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见到的先秦典籍，超过百分之九十都是汉代重新整理出来的，因为均毁于秦朝的“焚书”之祸火。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七年后即下达“焚书令”，全国范围内实行书禁，首禁之书是各诸侯国的史书，《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著作，这些均在必烧之列。又过了七年，秦朝这座大厦就崩塌了。
　　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并不尊重文化，但汉代政府怎么就重视文化了呢？这要从一个叫叔孙通的人说起。
　　叔孙通是大儒，饱学，还达观。本是秦朝的博士，后投奔刘邦。刘邦第一次见到叔孙通，见他穿戴着儒生冠服，很反感。第二次再见时，他就换了一身楚地习俗的衣着。刘邦出生在楚地，一下子就高兴了。刘邦称帝后，随他一起闹革命的老弟兄仍改不了老习惯，随意闯宫上殿，随便拍肩膀，以及酒后撒酒疯的事经常发生，刘邦为此很堵心。叔孙通上奏，“我是一介书生，干不了大事，就替皇帝制定一套宫廷朝见礼仪吧”。获准后，挑选了三十位弟子，耗时一个月，制定并操练了一套臣子朝贺皇帝的礼仪。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长乐宫落成，“诸侯群臣朝十月”，“朝十月”是正月大典，汉初，仍沿袭秦朝历法《颛顼历》，一年岁首的正月是冬至所在月份之前的一个月，即今天的农历十月。为与后世的正月大典相区别，汉代袭用《颛顼历》的这一阶段（截止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史书均称为“朝十月”。
　　这套礼仪在“朝十月”大典中首次启用，从天未亮开始，一直到正午结束，诸侯王及文武百官在司仪官和仪仗官的号令下，依职级次序上殿。“引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六百石，汉官秩，以官员的薪俸代指职级），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朝仪结束后，刘邦深度感慨，“我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威严尊贵”！由此，叔孙通得到重用，官拜奉常。奉常是九卿之首，掌国家祭祀，典章制度，文化教育，后改称太常。叔孙通随即又奏請皇帝给弟子们安排工作，这三十人均被委以重任，授为郎，成为汉代初年首批职业文化官员。两年后，叔孙通晋升太子太傅，做太子刘盈的老师。刘盈即皇帝位后，叔孙通再任奉常。这一阶段，大致有十二年时间，叔孙通带领着这个文化团队，初步完成了国家的文化布局工作，典章立制，兴官学，劝私塾，下达“征书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民间佚书，“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刘邦个人没有文化，因为重用了叔孙通，为建设一个文化型国家打下了比较好的底子。
　　比较着说，我们在1949年建国之后，先是在1957年搞了个“反右”运动，揪出几十万“右派分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各界的知识精英。1966年又搞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反右”所伤及的是文化表率人物。“文革”更可怕，伤及的是中国文化基因。如今拨乱反正，国家在着力构建文化生态，但一些政治伤痛的烙印，我们还是引以为戒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