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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月1日，《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The Pure Food，Drink and DrugAct)正式生效。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出于医学和健康目的，提醒消费者关注掺假和贴假商标的食品、饮品和药品，开创了联邦管理食品、饮品和药品使用的先河。而且联邦政府第一次借助《美国药典》和《国家处方集》的合法认可，通过了药物、化学制剂和药品的确切标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这一革命性事件发生于20世纪初期，至今虽已过百年，然而食品、饮品和药品的洁净化问题仍未能寻到“一劳永逸”的良方。学者的现实关怀使这一问题受到普遍而长期的关注，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
一
对美国食品、饮品和药品洁净化史的研究，因学者考察视角的差异和所要展现问题的不同，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现象。以往的研究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研究致力于探讨官僚机构和精英群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为”，更多地着眼于政策过程的“垂直”维度，把美国联邦政府介入食品、饮品和药品的管理视为哈维·威利(Harvey Wiley)及其领导下的农业部化学局的业绩。由此，“威利法案”成了国会1906年颁布的《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的代名词。另一类研究则着力于政策过程的“水平”维度，关注“垂直权威”之外“黑幕揭发者”和新闻记者、工业界、商人团体等介入洁净化政治的过程，把《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视为不同参与者和组织者“能动主义”“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胜利。很多研究著述都零星地论及妇女、妇女组织介入洁净化政治的过程，然而多把妇女组织视为“威利联合体”或“保护消费者联合体”的众多支持者之一。
与其前的研究相比较，保拉·贝克(Paula Baker)的研究已然认识到，女性俱乐部是推动联邦公共卫生立法，如1906年《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的重要力量。詹姆斯·扬(James H.Young)也论及了妇女消费者集团与威利之间的协作，关注到威利在一些场合给予妇女俱乐部的信任，断言妇女组织是“最为重要和坚定的消费者卫士”。在这些研究中，小奥斯卡·安德森(Oscar Anderson，Jr.)对美国妇女的活动给予了最好的评价，认为“妇女组织在煽动问题和为立法施加不断的压力方面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这些著述虽提及妇女们的政治参与，但对妇女作用的研究仍处于研究的边缘而非中心，更乏见对妇女、妇女组织介入这一政治过程的专题而系统的研究。
或许正是基于这些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间，1999年，已入耄耋之年的退休药剂师洛林·古德温(Lorine Goodwin，1925～)完成并出版了《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的改革斗士，1879～1914》一书(以下简称：《改革斗士》)，以独特的视角考察了妇女、妇女组织介入食品、饮品和药品洁净化改革运动的历史过程，将其置于进步主义改革和参与民主的背景下考察基层妇女组织的政治努力，展现了洁净化政治源起的新面目。2006年，在《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颁行百年之际，《改革斗士》一书略经修改而再版。古德温从关注这一问题，到收集整理档案文献，再到1996年完成博士论文，以及最后的修订出版，前后历经10余年时间，真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之力作。评论者指出，该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二
《改革斗士》一书由“源起”、“国家改革斗士”、“确保法案”等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集中探讨了妇女在作为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运动先锋的地方和州的活动，以及其能动主义的社会动因。第二部分是该书研究的重心，描绘了以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妇女俱乐部总会(The General Federa-tion Women's Clubs)和全国消费者联盟(The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为平台的妇女改革斗士、南部改革斗士以及其他改革斗士的政治肖像。第三部分展现了1879～1914年间，美国妇女和妇女组织在洁净化改革过程中“政治一空间”关系(po-litico-spatial relations)的演进。《改革斗士》一书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妇女与改革运动的源起
