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汽车人是很勇敢的;在平时,这是一种在表述上非常委婉但在实践时坚忍不拔的智慧,在关键的瞬间时刻,则表现为一种非常直截了当的勇敢。
　　
　　小平一锤定音:轿车可以合资
　　
　　饶斌,“头衔”是“中国汽车第一人”。他曾任一汽、二汽的厂长,1978年2月,饶斌离开二汽,来到北京担任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任机械委汽车工作组组长。
　　
　　当时上海是国内唯一能批量生产轿车的基地,年产最高时达到5000多辆,在当年已经是首屈一指了。虽然行业内有人反对把合资轿车生产基地放在上海,饶斌依然看好上海。他来电问,上海有没有兴趣搞这个项目?当时主持和领导上海机电工业工作的蒋涛说:这是我们多少年来都盼望的事情,盼都盼不到啊。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保证给国家争气,把它搞好。蒋涛立即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汇报。汪道涵非常支持、关心这个项目。
　　1978年7月,饶斌派员到上海落实国务院“轿车装配线拟安排在上海”的决策,8月,以“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共同署名起草的《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轿车厂的报告》,抬头上写着:李副主席,纪、余、谷、康副总理。展开解读,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和康世恩副总理。到9月13日副总理批示,仅一个半月的时间,《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轿车厂的报告》,走完了一份地方公文走向国务院程序的全部路程。
　　这样的办事速度,足可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起步阶段的迫切心情,作一佐证。
　　获得国务院批示,这是一个国家级机遇。国家级机遇,地方性实践,被这个绣球“扔”中了的上海汽车人,感到“喜从天降”,跃跃欲试。
　　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意见是: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必须以实行产品返销为前提;如在合同上确实保证能返销,可考虑用贷款方式建厂,否则就绝不能引进;可按此精神同外商探询。当时会签领导的意见均为:同意。批示精神非常明确,引进装配线的前提是:保证返销,方能建厂;投资的方法是贷款。然而,因为极其庞杂的原因,这份批示的“精神”,在当时是无法执行的。
　　国务院做了要有“返销”前提的引进批示,下边就要有行动。“文革”后第一个机械工业考察团,由周子健部长当团长,江泽民同志任秘书长,被派到国外考察机械制造业。考察团在国外50多天,先后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瑞士和德国(西德),访问了80多个企业和科研单位。代表团团员都是国务院有关部门与直属企业的领导同志,蒋涛属地方代表成员。
　　
　　在出国的50多天里,高层决策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2008年夏天,我在华东医院高干病房采访了蒋涛。
　　陆幸生:当时几位副总理批示,是“一定要返销。”可11月份传达了小平同志在听取工作汇报后的指示:“轿车可以搞合资,重型车也可以。”小平同志没有提到“返销”这个前提。这是两种内容实质、执行方式完全不同的批示,这中间肯定有一个重大转化的过程。
　　蒋涛:在今天,不瞒大家说,当时上海负责这个项目的领导小组的同志,接到国务院上级批示,可以搞轿车装配线,心里当然很高兴,但前提是一定要返销国外。我们这些做具体事务工作的,心里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但是谁也“不敢提”。但是,好不容易“拿到”一个项目,总不能让它作废吧。那就先干起来。我参加出国考察,也就是“先干起来”。
　　国务院作出批示,可以引进装配线项目以后,饶斌就给世界各个汽车大集团公司发出邀请信,提出中国要想搞一套轿车装配线,问有没有与中国合作的意愿。日本的几家企业,如本田、丰田,美国的福特、通用,都收到了邀请。当时担任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的墨菲,首先是觉得批量太小,二是我们提出要返销,他认为用这种方式很难合作,实际上也不可行。零部件全部从外国进口,采用CKD方式,我们用廉价的劳动力装配,再返销出去;通用就算给我们听,零部件进口多少钱,出口又要用去多少钱,国际长途运输啊,从经济上说,运进再运出,运输费用大,在经济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接受那样一个高价格。而且,技术上比人家还是要差的。
　　陆幸生:那你听到小平同志指示,还在国外?
