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从小不爱过生日，甚至忌讳这个日子。她出生于农历七月十五，民间的鬼节。每到这一天，她就想起自己苦命的妈妈，身体不好得了痨病（估计是肺结核），吐血而亡。
　　姥姥是湖南常德人。她父亲余钦翼曾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和蔡锷、宋教仁是同学。老人家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起义将领。由于身体不好，以中将军衔退伍还乡，开了常德第一家“朗朗电灯有限公司”，又垦荒四千余亩，算是当地知名的开明士绅。
　　家里兄弟姊妹很多，姥姥排行13，人称十三姨。她从小爱读书，虽然父亲重男轻女，但她顶着压力，上了湘潭女子师范。这个毕业证太重要了，后来成了她求生的飯碗。
　　上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乱象纷呈，一毕业她就奉父命嫁给了桃源县的大地主，40年代初生了两个女儿。姥爷不谙世务，是个“甩手掌柜”，常德会战逃难、家事纠纷，让她疲惫不堪、忧心忡忡。两口子吵架，姥爷往往一躲了之。
　　土改后姥姥得了了个地主成分。她四处奔波自救，最后当了老师，小学、中学都干过，语文、数学、英语、美术、音乐、体育都教过，成了全科老师。55岁时以中学语文老师的身份退了休。
　　在那个特别讲究家庭成分的年代，姥姥一直是被歧视的。两个女儿因此都受了牵连。大女儿虽然学习很好，但高中毕业就到工厂当了翻砂工。小女儿12岁独自从湖南跑到山东投亲求学，初中毕业考了中专卫校，后分配到黄河北的乡村卫生院当药剂师。两个女儿都嫁了家庭成分是贫农的大学生。
　　姥姥心里充满了不安全感，并且把这种恐惧和对外人无法言明的愤怒委屈都强烈地带给了女儿们。那时的大环境让她自身难保，对女儿的求学、婚姻甚或生活困境，她都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母女三人再相聚时，矛盾激化了。起初，姥姥随大女儿住在北京。四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里住了五个人，还有亲戚时不时上门。点点小事都会被放大，母女两人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姥姥随小女儿住在济南。妈妈让我和姥姥住一个屋子。姥姥是个爱美又仔细的人儿，记得1995年，哥嫂去杭州旅行结婚，回来给每个人带了礼物，结果姥姥一眼看出给她带的真丝衬衣图案印反了，弄得嫂子非常尴尬。
　　姥姥有几个拿手活，一个是腌咸菜：酸豆角、萝卜、辣椒，清脆可口。另一个是做粉蒸肉，香而不腻，当时哥哥年轻，一次吃一斤肉都没问题。还有就是做米酒。北方寒冷的早上，喝点甜甜的米酒花，打个鸡蛋，胃里暖暖的，上班时精神抖擞。
　　一个初夏的傍晚，茉莉花开，我往姥姥花白的头发上插了两朵。不知怎的，她谈起往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每到农忙季节，都要组织师生支农。春耕时，干牛粪、猪粪需要打碎撒到地里。有人专盯着姥姥，看她是不是嫌脏。姥姥从来不戴口罩、不戴手套，用手捏碎粪便施肥。对方还假惺惺地问：余老师，这多脏啊，你戴上手套吧。姥姥义正辞严：我来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能嫌脏？劳动最光荣（心里话：小样，还想拿这个考验我）。
　　后来因为琐事，姥姥和我妈也闹得不可开交。70岁的姥姥跑到北京，经朋友介绍找了一个朴实的老伴。老年婚姻的实质就是搭伙过日子。起初两人还互相忍让，后来由于子女干涉，矛盾逐渐增多。老爷子病倒了，去世后其子女竟然想把姥姥赶出房子。生活虽一地鸡毛，但她总是以昂扬的斗志面对现实。这一点，两个女儿是佩服的。
　　89岁那年，姥姥卧床不起。春节时我和妈妈去看望她，她有严重的青光眼，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坐骨神经痛，膝盖上长了骨刺，不能久坐，也不能出外。生活变得索然无味。刚强的姥姥不愿成为女儿的累赘。乍暖还寒的春天，她把安眠药片积攒起来一把吞下，没能抢救过来。大夫说，老太太的身体素质是可以的，没有器质性病变，再活十年也没问题。
　　姥姥不愿意活得没有尊严。作为旧时代的知识女性，尽管一生坎坷，但她做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定。
　　生命从来不曾离开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成功失败，直到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姥姥，愿你进入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