古德温首先考察了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改革运动的源起。他认为，以前的研究把改革运动追溯至19、20世纪之交“显然是太晚了”。20世纪初期的政客、行政官员和新闻记者经常讨论食品、饮品和药品的掺假，并逐步将之演绎成了他们的“独门发现”，进而把其视为他们影响立法机构和用以提醒公众关注掺假和欺骗程度的新成果。这种官僚机构和精英群体决定论的偏好，把公众舆论的教化视为这一过程的“原动力”(prime moving force)，实则掩盖了改革源起的某些面目。古德温的研究发现，“颠倒过来可能更接近事实”。换言之，改革运动的研究进路由最初的自上而下颠倒为自下而上，可能会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她认为，经过漫长的斗争最终获得通过的1906年《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是消费者长期而艰巨斗争的结果，妇女组织为政客和新闻记者的行动奠定了基础。大量的证据揭示了对改善食品、饮品和药品质量的要求在法案通过的前30年已经获得了动力。
19世纪70年代末期，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改革运动在多个层面同时展开。妇女首先在社区、地方和州层面组织起来，以保护自己、家庭、邻里和社区免受食品、饮品和药品掺假的危害。其后，因掺假和药品依赖问题日趋严重，这场改革运动逐步由个体和区域性的活动，发展壮大为全国范围的活动。这些改革的参与者有不同的种族、社会、经济和人口背景，不同的宗教和政治哲学信仰，不同的希望和精神，所以她们诉诸不同的方式来治疗他们的问题。可以说，食品、饮品和药品洁净化的公共需要在乡村、城镇等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兴起。因情况紧急，妇女们在自己的家乡和社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与食品掺假和药物滥用做斗争。
从参与的广度和范围而言，19世纪80年代初期，“自我资源”的限制制约了妇女们努力活动的影响力，因为参与者仍把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问题视为地方性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地方性活动为其后迅速扩大的全国性运动打下了基础，确立了运动展开的方式和规格。
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妇女能成为改革发起者，而不是政客、行政官员、牧师、新闻记者、医生和商人?古德温的研究认为，改革运动不仅仅是20世纪的冲动，而且还是美国妇女对不可容忍的环境的能动反应。同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她们很少忠于政党，而更愿意把自己视为消费者。此外，传统的社会责任等诸多其他因素也促使妇女能成为这一运动的倡导者。
(二)妇女组织与改革运动的全面展开
妇女参与洁净化运动之初，多限于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活动，并没有形成举国一致的协同合作。随着改革运动的深化，妇女改革者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与 地方和州的改革运动相比，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妇女俱乐部总会和全国消费者联盟相继成为全国妇女改革斗士参与洁净化运动的平台。通过这些全国性组织，改革者们能够结合其“保护家庭”(home protection)的道德规范，把不同的情感渠道联系起来，结成联合阵线为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而战斗。而且，这些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为改革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显而易见的益处：迅速地被认可为改革的合法力量，为接近资源和对立法机构施加影响提供了便利。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妇女俱乐部总会和全国消费者联盟三个全国性组织，一方面通过抨击其共同关心的食品掺假和物质滥用问题，发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改革运动，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加入这些组织。到19世纪末，这些组织的成员人数超过100万，非正式成员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正式成员，前者甚至是后者的数倍。改革斗士利用这些资源能够有效地动员公众舆论，发布宣传，倡导立法。另一方面，三个全国性组织成了把各种势力纳入到改革运动潮流中的强大磁铁。例如，1895年到1905年，全国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开始把改革的重点转向确保联邦管理，该组织为了联邦立法而进行的工作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包括来自妇女俱乐部、新闻界、政府机构和其他改革力量的加入。同样，全国消费者联盟通过把妇女俱乐部、禁酒联盟、宗教组织、州和联邦化学家、公共卫生工作者、医学界：新闻记者和来自各个州的代表组成一个实体，强化了改革运动，创建了一个消费者联合阵线，推动联邦立法、州立法和地方法令的颁行。
对于这场全国范围的改革运动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全国女性的联合及创建消费者联合体，妇女们的影响力足以挑战特殊利益集团。
(三)被忽视的南部妇女改革斗士
《改革斗士》一书给南部妇女改革斗士以“特殊的关注”。研究发现，参加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改革的妇女不仅限于北方和西部的妇女和妇女组织，大量的证据表明，南部妇女同样关心这一改革运动。与北方妇女介入改革运动相比，除了时间上相对较晚之外，南部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能动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方式与北方几近相同。南部妇女俱乐部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也是南部妇女介入这一运动的组织机构。