　　蒋涛:考察团当时在国外,得到小平同志的批示后,部里同志从国内打电话告诉我。同意合资,这就是给这个项目定了性。小平同志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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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下,这个汽车项目由创汇转变为合资,这是个要害问题。我们最后谈成的,与之前的设想,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方向。
　　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以后中国所有汽车人的口中,都被表述为“一锤定音”。在所有关于汽车制造历史的文本中,都摆放在极其重要的记录位置。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通用墨菲提出“合资可行”,但美国的汽车同行们都认为,中国的经济不会很快上去,没有必要在中国急于建现代化轿车厂,只同意生产某些部件和配套件,然后和他们的“世界生产体系”交换零部件,再在中国国内装车。至于其他国家,日产公司不愿意在家门口培养竞争对手,只同意把它下马的产品给我们生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两家公司只想在中国建厂,生产它们的车型在中国销售,对于返销和外汇平衡表示有困难。
　　接到“小平指示”电话的两三天后,考察团来到德国。在与德方的预备会议上,考察团“谈及”邓小平同志提出可以合资的指示,德国大众董事长史密斯听后立刻表示,有合资兴趣;如果可以与中国合作,它们将放弃与亚洲韩国的洽谈。大众当时就表态,以合资方式进行合作,愿意提供最先进的技术,派相应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中国来,协助建立工厂。考察团表示,中方希望德方尽早派代表团到中国。
　　当时主管上海轿车生产的上海市机电一局,成立项目谈判小组。受汪道涵市长嘱托,蒋涛同志负总责,曾任机电一局财务处副处长,时任上海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经理的仇克,担任首席谈判代表。
　　2008年7月,我见到83岁的仇克,他说,“上海大众轿车合资项目,从1978年10月至1984年8月,经历6个年头,谈判时间为何这么长,使后来的人难以理解。实在是谈判过程经历了很大曲折。整个谈判过程可分三个阶段。”一谈就是6年,这是仇克事先没有想到过的。仇克说道:
　　1979年我们整个国家经济有个低潮。5月中旬,蒋涛同志再次考察回国,刚下飞机,一机部接机的同志说:现在形势有变化,国内经济正在调整,原定的大部分项目都要下,新项目则一律不上,看来重型车和轿车两个项目都危险了。“高高兴兴归来”的蒋涛顿时感到,真是一盆冰水从头浇到底。
　　到1980年底,我们将年产15万辆改成了年产3万辆轿车的生产纲领,作为技术改造项目,国家经委原则上接受了。但只同意生产“纲领”为年产2万,但我们一再说明,产能可以达到3万辆。但经委没有同意,只说2万辆规模,如果形成能力,达到3万辆,“也可以考虑”。当年整个合资项目投资,大约是3.6亿元人民币。再小规模的项目,也是上海轿车的火种。就这样开始谈基础协议。
　　1981年初,德方代表团来沪谈判,提到他们对中国的政策不了解,建议首先就双方合作的原则问题取得共识,形成一个基础协议,并要求政府确认基础协议有法律效力。经向国家外经贸部请示,部领导表示原则同意。那时,我国还没有合资法,这是外商最关心的问题。
　　反馈上来的消息,说是后排座位狭窄。德国一家人有几辆车,一辆车也就夫妇两人开,后排是用来摆放物品或者宠物的。但当时国内习惯,副驾驶员座位坐秘书,后排坐领导,"感到位子太小"。所以,后来的2000型,后排座位的间距加长了10厘米。
　　德国人反过来"讥笑"中方,怎么中国男人开车子像女人,起步这么慢。德国人一脚油门,车一下子出去了,"很猛,轮胎原地要空转半圈"。后来知道,人家德国高速公路设计合理,路况优越,无限速要求,你能跑多快你就跑多快,开得慢倒是违反交通规则的,跟我们恰恰相反。
　　中德两国交通路况、驾驶习惯不同,也就是国情不同。导致的轿车设计理念完全不同。
　　我再问,这100辆车子的试装成功,都派了什么用场?回答:性能卓越的桑塔纳,优先装备到上海公安等部门。"他们人等在车间门口的,出一辆提走一辆。"后来是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召开,就被要去当会务车了,非常风光。"大家加班加点,早上进车间,晚上9点钟出来,最多的一天装配了12辆桑塔纳。"薛建军的插话很有意思:加班到晚上9点多,食堂天天烧"烂糊面"给我们吃,还有桃酥饼。
