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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2日是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这一年，欧盟、中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相继公布了“碳中和”目标实现时间表。毫无疑问，全球长期碳中和目标导向将加剧世界经济技术革命性变革，重塑大国竞争格局，也将改变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和企业发展业态。
氣候变化是对人类社会持续生存的主要威胁，减少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分别于1990、1996、2001、2007和2014年发布了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警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已上升到过去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在一定时段内，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某个适当的水平之内，已成为全球政治共识。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启动了国际气候谈判议程，并于1992年签署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首个根本大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公约》框架下，从《京都议定书》到后京都时代的“巴厘路线图”再到“德班平台”，全球气候谈判在各国围绕经济利益、发展空间和国际公平问题的角力中缓慢前行，国际碳排放博弈也持续上演。全球气候谈判的内容即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规则，包括减缓责任的分担、资金、技术等具体行动标准。这些行动标准也成为2015年底签署的《巴黎协定》的主要因素。碳中和是《巴黎协定》的既定目标，协定对碳中和概念做出了最为权威的阐释：要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在科学和公平基础上加快减排行动，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和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碳中和是指释放的温室气体和吸收的温室气体相当，即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巴黎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并为1.5℃温控目标而努力。在这一目标下，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126国政府作出碳中和承诺。这些国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已经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包括苏里南和不丹，这些国家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可再生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非常高。二是已经或正在将碳中和目标落实到立法层面的国家，包括瑞典、英国、法国等;三是政策宣示要在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碳中和的国家，包括芬兰、奥地利、中国、日本、韩国等。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气候法》草案，决定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0年9月，中国宣布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总统拜登在就职首日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并提出2035年实现无碳发电、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各国向碳中和之路迈进，可以说是在权衡国内国际形势、短期和长期发展模式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等都是典型的缺油少气多煤型的国家和地区，油气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而近几年来受能源价格波动、能源地缘政治、中美贸易摩擦、恐怖袭击、美元霸权等因素影响，油气的外部获取变得不再安全稳定，必须走一条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全新能源革命之路，这是资源禀赋受限条件下的变革。此外，以热浪、洪水、飓风、干旱等极端天气为代表的全球气候风险越来越显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受到日益严重的影响，为长远计，走绿色、低碳的道路，加大未来生产、贸易、投资中的绿色低碳属性，是保护地球家园所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
从定义本身看，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三头并进：一是节能减排。总体上可概括为减量和增效两部分，减量措施包括乘坐公共交通、节约用能、减少浪费等;增效包括提高生产、转换、运输、储存、利用等各环节的效率。二是能源替代。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以清洁能源发电替代化石能源发电，以电能替代化石能源消费等。三是移除吸收，包括物理移除和生物移除。物理移除是通过碳捕获、封存和利用技术（简称CCUS）实现碳的吸收;生物移除则通过植物、土壤、海洋等把温室气体固定在植物和大地中。
2020年9月22日，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天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因此，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尽管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差异，但实施路径大致趋同，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包括加快氢能、储能、碳捕获和封存、智慧能源等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二是大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包括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减免可再生能源税收、扩大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比例等;三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包括关闭燃煤电站、减少汽油或柴油车等;四是立法或出台政策支持低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可以预计，能源、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等温室气体排放较多的部门将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各国政府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加强碳排放总量约束和相关制度规范，依照低碳产业发展阶段制订并完善相关激励政策，并强化市场机制在引导经济低碳转型方面的作用，比如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加大对突破性技术的支撑力度，包括储能技术、CCUS技术、氢能技术等;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和其他非政府行为体的减排潜力。
国际合作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另一路径。2019年智利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启动“气候雄心联盟”， 致力于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前有几十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其中。2019年4月“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宣布成立，旨在以绿色发展理念整合“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气候行动与污染防治能力。同月《“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签署工作启动，该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扩大绿色投资，减少高碳和污染性投资来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巴黎协定》的落实。2017年由投资者发起的“气候行动100 倡议”则是引导全球大型温室气体排放企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意识到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构成的风险，由联合国发起的“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要求成员披露与气候有关的财务分析，提升公司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