与北方一样，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在南部为动员草根层面的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改革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媒介。随着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主席于1881、1882、1883年三次南巡，南部的改革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事实上，更令学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南部妇女关心和介入这一改革运动?古德温以南部妇女俱乐部为例把妇女的介入成因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20世纪之交，南部农业在经济生活占主导地位，人们之间的孤立状态是相当明显的。与传统的研究不同，古德温研究发现，这种孤立状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妇女较为分散而难以组织；另一方面使参与俱乐部成为南部妇女减少孤立状态更为重要的方式，同时也成为合作努力的机构。
第二，内战后的经济萧条引起了大多数妇女的关注，迫使她们寻求维持其生活和重建的必需品。屠宰场和工场中被污染的食品和战后因失败和失望而引起的物资滥用的残酷现实，促使妇女们组织起来敦促改革。
第三，保护南部的经济成为妇女俱乐部公开支持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立法的另一显著因素。到19世纪末，“新南部”仍处于内战破坏之后的重建期，推动诸如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案这样里程碑式的立法将为管理南部商业等提供先例。
第四，妇女改革斗士通过支持这一改革，打击内战后在南部兴盛的专卖药品工业。内战前，南部仅有数家专卖药品公司，而战争结束后南部迅速崛起了一批新的制造商。他们的产品开始取代北方来的产品，占据了南部城镇与乡村。南部妇女虽然同意新兴的南部药品是对北方药品的补充，但是她们非常清楚掺假和有害产品危害着家人的健康。
正是出于上述的考虑，南部妇女俱乐部积极地介入到州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的推行。在发现南部诸州的法案难以发挥效用时，她们开始动员联邦层面的立法活动。南部妇女因此成为了改革运动的“紧密团结、畅所欲言和富有战斗精神”的参与者。
(四)政策过程中的妇女与妇女组织
如果说，洁净化运动初期，改革斗士还多把“劝说”“教育”和“揭发”视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随着运动的深入，她们日渐认识到联邦立法的必要性。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提供检查产品的设备，才有足够的权力来管制州际制造商和公司。
然而，法案的颁行实非易事。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联邦政府通过一项管理商品进出口的法案和州颁布立法较为容易的话，那么，联邦政府要禁止掺假食品的州际贸易就变得“极为困难了”(exceedingly difficult)。妇女们在努力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的过程中，遭遇了自上而下诸多“难以克服的反对”。在白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虽然原则上同情她们的动机，但却把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案视为是“极端”改革斗士“不切实际的理想”。在参议院，共和党的政治领袖阻挠考虑任何与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相关的议案。众议员屈从于众议院议长、来自伊利诺伊州、更象一名参议院领袖的约瑟夫·坎农(Joseph G.Cannon)的铁律，也反对所有试图管理制造和市场的议案。
同时，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议案还遭到了来自“全国食品制造商协会”(TheNational Foo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全国批发商和蒸馏酒者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Wholesalers and Distillers)、专利药品制造商等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概而言之，这些反对意见可归为三类：一是反对联邦管理的原则，二是反对法案的部分条款，三是反对执法的方式和执法官员的选择。
毋庸讳言，要确保法案的顺利通过，就必须解决来自上下左右的反对意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组织起来的妇女们积极地与媒体、国会议员和联邦行政机构建立工作关系。到1903年，妇女改革斗士组织敦促有效的法案进入国会。继而，一些有影响力的、独立的新闻记者、行政官员、政客和商人开始加入到妇女组织的改革联合体中，并最终推动国会通过了1906年《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
