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香港来说，只要是内地都算“北方”；对于香港人来说，只要是去内地打拼，都算“北漂”。
　　龙文康编剧的《香港家族》刚在香港大会堂演完不久，《香港家族》原本的名字是“漂流家庭”，A Floating Family。他解释说，上一两代香港人，都不是土生土长，大多从内地逃难而来。到了他这一辈，又有很多人移民海外。“在香港，大家一直在漂流。”
　　而“在地的香港青年的生活是相似的，‘北漂’香港青年的生活则各有各的不同”。
　　广阔天地
　　郭靖正在和培训的学员做这样一个游戏：大家围成一圈，每个人手里一个玩偶，规则是玩偶必须传给另外一个人，每个人至少传递一次，不能重复，不能把玩偶掉在地上，最后交到郭靖的手中。
　　这个设定的意思是，玩偶意味着一个生命，参与者意味着一个身份，玩偶在人们手上流转，就像人生的一个传递—最开始由医生交到父母手里，父母交到老师手里……而生命只有一次。郭靖来到内地就像是一次生命历程的“传递”，上一站是香港，这一站，他把自己交到了青岛手里。
　　少年时期的郭靖十分反叛，令学校大感头痛，“屡教不改”之后被学校开除。留学到澳大利亚，又被学校劝退。期间郭靖的妈妈突然去世，他幡然醒悟，发奋读书，拿了奖学金考到加拿大，正是在加拿大接触到了“营地教育”，“突然爱上了这个行业”。毕业回香港工作，他也没忘了做一名营地教育的志愿者。简单地说，“营地教育”就是让参与者在户外活动中接受积极的理念，达到生理、心理、社交能力以及心灵方面的成长。
　　郭靖一直很清楚自己要“做教育”，因为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发现真正能够帮助青年的，不是毕业之后给他们做心理辅导或职业规划，而是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关注他们的心志。而且90年代很多港人回到内地，“这个身份认同很感染我，”郭靖说，“高中时，我就对爸爸说，毕业回内地。”他干脆辞了香港的工作，一心一意在青岛做起了“营地教育”。
　　律师凌宇光来到内地则是家庭的缘故。父亲是广州人，50年代到香港，凌宇光的爷爷、大伯、姑妈等一大家人都在广州，每年的春节、清明，他都在广州度过。凌宇光会考考得不是特别好，在香港没什么机会读好大学，正赶上2008年经济危机，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留学，而到内地读大学是个不错的选择，学费低廉，还可以选自己心心念念的法律。
　　凌宇光在内地一气儿读到了研究生。从暨南大学到中国政法大学，从和舍友说粤语到和舍友吃鸡蛋灌饼，凌宇光养成了吃葱蒜的习惯，有朋友从香港到内地玩，临走他还会给塞一只“全聚德”烤鸭，唯一让他郁闷的是，“全聚德”怎么“那么难吃”。
　　2007年毕业，他回香港做了一家服装公司的法务，发现工作十分枯燥，如果想晋升，大概需要10-15年的时间。律师毕竟精于计算，他想，30岁之前，自己一定要计划好后半生到底怎么发展。
　　2010年，凌宇光在内地一次通过司法考试，分数396分，29岁的他有三个城市可以选择：深圳、北京、上海。凌宇光的未婚妻很喜欢上海，那时“世博会”刚结束，上海“很现代、很香港”，对于两个香港人来说，生活也习惯。主意打定，凌宇光开始向几个上海的大律所投简历，2011年4月，他用15分钟搞定了面试，顺利入职。

　　“马死落地走”
　　凌宇光回憶起1997年回归那天，很大的雨，16岁的自己满心感动。这“感动”很复杂：个人必须随着历史的车轮前进，这条道路早在1984年就已经铺就；而他也不会留恋英国人，香港人早已习惯每隔5年就看到一位港督离开，而“我们总归跟他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