在资本市场，截至2019年初，已有30多家全球性银行宣布停止为火力发电和煤电项目提供融资，全球多家保险机构也表示将不再为煤炭项目提供保险服务，有近1000家资产超过6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承诺从化石燃料领域撤资。大型跨国公司也纷纷提出2020～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计划和时间表，并将投资转向可再生能源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的疫情危机为长期资金提供者提供了进入或扩大其在环保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的机会。截至2020年7月21日，全球多国政府宣布了总额达11.8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其中3.5万亿美元的资金将流入绿色环保领域。随着经济复苏措施的深化，这一比例还可能上升。如欧盟设立7500亿欧元作为“恢复基金”，未来七年还有1.0743万亿欧元预算，其中恢复基金和七年预算的30%即大约5500亿欧元将用于气候保护。德国的复苏方案中专门安排了70亿欧元用于氢能开发。法国的4600亿欧元复苏计划中专门安排80亿欧元用于汽车行业，促进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制造与销售。
2018年12月10日，由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等机构联合主办的“中国角”碳市场系列边会活动举行。时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出席边会。
建设兼具包容性、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体是一项紧迫而共同的全球挑战。疫情危机过后，全球能否采取更具雄心的气候行动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首先，能否调动足够的资源突破气候融资瓶颈。应对疫情冲击也给大多数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挤压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空间。多边开发银行作为气候融资架构的主要参与者，提供了约一半的国际公共气候资金，在实现为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相对于全球气候投融资需求，多边发展机构可用于清洁能源、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投资的发展援助资金远远不足。要想增加相关方面的投资，需要私营部门更多地参与。但如何将私人资本纳入气候融资体系，尚有机制上的问题待解决。其次，关键技术能否在中短期内取得突破。智能电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可以极大改变消费者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光伏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成本显著下降，陆上和海上风电、碳捕集和存储技术、电池储存和非常规燃料提取技术的突破式发展，也将从根本上推动世界能源加快向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再次，到2050年，随着25亿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城市的碳排放预计还将增长。因此，城市和企业是未来温室气体减排的中坚力量。
气候变化加速了全球能源供需结构的多元化调整。在履行《巴黎协定》要求和推进能源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各国正在增加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逐步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这一变化将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天然气作为一种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过渡性燃料”的角色。以美国的页岩油气、加拿大的油砂为主的非常规油气供应带的迅速崛起无疑将加快全球油气供应中心的西移步伐，波斯湾、北非、里海和西伯利亚等传统常规油气供应地带的地位可能进一步下降，而未来美国很可能利用北美的能源地位，加大对全球能源治理秩序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资源开发理念、治理标准、多边合作规则以及新技术转让保护等各个层面。其次，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更加清洁的能源，在未来能源供应多元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将逐渐上升，未来围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关键资源的全球竞争必然加剧。比如稀土、锂等均是可再生能源设备硬件的关键组成部分，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仅智利一国的锂储量占到全球比重的51.83%，中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储量分别占22.12%、13.82%和11.06%。而稀土资源则集中在中国、越南、巴西、俄罗斯四国。如何确保这些稀有关键性资源在中长期内稳定供应，已经上升至美、日、欧盟各国的国家战略。可以预见，未来各国开展新能源技术和市场的的合作，不仅涉及经济或环境问题，也将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此外，能源转型的压力将推动各国投资环境的变化，带来新的风险以及潜在的新机遇。作为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政府已决定将绿色能源支持计划（2014～2024年）延长至2035年，并计划到2035年将可再生能源在俄罗斯能源市场中的份额从目前的1%增加到4%。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已设定了到2024年将天然气运输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的目标，许多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开始投资建设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站。中东地区尽管存在相关基础设施和清洁技术缺乏、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成本相对化石能源成本较高等问题，但也开启了其“绿色”能源转型之旅。沙特提出的2030年愿景计划，主要目标就是优化能源和产业结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这预示着未来国际社会在清洁能源和技术领域的合作潜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减少对化石能源的单一依赖必然影响这些国家的出口前景，转型过程必然伴随经济放缓、社会动荡等问题，在治理能力比较薄弱的国家，其国内政治动荡甚至可能会影响周边安全，这将是能源转型的最大地缘政治风险。
中国迄今已经做出三次减排目标承诺：2009年提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2015年提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2020年提出在2060年前后实现碳中和。三大目标相互衔接，形成了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完整路线图。目前2020年前减排目标已经提前实现，未来的工作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用十年的时间（2020～2030年）解决碳排放的增量问题，即如何推动碳排放尽早达峰、推动化石能源消费尽早达峰。第二步是2030年后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2030～2060年）实现全部温室气体的碳中和。从技术路线图上看，这个过程不会是线性，而是一个逐步加速的过程。欧盟等发达国家大部分是在199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而中国的碳中和承诺是在2030年左右达峰、到206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只有30年的时间来实现发达国家60年完成的事情，可以预见，中国碳减排的强度和力度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根据测算，如果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年均增速约为0.9%，那么2030年碳排放峰值有望达到100亿～110亿吨左右。要实现碳中和目标，2030年后每年至少需要削减3亿～3.5亿吨的碳排放。这也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低碳转型的速度将大大加速。
鉴于重点部门和行业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推动这些行业率先达峰并进入下行区间，是逐步推动全国碳排放达峰和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抓手。“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十四五”期间除个别情况下因电网调峰和区域供热等补短板需求外，要严格控制新建煤电站。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发改委提议合并中国的绿色债券标准，并将“化石燃料相关项目”从可通过绿色债券筹集资金的项目清单中移除。去年9月，《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征求意见稿发布，预示着碳交易市场即将在电力行业开始全面实施。而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电力、航空等行业，预计会在“十四五”期间逐步纳入中国碳市场。