　　
　　朱镕基严令:堵死洛浦路
　　
　　1988年4月,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4月30日晚,上海电视台播出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之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朱镕基说,解决上海的问题,"会白头发很多"。朱镕基提到最多的,是政府的"高效廉洁"。他说:"我有缺点,缺点就是对干部批评太严厉。"
　　当时"桑塔纳"正面对国产化进展缓慢的困境。上任市长不到三天的朱镕基,来到安亭小镇。朱镕基市长在厂区走了近一个小时。来到会议室,朱镕基面向着波斯特,他说:波斯特先生,您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
　　波斯特回答:尊敬的市长先生,我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希望此后中方有所推动。请允许我先谈最紧迫的问题。那条穿过我们厂区的公共道路,一直没有得到封闭。市长先生,您知道灰尘对于油漆车间意味着什么。穿过本来就很不封闭的窗户进入油漆车间的每一粒灰尘,您之后就会在出厂的桑塔纳的漆面上找到。照理说,这条道路两年前就该封闭,合资合同里也是这么规定的。
　　波斯特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晰:你们中方说话不算数,签了合同却做不到,事情已经拖了两年,中方还准备拖到哪一天方能结束这样尘土漫天的局面?朱镕基即刻向在座的相关官员发问:情况是否属实?回答:属实。
　　面色严峻的朱镕基,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命令道:"如果这条路24小时之内没有被封闭,"他的脸转向波斯特,"请您打电话给我。"朱镕基要求波斯特继续讲述他的另外两个问题。
　　新任市长走了。上海安亭大众汽车厂所有的人们,中方职工,德方专家,脸上满是疑惑的表情。这条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经过了多少领导层面的扯皮事情,纠缠了三年时间,都未能封闭的"社会"公共通道,朱镕基说一声,24小时内封闭,就真能在一天时间里被"关掉"?波斯特对中德双方的大众同事们说:要是仍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明天早上得给市长打电话,那事情就着实不痛快了。
　　德国人很爽直,上海市市长说24小时能解决,我就等着你解决,如若不能,我就要打上门来责问。对于第二天早上看到的景象,波斯特的文笔有点黑色幽默味道的,不过可以感觉到他非常欣慰。
　　第二天,一如往常,早晨6点半,保尔和我驱车驶往工厂。在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堵车。在厂区入口处,一辆巨型吊车横卧在路上,将路堵死。没有人可以继续前行。中国人一夜之间从哪里弄来了这样一辆吊车,谁又将它运来横在我们的厂门前,我们从来不曾知晓。不过,从那时起,洛浦路就在我们的厂门前打住了。同一天,开始了周围道路开通的挖掘工作。我们长舒了一口气,感受到了朱镕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做生意在中国仍然是"政治事务",碰到问题,最后还是政治说了算。
　　新任市长运筹帷幄,安排好上海市经委副主任兼任上海汽车公司总经理的人事结构,又在24小时内,"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吊车",不问三七二十一,"蛮横"地堵死了"畅通"的洛浦路。是一台吊车堵死了洛浦路,更准确地讲,是朱镕基的严令堵死了洛浦路。
　　在2008年的采访中,我问到关于这台吊车的事情,朱镕基严令,那具体执行命令的人是谁,相关方面是怎样落实的,从哪里开来的吊车,谁开来的,等等;答案都是"不清楚"。20多年前的事情,也许是真问不到"底"了。不过,有一点相当明确,有关部门如此这般立即动作,是因为朱镕基的"太严厉"。而以前,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边后面,林林总总,则太温和、太"江湖",洛浦路就剪不断理还乱,始终"活着"。
　　洛浦路一夜堵死。上海汽车人感觉到了,"桑塔纳国产化进展缓慢"的日子,"也许"终于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