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启蒙中的人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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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山东省高校科研发展计划项目《转型期“小人物”形象的“再现”与“再造”》(项目编号:J15WD5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纪娜(1983-),女,山东沂水人,文学硕士,山东管理学院教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
  文学是用美妙而含蓄的语言来表现人生的,是在普遍兴味和个人风格中反映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生存状态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文学在现代生产时期,既要保持自身的属性,又要实现自己的责任。不同的人物形象塑造具有不同的社会根源,同时还与作者的性格、经历等相关。我们从相对客观的角度,中立地看待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刻画的知识分子群体,以期为人物形象的表达提供新的视角。
  新世纪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形象和地位已有了较大改善,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被称作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这一定位的确立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很大作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展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对之前这一形象描述的继承,但大多数作品没有从立体角度来全面审视这一群体,所以我们需要把小说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放在历史长河中,去深入思考和评析。
  一、在社会变迁中走向多元化知识分子形象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重要的阶层之一,他们肩上担负着社会赋予的特殊使命,这就必然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也具有“独特”的弱点。知识分子自从诞生起,就在社会属望的目光中生存,经受着社会与个人的共同支配。与之前的“思想启蒙者”这一角色不同,新世纪以后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变迁中角色走向多元化,他们开始反思社会责任、自身个体的内心世界,并以世俗化的眼光来看待生活。
  (一)社会启蒙的反思
  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很少有独立性,缺少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由此被披上了“忠君”的外衣。他们从一开始就仅仅是为社会支配者“出主意的人”,從来就不是社会的支配者。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也只有在被政治家采纳之后才会变成现实。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特殊才能,这是他们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法宝。他们用才能换得地位的关键要得到掌权者的赏识。所以,“迎上”必然后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在驱动力而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劣根性至今还保留着,甚至在某些人身上得到了发扬和创新。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发展,政治地位提高,与历史中的专制条件相比,知识分子有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但多元化的环境让他们对自身的价值不断进行反思。例如,黎阳的《何处是归程》、史生荣的《所谓教授》、王心丽的《凯斯酒吧》等作品中都展现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压力和矛盾。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还出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不同解读。他们认为,“社会责任”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但不是划分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如果严格用“志于道”、“社会良心”作为标准,一定会有一大部分有知识分子身份的人被排斥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之外。
  (二)个体内心的关怀
  在新世纪初期创作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出现了一个较之前不同的变化。作品中的主人公在价值理念上展现出了较大的逆转,他们开始卸下一直背负在心的道义责任,思索从集体主义回归到个人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生活于一种世俗化商业化的环境中,面对“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内心在作痛苦的挣扎。所以,新世纪以来的诸多小说创作者开始把目光放在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上,用笔来表现他们的精神煎熬,对其内心进行人文关怀。例如,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以及青年作家张者的《桃李》等都揭示了当下知识分子的内心问题。张者的《桃李》中就这样描述过“从道德精英向知识精英转化,从精神向技术位移,从倔强地与世俗精神相抗争全面投身于消费社会,这正是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角色转型”。[1]
  (三)生活价值的世俗化
  从20世纪末期至今,中国社会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地提高。80年代共同开拓启蒙事业的作家、学者在经历这种历史巨变之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纷纷下海,纯文学杂志纷纷低下高昂的头迎合读者需要,文学进入到追逐媚俗与自娱的圈子之中,而且这种危机波及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对精神理想失去了兴趣,正在进行的是物欲的狂欢。知识分子不再追求清高的价值取向,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维护个人既得利益。他们开始选择一种走向世俗化的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长篇小说《所谓教授》《所谓作家》《花腔》《感受四季》等一定数量以描写大学校园教授为主题的知识分子小说。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大学教师已经在世俗化的生活中追逐自身利益,他们不再是从纷繁的现实世界中隐退的形象,而是积极、热情地投身于这个大千世界里。这正是社会中世俗化在高校小说中的真实表现。“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必须随时保持一种‘自救’意识,知识分子小说需要的绝非为欲望追逐疯狂呐喊和对知识分子身份意识无情消解的所谓后现代主义。”[2]
  二、知识分子形象的意义和缺失
  在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概念。自社会中“士”的出现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也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重要的选材。从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入研究和分析这一形象的刻画与表现方法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承载社会变革的群体
  新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叙述为我国知识分子小说树立了新形象。曼海姆曾经评价知识分子是“人类漫漫长夜的守更人”。在转型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中,出现了许多之前小说中都没有详细叙述的群体,他们为知识分子树立了另外一种新的独特形象,比如新世纪以来典型的“导师之死”,在《导师死了》、《午后的诗学》、《桃李》、《无常》、《孔成的生活》、《欲望的旗帜》、《葬礼》等中,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形象被作者刻画得不同以往,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不再痴迷某一事物,也不深信自身的精神传统,只是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同步转型,在这一转型中出现的小说也体现出飞速变革的社会带给知识分子的深深的烙印,这也是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所承载的巨大社会意义。新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真实地反映出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在新世纪以后,这种转变更加明显。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中的地位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动摇。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小说全面、客观地描述了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面临社会改变后的种种表现,真实地叙述了他们的生存现状。例如,在邱华栋的《教授》中,作者并没有单纯地把主人公赵亮描述成一个沉迷于声色犬马、执迷不悔的形象,在他伴随高官落马之后的自我救赎,让我们看到了精神之重生。   (二)对社会价值反思的缺失
  意义固然存在,但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形象的树立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缺失。
  独立形象的缺失。在我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责任的传承,被赋予重要的意义。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在人格构建、心理塑造上存在一定缺失,小说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映。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创造过多地受到外界的影响和支配,从来没有真正地独立过。作品不仅要全面反映这一群体形象,而且需要深入、客观、真实,不能只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层次,应该注重艺术开掘与精神提升。
  内心深刻反思的缺失。在许多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往往会采取背叛、出走,乃至死亡的方式,去寻求一种内心的理想。例如,在王家达长篇小说《所谓作家》中的作家胡然,就是作家创作时的一个例子。新世纪以来小说的这一叙事结构,在表层展现出知识分子内心的焦灼与自省、压抑与反抗,但它却没有从根本上反映出这个阶层根深蒂固的因素以及他们的精神归宿。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阶段,知识分子如何真正把自己融进社会,明确自身定位,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仍是我们以后不断探索的问题。
  生命价值的缺失。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小说多数反映的是社会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产生的影响,而对于这一群体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价值存在还缺少深挖。这是未来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任务,同样也是小说家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所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用笔描绘出真实、深刻的知识分子群体形象。正如我们看到的:任何忽视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侏儒型、灵魂的卑琐化倾向,一味奢谈文学的现代性,同样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因为,文学的现代性不仅仅取决于技术层面上的现代修辞技巧和表达手段,还取决于文学形象是否具有或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来的现代思想意识。[3]
  从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群体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置身历史转型期,表现出种种姿态:一方面在社会大潮中,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个体意识得到突然觉醒,然而面对自身的困境,他们感到难以忍受;一方面在社会的整体剧变中,他面对日益分化和变革的社会,他们又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逐步调整、适应一切。正如,河流中生活的鱼儿一样,他们向往大海的宽广,却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现实也在无形中加以影响,从心理到思想,从思想到行为。总之,尽管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堕落,有屈服,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积极向上,保持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品质,这是我们欣慰之处。
  参考文献:
  [1]谢有顺﹒消费时代的暖色幽默[J].南方文坛,2001(4).
  [2]孟繁華﹒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文学研究,2005(2).
  [3]孔焕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精神追问[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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