古德温博士论文的研究下限至此而止。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通过之后，并非意味着洁净化运动的终结，“经过多年的立法领域的斗争之后，这一斗争开始转移到了管理领域”。正因如此，其后修改出版的专著把研究的时间下限延长至1914年。新增加的部分集中考察了妇女组织积极地推动法案执行的系列举措，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被授权指控掺假和贴假商标，国会通过了《哈里森麻醉品法》(The Harrison Narcotic Act)来限制成瘾药品，美国社会较好地建立了食品、饮品和药品标准。 《改革斗士》一书通过妇女和妇女组织这一特殊的视角，全新再现了洁净化历史的宏伟画卷。同时，古德温把食品、饮品和药品管理的演变置于进步主义改革、“能动主义”和“参与民主”的背景下进行多方位的考察，揭示了这一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层的社会、文化、经济根源，以及妇女和妇女组织在改革过程中“政治——空间”关系的变化。与同类的著述相比，它具有以下独到的优点：
第一，资料丰富，研究视角独特。古德温经过长达10年的苦心钻研，足迹遍及10余个州，查阅了数百卷鲜为人知的档案文献和手稿、妇女组织的杂志、妇女期刊、报纸，为研究的原创性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与此同时，该书把妇女、妇女组织参与洁净化政治作为切入点，通过新的视角全新地解读历史，展现了洁净化政治的新面目。
第二，宏观考察与微观描述相结合。与同类著述相比，《改革斗士》把无名的妇女从备受漠视之下解救出来，“它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借助对妇女日常生活和小事件的微观描述。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种“具体感”；而考察妇女介入政治活动的动员、组织和实施，则可宏观地把握洁净化改革运动的演进和转型社会的历史变迁，达到了宏观考察与微观描述之间的完美结合。
第三，打破了精英政治和“草根政治”研究的藩篱，谋求二者之间的融通。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多元化”(pluralization)成为一种趋势，政策史研究与社会文化史研究逐步由“零和游戏”(zero-sum game)转向“双赢”，双方严格的研究壁垒开始被打破。而一旦政策成为研究的中心，“精英政治与草根政治研究者之间的紧张迅速消解”。《改革斗士》即彰显了这一变化趋势，强调美国妇女能动主义和参与民主的活动之时，亦关注到基层组织与精英群体在政策过程中“合作努力”的重要意义，正如古德温所说，“合作努力能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换言之，该项研究实现了草根政治研究与精英政治研究之间的融通，使研究富有立体感。
第四，注重妇女史、社团史和社会史三者的结合，展现转型社会的多彩画面。《改革斗士》通过全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进步主义运动史研究中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妇女史、社团史和社会史。把传统的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向前推进了30年，拓宽了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时间跨度。同时，对妇女与洁净化改革的关系这一视角的研究，可以管窥美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这一革命性事件发生于20世纪初期，至今虽已过百年，然而食品、饮品和药品的洁净化问题仍未能寻到“一劳永逸”的良方。学者的现实关怀使这一问题受到普遍而长期的关注，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
一
对美国食品、饮品和药品洁净化史的研究，因学者考察视角的差异和所要展现问题的不同，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现象。以往的研究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研究致力于探讨官僚机构和精英群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为”，更多地着眼于政策过程的“垂直”维度，把美国联邦政府介入食品、饮品和药品的管理视为哈维·威利(Harvey Wiley)及其领导下的农业部化学局的业绩。由此，“威利法案”成了国会1906年颁布的《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的代名词。另一类研究则着力于政策过程的“水平”维度，关注“垂直权威”之外“黑幕揭发者”和新闻记者、工业界、商人团体等介入洁净化政治的过程，把《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视为不同参与者和组织者“能动主义”“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胜利。很多研究著述都零星地论及妇女、妇女组织介入洁净化政治的过程，然而多把妇女组织视为“威利联合体”或“保护消费者联合体”的众多支持者之一。
与其前的研究相比较，保拉·贝克(Paula Baker)的研究已然认识到，女性俱乐部是推动联邦公共卫生立法，如1906年《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的重要力量。詹姆斯·扬(James H.Young)也论及了妇女消费者集团与威利之间的协作，关注到威利在一些场合给予妇女俱乐部的信任，断言妇女组织是“最为重要和坚定的消费者卫士”。在这些研究中，小奥斯卡·安德森(Oscar Anderson，Jr.)对美国妇女的活动给予了最好的评价，认为“妇女组织在煽动问题和为立法施加不断的压力方面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这些著述虽提及妇女们的政治参与，但对妇女作用的研究仍处于研究的边缘而非中心，更乏见对妇女、妇女组织介入这一政治过程的专题而系统的研究。