可以预期，随着政策的不断出台，煤电和高碳产业的投资和建设将逐步降温，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获得大发展。在低碳交通领域，我国预计将围绕加大对交通电气化的投资、推广智慧交通运输技术、提升新能源汽车比重、加大氢燃料等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等领域展开。围绕碳中和的战略部署也将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信贷结构、业务模式等诸多领域产生影响，这需要中国的金融机构全面识别和衡量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并深度挖掘碳中和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毫无疑问，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承诺和决心以及为此作出的种种举措，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巨大能量，并作出重大贡献。
2020年12月11日，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冬季峰会上就更高的减排目标达成一致，决定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图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从左至右）在欧盟冬季峰会结束后走出会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大宗商品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碳中和的缘起
氣候变化是对人类社会持续生存的主要威胁，减少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分别于1990、1996、2001、2007和2014年发布了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警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已上升到过去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在一定时段内，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某个适当的水平之内，已成为全球政治共识。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启动了国际气候谈判议程，并于1992年签署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首个根本大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公约》框架下，从《京都议定书》到后京都时代的“巴厘路线图”再到“德班平台”，全球气候谈判在各国围绕经济利益、发展空间和国际公平问题的角力中缓慢前行，国际碳排放博弈也持续上演。全球气候谈判的内容即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规则，包括减缓责任的分担、资金、技术等具体行动标准。这些行动标准也成为2015年底签署的《巴黎协定》的主要因素。碳中和是《巴黎协定》的既定目标，协定对碳中和概念做出了最为权威的阐释：要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在科学和公平基础上加快减排行动，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和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碳中和是指释放的温室气体和吸收的温室气体相当，即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巴黎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并为1.5℃温控目标而努力。在这一目标下，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126国政府作出碳中和承诺。这些国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已经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包括苏里南和不丹，这些国家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可再生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非常高。二是已经或正在将碳中和目标落实到立法层面的国家，包括瑞典、英国、法国等;三是政策宣示要在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碳中和的国家，包括芬兰、奥地利、中国、日本、韩国等。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气候法》草案，决定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0年9月，中国宣布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总统拜登在就职首日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并提出2035年实现无碳发电、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各国向碳中和之路迈进，可以说是在权衡国内国际形势、短期和长期发展模式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等都是典型的缺油少气多煤型的国家和地区，油气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而近几年来受能源价格波动、能源地缘政治、中美贸易摩擦、恐怖袭击、美元霸权等因素影响，油气的外部获取变得不再安全稳定，必须走一条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全新能源革命之路，这是资源禀赋受限条件下的变革。此外，以热浪、洪水、飓风、干旱等极端天气为代表的全球气候风险越来越显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受到日益严重的影响，为长远计，走绿色、低碳的道路，加大未来生产、贸易、投资中的绿色低碳属性，是保护地球家园所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
实施路径
从定义本身看，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三头并进：一是节能减排。总体上可概括为减量和增效两部分，减量措施包括乘坐公共交通、节约用能、减少浪费等;增效包括提高生产、转换、运输、储存、利用等各环节的效率。二是能源替代。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以清洁能源发电替代化石能源发电，以电能替代化石能源消费等。三是移除吸收，包括物理移除和生物移除。物理移除是通过碳捕获、封存和利用技术（简称CCUS）实现碳的吸收;生物移除则通过植物、土壤、海洋等把温室气体固定在植物和大地中。
因此，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尽管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差异，但实施路径大致趋同，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包括加快氢能、储能、碳捕获和封存、智慧能源等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二是大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包括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减免可再生能源税收、扩大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比例等;三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包括关闭燃煤电站、减少汽油或柴油车等;四是立法或出台政策支持低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可以预计，能源、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等温室气体排放较多的部门将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各国政府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加强碳排放总量约束和相关制度规范，依照低碳产业发展阶段制订并完善相关激励政策，并强化市场机制在引导经济低碳转型方面的作用，比如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加大对突破性技术的支撑力度，包括储能技术、CCUS技术、氢能技术等;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和其他非政府行为体的减排潜力。
