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在战争中，智术也不是制胜的关键。文明社会，经常被野蛮人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尽管文明人聪明，懂得好多花样。《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会奇怪，诸葛亮总打胜仗，但蜀国的形势，却在同时江河日下
　　
　　后人看春秋人打仗，会笑；春秋人看后人打仗，会哭。春秋时，天子在上，虽然管不了事，但诸侯国也因此不能合法地吞并别的国家。战事的目的和规模都有限，军队由有身份的人组成，这样的战争，有点像决斗，未必要致对方于死地。
　　到了孙武的时代，古旧的战争规则正在瓦解，原因之一，是诸侯的火气越打越旺，仇恨越积越多，原因之二，是兵源扩大了，农民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都被征召入伍，成为步兵；第三个原因，是新起的国家，如孙武从事的吴国，都来争霸，这些国家，不久前还被中原人视为蛮夷，遵守旧的规则，对他们来说，是既无趣，也无利可图的事。
　　不管政治家如何说，战争，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将道德水准向下拉的力量。在战争中，人有机会做很高贵的事，但同时，欺骗、杀人，以及别的无数种不同寻常的行为，都是允许的。平日里要被掷石头的事，在战争中，国民要为之喝彩，那么，道德所需要的普遍性基础，必然要动摇。成熟的社会，自能平衡这种力量，而不至于每打一次使，就堕落一次，但这种平衡，也不总能成功。
　　《孙子兵法》，是本了不起的战争教材。孙武子的事迹，我们知道的不多，但他一定是位出色的智者，因为他的战争经验，就史籍可见的来说，并不十分丰富，那么，他的推理和想象的能力，当超乎常人。先秦子书中，传为格言的句子最多的，除了《论语》，就是《孙子》十三篇了，特别是现在，好多人在记诵其中的誓句，希望学到点什么，好去占别人的便宜。
　　在当时，《孙子》虽未必是专为吴国写的，却特别地适合吴国的情况。我们不能说《孙子》定义了—种新型的战争，因为《孙子》的论述，集中于战术方面，而在此之前，春秋的战争，已走偏锋。但实际地来看，《孙子》确实拆掉了一些枷锁，那些希望可以在战时为所欲为的人，快有好日子了。孙子之后的战国时期，战争变得野蛮，而蜂出的兵法，没有孙子的智慧，却远比孙子更重视智术。
　　后代或有批评刊、子的，以为他强调的兵不厌诈，对世道人心有所侵蚀，甚至有人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这不公平，因为孙子只是战术家，那些战争之外的事，怪不到他头上，而且他从未主张无节制的战争。战争必然是残忍的，如俐巴战争的风气和社会风俗隔离开来，不是军事家要考虑的事。兵以诈立，是战争的格言，至于把它奉为日常生活的指针，那是众人的问题，和孙子无关了。
　　《孙子》是本好书，是一本讲战争的好书，不过它的绝大多数读者，一辈子也没上过战场。很多人说，官场如战场，或说，商场如战场，如战场的，还有情场，赌场，剧场，考场，球场，机场……总之除了引力场、磁场，什么都是战场。人们这样说，不外乎是通过把自己想象成前线的兵士。从而豁免自己的道德责任；他们读《孙子》，也不见得是真需要从中发现勾心斗角的智慧——这个，人们早已有了，读读《孙子》，只是给自己的行为找个来头，说起来好听，想起来轻松。
　　所治愈下，得车愈多，是经常的，但长远来看，还没有过一个国家，靠耍这种聪明，来达到可靠的成功。破坏规则者最先得利，但“我能往，寇亦能往”，回必是迟早的事。归根到底，用在人事上的心思，从来也没有给人类带来实际的福祉。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出色的头脑，所钻研的问题，既非外物，也非自我，而都是些人际之间的长短是非，那么这个社会的成员，要实际而非想象地生活得越来越快乐，是没指望的事。
　　便是在战争中，智术也不是制胜的关键。文明社会，经常被野蛮人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尽管文明人聪明，懂得好多花样。《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会奇怪，诸葛亮总打胜仗，但蜀国的形势，却在同时江河日下。《三国演义》很多地方不舍正史，不过这个道理倒不偏。
　　为什么说不读《孙子》呢?日不用读。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在兵法蛊行的社会里，不懂兵法的人，早已把因还给上帝，彻彻底底她绝种了。不用读《孙子》，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使别人不幸福的种种智慧，至于如何使自己幸福，可以参考这条格言——它没有写在任何一本书里，只写在一切书里：别人的不幸，就是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