或许正是基于这些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间，1999年，已入耄耋之年的退休药剂师洛林·古德温(Lorine Goodwin，1925～)完成并出版了《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的改革斗士，1879～1914》一书(以下简称：《改革斗士》)，以独特的视角考察了妇女、妇女组织介入食品、饮品和药品洁净化改革运动的历史过程，将其置于进步主义改革和参与民主的背景下考察基层妇女组织的政治努力，展现了洁净化政治源起的新面目。2006年，在《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颁行百年之际，《改革斗士》一书略经修改而再版。古德温从关注这一问题，到收集整理档案文献，再到1996年完成博士论文，以及最后的修订出版，前后历经10余年时间，真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之力作。评论者指出，该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二
《改革斗士》一书由“源起”、“国家改革斗士”、“确保法案”等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集中探讨了妇女在作为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运动先锋的地方和州的活动，以及其能动主义的社会动因。第二部分是该书研究的重心，描绘了以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妇女俱乐部总会(The General Federa-tion Women's Clubs)和全国消费者联盟(The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为平台的妇女改革斗士、南部改革斗士以及其他改革斗士的政治肖像。第三部分展现了1879～1914年间，美国妇女和妇女组织在洁净化改革过程中“政治一空间”关系(po-litico-spatial relations)的演进。《改革斗士》一书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妇女与改革运动的源起
古德温首先考察了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改革运动的源起。他认为，以前的研究把改革运动追溯至19、20世纪之交“显然是太晚了”。20世纪初期的政客、行政官员和新闻记者经常讨论食品、饮品和药品的掺假，并逐步将之演绎成了他们的“独门发现”，进而把其视为他们影响立法机构和用以提醒公众关注掺假和欺骗程度的新成果。这种官僚机构和精英群体决定论的偏好，把公众舆论的教化视为这一过程的“原动力”(prime moving force)，实则掩盖了改革源起的某些面目。古德温的研究发现，“颠倒过来可能更接近事实”。换言之，改革运动的研究进路由最初的自上而下颠倒为自下而上，可能会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她认为，经过漫长的斗争最终获得通过的1906年《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是消费者长期而艰巨斗争的结果，妇女组织为政客和新闻记者的行动奠定了基础。大量的证据揭示了对改善食品、饮品和药品质量的要求在法案通过的前30年已经获得了动力。
19世纪70年代末期，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改革运动在多个层面同时展开。妇女首先在社区、地方和州层面组织起来，以保护自己、家庭、邻里和社区免受食品、饮品和药品掺假的危害。其后，因掺假和药品依赖问题日趋严重，这场改革运动逐步由个体和区域性的活动，发展壮大为全国范围的活动。这些改革的参与者有不同的种族、社会、经济和人口背景，不同的宗教和政治哲学信仰，不同的希望和精神，所以她们诉诸不同的方式来治疗他们的问题。可以说，食品、饮品和药品洁净化的公共需要在乡村、城镇等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兴起。因情况紧急，妇女们在自己的家乡和社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与食品掺假和药物滥用做斗争。
从参与的广度和范围而言，19世纪80年代初期，“自我资源”的限制制约了妇女们努力活动的影响力，因为参与者仍把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问题视为地方性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地方性活动为其后迅速扩大的全国性运动打下了基础，确立了运动展开的方式和规格。
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妇女能成为改革发起者，而不是政客、行政官员、牧师、新闻记者、医生和商人?古德温的研究认为，改革运动不仅仅是20世纪的冲动，而且还是美国妇女对不可容忍的环境的能动反应。同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她们很少忠于政党，而更愿意把自己视为消费者。此外，传统的社会责任等诸多其他因素也促使妇女能成为这一运动的倡导者。
(二)妇女组织与改革运动的全面展开
