对翻译做了形象的比喻“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都无异于佛罗芒地毯的翻面。在背面看见的人物线条已模糊不清,缺少了我们在正面欣赏的光润和色彩。”狄德罗指出“某种语言独有的境界本身即语言的精髓,总是要失掉的”,等等。
  由此可见,绝对的等值翻译是不可能的,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可译性的限度。可译性限度即不可译性,英国翻译理论家卡德福特根据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将其分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对于译者而言,肯定可译性并承认不可译性的存在,细致分析原语和译语的差异从而找到克服困难的方法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2、《浮生六记》个案分析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以语言或是它的书面符号---文字为媒介来构成作用读者想象中的形象和情绪状态,从而产生审美共鸣”。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带动文化全球化,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译为不同语言,文学作品的可译性受到了空前的关注。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的回忆录,作者将自己与其爱妻陈芸的深厚感情和恬淡生活娓娓道来,语言纯净,结构优美、意境深远。就整体而言,原作是可译的,但同时也存在可译性限度,以下笔者通过分析原著和林语堂译本,剖析文学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2.1 语言的可译性限度
  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很多差异,有些差异使得译者很难在译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从而造成翻译过程中原语语言形式或意义的流失。语言差异产生的可译性限度表现在语音、字形、词汇、语法和文体风格等不同层次上。
  1)语音
  语言是有声系统,是语音、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汉英语言有各自的发音规律和特征,原语的语音特色有时很难在译语中再现。汉语语音的可译性限度主要表现在同音异意字所构成的词句,词语重叠、四字结构以及对联、押韵、对仗、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段方面。
  例: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P58)
  译文:“Why, you could put on my cap and gown and disguise yourself as a man,” I suggested.
  例:芸出令曰:“后许动口,不许动手!……(P66)
  译文:Then Yun said, “Hereafter let’s make a rule: let’s have it out with our mouth, but no hands!……
  例:我自爱之,子姑待之。(P76)
  译文:“But I love her,” said Yun smilingly. “You just leave it to me.”
  例:或密或疏,或进或出,全在会心者得画意乃可。(P86)
  译文:Proper spacing and arrangement must depend on the individual who has an understanding of pictorial composition.
  以上各例中词语音韵的重复构成了独特的语音美,然而这些美感因素在译语中荡然无存。
  2)字形
  汉语是象形文字,汉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有直接联系。形态特征会给翻译带来可译性障碍。
  例:于土墙凹凸处……,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P80)
  “凹凸”两字的形态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其地形意义,而英语是表意语言,译文“little elevations, the depressed areas”虽然从意义上表达了地形特征,但原语的形态美不复存在。
  3)词汇
  词汇是概念的载体,英汉语词汇如果出现语义部分对等或语义空缺则会给翻译设置障碍。   例:申刻抵靖,投刺焉。良久,司阍者曰:“范爷因公往常州去矣。”(P164 )
  译文:I sent in my card and waited for a long time before the watchman came out and said, “Mr. Fan is away on official business to Ch’angchow.”
  “爷”通常指祖父、外祖父或者老年男性,英语对等语为grandpa;此外,中国文化里“爷”还可指代有权势的人物,“范爷”中的“爷”就指代这种意思。此句中看门人对主人作此称呼表现了地位的差异和下属对上级的尊敬。该词在英语里没有对等语从而形成词汇空缺,给可译性增加了难度;译语Mr. Fan无法体现权势和地位的意义。
  再如称谓语 “妾”、“‘仆’一生坦直 ”的翻译。古汉语中的“妾”是古代女子的自我称呼,表达了谦逊的态度和对丈夫的尊重;“仆 ”指仆人,古汉语也指代“我”,是一种谦称。这些词语的内涵意义给可译性设置了障碍,译者做了淡化处理,译语“I”损失了原语的内涵所指。
  4)句子结构
  汉语为竹型结构,重意合、重简约;英语为树形结构,重形合、重复合。语言结构的差异给可译性设置了限度。
  例: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P28)
  译文:That night, the moon was shining beautifully and when I looked down at the creek, the ripples shone like silvery chains. We were wearing light silk dresses and sitting together with a small fan in our hands, before the window overlooking the creek. Looking up at the sky, we saw the clouds sailing through the heavens, changing at every moment into a myriad form.
  汉语四字结构丰富,这种语言形式结构简约、内容丰富,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形式。译者选用不同的结构表达了原语的多个四字结构,并且用并列复杂句再现了原语的内容,但原文的语音特色和结构美不复存在。
  5)修辞
  修辞是用贴切的语言表情达意,是语言的精髓。英汉语都有丰富的修辞手段,但由于两种语言在用法上存在差异,修辞在语际之间的转换成为难题。
  例:归途游倒戈园林,稚绿娇红,争妍竟媚。(P 40)
  译文:Then on our way back, we visited the Koyuan Garden, in which we saw a profusion of flowers of all colours.
  例:观者如蚁集(P 56)
  译文:The audience stood around in crowds to look at the show……
  例:余夫妇欣然,仍归故宅,骨肉重圆(P 132)
  译文:Accordingly we returned happily to the old home and the family was reunited.
  以上例句中拟人、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语言生动、具体、形象,而译文语言朴素平淡少了那份栩栩如生。
  6)文体风格
  文学作品的风格不仅包括语言风格,还包括作品所处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和作者个人风格。整体而言,风格是可译的。风格体现在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上,然而由于不同语言在形式标记的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性,风格的再现也有限度。原作《浮生六记》文风自然、简约、凝练,一方面基于文言文本身简约精炼的特点;另一方面基于语言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的简洁自然,这些特征给风格的再现设置了阻碍。
  2.2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一部分。不同民族地理环境、历史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的差异性造就了文化的不可译性。
  例:芸曰:“世传月下老人专司人间婚姻事,今生夫妇已承牵合……”(P 48)
  译文:“It’s said that the Old Man under the Moon is in charge of matrimony.”
  “月下老人” 出自唐朝文学家李复言所著的著名典故《续玄怪录·定婚店》, “月下老人”也称月老,指主管婚姻的神仙,后泛指媒人。月老的角色相当于西方爱神丘比特,译语“the Old Man under the Moon”虽然从形式上保留了原语的意象,但译语读者很难看到这一典故的文化背景。
  再如“馄饨”(P114)的翻译。“馄饨”代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西方并没有这种食物,因此无法在译语中找到对等语。译语读者很难根据音译“wonton”想象其型、色、味。同类词语还有“馒头”、“马褂”等。
  结语:
  语言和思维的共性说明可译性是普遍存在的,共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原语和译语可以进行完全直接的转换。由于不同语言在语言结构、语言背景、思维方式、表达法等方面存在的种种差异,翻译中的可译性只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可译性总是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不可译因素,对于译者来说只有在充分掌握原作的可译与不可译因素后才能进行翻译活动。
  参考文献:
  [1]Jin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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