妇女参与洁净化运动之初，多限于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活动，并没有形成举国一致的协同合作。随着改革运动的深化，妇女改革者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与 地方和州的改革运动相比，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妇女俱乐部总会和全国消费者联盟相继成为全国妇女改革斗士参与洁净化运动的平台。通过这些全国性组织，改革者们能够结合其“保护家庭”(home protection)的道德规范，把不同的情感渠道联系起来，结成联合阵线为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而战斗。而且，这些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为改革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显而易见的益处：迅速地被认可为改革的合法力量，为接近资源和对立法机构施加影响提供了便利。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妇女俱乐部总会和全国消费者联盟三个全国性组织，一方面通过抨击其共同关心的食品掺假和物质滥用问题，发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改革运动，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加入这些组织。到19世纪末，这些组织的成员人数超过100万，非正式成员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正式成员，前者甚至是后者的数倍。改革斗士利用这些资源能够有效地动员公众舆论，发布宣传，倡导立法。另一方面，三个全国性组织成了把各种势力纳入到改革运动潮流中的强大磁铁。例如，1895年到1905年，全国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开始把改革的重点转向确保联邦管理，该组织为了联邦立法而进行的工作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包括来自妇女俱乐部、新闻界、政府机构和其他改革力量的加入。同样，全国消费者联盟通过把妇女俱乐部、禁酒联盟、宗教组织、州和联邦化学家、公共卫生工作者、医学界：新闻记者和来自各个州的代表组成一个实体，强化了改革运动，创建了一个消费者联合阵线，推动联邦立法、州立法和地方法令的颁行。
对于这场全国范围的改革运动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全国女性的联合及创建消费者联合体，妇女们的影响力足以挑战特殊利益集团。
(三)被忽视的南部妇女改革斗士
《改革斗士》一书给南部妇女改革斗士以“特殊的关注”。研究发现，参加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改革的妇女不仅限于北方和西部的妇女和妇女组织，大量的证据表明，南部妇女同样关心这一改革运动。与北方妇女介入改革运动相比，除了时间上相对较晚之外，南部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能动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方式与北方几近相同。南部妇女俱乐部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也是南部妇女介入这一运动的组织机构。
与北方一样，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在南部为动员草根层面的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改革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媒介。随着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主席于1881、1882、1883年三次南巡，南部的改革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事实上，更令学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南部妇女关心和介入这一改革运动?古德温以南部妇女俱乐部为例把妇女的介入成因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20世纪之交，南部农业在经济生活占主导地位，人们之间的孤立状态是相当明显的。与传统的研究不同，古德温研究发现，这种孤立状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妇女较为分散而难以组织；另一方面使参与俱乐部成为南部妇女减少孤立状态更为重要的方式，同时也成为合作努力的机构。
第二，内战后的经济萧条引起了大多数妇女的关注，迫使她们寻求维持其生活和重建的必需品。屠宰场和工场中被污染的食品和战后因失败和失望而引起的物资滥用的残酷现实，促使妇女们组织起来敦促改革。
第三，保护南部的经济成为妇女俱乐部公开支持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立法的另一显著因素。到19世纪末，“新南部”仍处于内战破坏之后的重建期，推动诸如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案这样里程碑式的立法将为管理南部商业等提供先例。
第四，妇女改革斗士通过支持这一改革，打击内战后在南部兴盛的专卖药品工业。内战前，南部仅有数家专卖药品公司，而战争结束后南部迅速崛起了一批新的制造商。他们的产品开始取代北方来的产品，占据了南部城镇与乡村。南部妇女虽然同意新兴的南部药品是对北方药品的补充，但是她们非常清楚掺假和有害产品危害着家人的健康。
正是出于上述的考虑，南部妇女俱乐部积极地介入到州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的推行。在发现南部诸州的法案难以发挥效用时，她们开始动员联邦层面的立法活动。南部妇女因此成为了改革运动的“紧密团结、畅所欲言和富有战斗精神”的参与者。
(四)政策过程中的妇女与妇女组织
如果说，洁净化运动初期，改革斗士还多把“劝说”“教育”和“揭发”视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随着运动的深入，她们日渐认识到联邦立法的必要性。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提供检查产品的设备，才有足够的权力来管制州际制造商和公司。
然而，法案的颁行实非易事。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联邦政府通过一项管理商品进出口的法案和州颁布立法较为容易的话，那么，联邦政府要禁止掺假食品的州际贸易就变得“极为困难了”(exceedingly difficult)。妇女们在努力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的过程中，遭遇了自上而下诸多“难以克服的反对”。在白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虽然原则上同情她们的动机，但却把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案视为是“极端”改革斗士“不切实际的理想”。在参议院，共和党的政治领袖阻挠考虑任何与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相关的议案。众议员屈从于众议院议长、来自伊利诺伊州、更象一名参议院领袖的约瑟夫·坎农(Joseph G.Cannon)的铁律，也反对所有试图管理制造和市场的议案。
同时，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议案还遭到了来自“全国食品制造商协会”(TheNational Foo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全国批发商和蒸馏酒者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Wholesalers and Distillers)、专利药品制造商等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概而言之，这些反对意见可归为三类：一是反对联邦管理的原则，二是反对法案的部分条款，三是反对执法的方式和执法官员的选择。
毋庸讳言，要确保法案的顺利通过，就必须解决来自上下左右的反对意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组织起来的妇女们积极地与媒体、国会议员和联邦行政机构建立工作关系。到1903年，妇女改革斗士组织敦促有效的法案进入国会。继而，一些有影响力的、独立的新闻记者、行政官员、政客和商人开始加入到妇女组织的改革联合体中，并最终推动国会通过了1906年《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
古德温博士论文的研究下限至此而止。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法》通过之后，并非意味着洁净化运动的终结，“经过多年的立法领域的斗争之后，这一斗争开始转移到了管理领域”。正因如此，其后修改出版的专著把研究的时间下限延长至1914年。新增加的部分集中考察了妇女组织积极地推动法案执行的系列举措，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被授权指控掺假和贴假商标，国会通过了《哈里森麻醉品法》(The Harrison Narcotic Act)来限制成瘾药品，美国社会较好地建立了食品、饮品和药品标准。 《改革斗士》一书通过妇女和妇女组织这一特殊的视角，全新再现了洁净化历史的宏伟画卷。同时，古德温把食品、饮品和药品管理的演变置于进步主义改革、“能动主义”和“参与民主”的背景下进行多方位的考察，揭示了这一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层的社会、文化、经济根源，以及妇女和妇女组织在改革过程中“政治——空间”关系的变化。与同类的著述相比，它具有以下独到的优点：
第一，资料丰富，研究视角独特。古德温经过长达10年的苦心钻研，足迹遍及10余个州，查阅了数百卷鲜为人知的档案文献和手稿、妇女组织的杂志、妇女期刊、报纸，为研究的原创性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与此同时，该书把妇女、妇女组织参与洁净化政治作为切入点，通过新的视角全新地解读历史，展现了洁净化政治的新面目。
第二，宏观考察与微观描述相结合。与同类著述相比，《改革斗士》把无名的妇女从备受漠视之下解救出来，“它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借助对妇女日常生活和小事件的微观描述。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种“具体感”；而考察妇女介入政治活动的动员、组织和实施，则可宏观地把握洁净化改革运动的演进和转型社会的历史变迁，达到了宏观考察与微观描述之间的完美结合。
第三，打破了精英政治和“草根政治”研究的藩篱，谋求二者之间的融通。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多元化”(pluralization)成为一种趋势，政策史研究与社会文化史研究逐步由“零和游戏”(zero-sum game)转向“双赢”，双方严格的研究壁垒开始被打破。而一旦政策成为研究的中心，“精英政治与草根政治研究者之间的紧张迅速消解”。《改革斗士》即彰显了这一变化趋势，强调美国妇女能动主义和参与民主的活动之时，亦关注到基层组织与精英群体在政策过程中“合作努力”的重要意义，正如古德温所说，“合作努力能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换言之，该项研究实现了草根政治研究与精英政治研究之间的融通，使研究富有立体感。
第四，注重妇女史、社团史和社会史三者的结合，展现转型社会的多彩画面。《改革斗士》通过全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进步主义运动史研究中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妇女史、社团史和社会史。把传统的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向前推进了30年，拓宽了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时间跨度。同时，对妇女与洁净化改革的关系这一视角的研究，可以管窥美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