国际合作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另一路径。2019年智利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启动“气候雄心联盟”， 致力于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前有几十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其中。2019年4月“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宣布成立，旨在以绿色发展理念整合“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气候行动与污染防治能力。同月《“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签署工作启动，该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扩大绿色投资，减少高碳和污染性投资来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巴黎协定》的落实。2017年由投资者发起的“气候行动100 倡议”则是引导全球大型温室气体排放企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意识到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构成的风险，由联合国发起的“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要求成员披露与气候有关的财务分析，提升公司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
前景与挑战
在资本市场，截至2019年初，已有30多家全球性银行宣布停止为火力发电和煤电项目提供融资，全球多家保险机构也表示将不再为煤炭项目提供保险服务，有近1000家资产超过6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承诺从化石燃料领域撤资。大型跨国公司也纷纷提出2020～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计划和时间表，并将投资转向可再生能源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的疫情危机为长期资金提供者提供了进入或扩大其在环保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的机会。截至2020年7月21日，全球多国政府宣布了总额达11.8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其中3.5万亿美元的资金将流入绿色环保领域。随着经济复苏措施的深化，这一比例还可能上升。如欧盟设立7500亿欧元作为“恢复基金”，未来七年还有1.0743万亿欧元预算，其中恢复基金和七年预算的30%即大约5500亿欧元将用于气候保护。德国的复苏方案中专门安排了70亿欧元用于氢能开发。法国的4600亿欧元复苏计划中专门安排80亿欧元用于汽车行业，促进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制造与销售。
建设兼具包容性、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体是一项紧迫而共同的全球挑战。疫情危机过后，全球能否采取更具雄心的气候行动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首先，能否调动足够的资源突破气候融资瓶颈。应对疫情冲击也给大多数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挤压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空间。多边开发银行作为气候融资架构的主要参与者，提供了约一半的国际公共气候资金，在实现为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相对于全球气候投融资需求，多边发展机构可用于清洁能源、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投资的发展援助资金远远不足。要想增加相关方面的投资，需要私营部门更多地参与。但如何将私人资本纳入气候融资体系，尚有机制上的问题待解决。其次，关键技术能否在中短期内取得突破。智能电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可以极大改变消费者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光伏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成本显著下降，陆上和海上风电、碳捕集和存储技术、电池储存和非常规燃料提取技术的突破式发展，也将从根本上推动世界能源加快向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再次，到2050年，随着25亿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城市的碳排放预计还将增长。因此，城市和企业是未来温室气体减排的中坚力量。
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将发生深刻变化
气候变化加速了全球能源供需结构的多元化调整。在履行《巴黎协定》要求和推进能源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各国正在增加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逐步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这一变化将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天然气作为一种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过渡性燃料”的角色。以美国的页岩油气、加拿大的油砂为主的非常规油气供应带的迅速崛起无疑将加快全球油气供应中心的西移步伐，波斯湾、北非、里海和西伯利亚等传统常规油气供应地带的地位可能进一步下降，而未来美国很可能利用北美的能源地位，加大对全球能源治理秩序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资源开发理念、治理标准、多边合作规则以及新技术转让保护等各个层面。其次，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更加清洁的能源，在未来能源供应多元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将逐渐上升，未来围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关键资源的全球竞争必然加剧。比如稀土、锂等均是可再生能源设备硬件的关键组成部分，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仅智利一国的锂储量占到全球比重的51.83%，中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储量分别占22.12%、13.82%和11.06%。而稀土资源则集中在中国、越南、巴西、俄罗斯四国。如何确保这些稀有关键性资源在中长期内稳定供应，已经上升至美、日、欧盟各国的国家战略。可以预见，未来各国开展新能源技术和市场的的合作，不仅涉及经济或环境问题，也将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此外，能源转型的压力将推动各国投资环境的变化，带来新的风险以及潜在的新机遇。作为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政府已决定将绿色能源支持计划（2014～2024年）延长至2035年，并计划到2035年将可再生能源在俄罗斯能源市场中的份额从目前的1%增加到4%。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已设定了到2024年将天然气运输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的目标，许多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开始投资建设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站。中东地区尽管存在相关基础设施和清洁技术缺乏、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成本相对化石能源成本较高等问题，但也开启了其“绿色”能源转型之旅。沙特提出的2030年愿景计划，主要目标就是优化能源和产业结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这预示着未来国际社会在清洁能源和技术领域的合作潜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减少对化石能源的单一依赖必然影响这些国家的出口前景，转型过程必然伴随经济放缓、社会动荡等问题，在治理能力比较薄弱的国家，其国内政治动荡甚至可能会影响周边安全，这将是能源转型的最大地缘政治风险。
中国碳中和承諾意义显著
中国迄今已经做出三次减排目标承诺：2009年提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2015年提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2020年提出在2060年前后实现碳中和。三大目标相互衔接，形成了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完整路线图。目前2020年前减排目标已经提前实现，未来的工作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用十年的时间（2020～2030年）解决碳排放的增量问题，即如何推动碳排放尽早达峰、推动化石能源消费尽早达峰。第二步是2030年后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2030～2060年）实现全部温室气体的碳中和。从技术路线图上看，这个过程不会是线性，而是一个逐步加速的过程。欧盟等发达国家大部分是在199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而中国的碳中和承诺是在2030年左右达峰、到206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只有30年的时间来实现发达国家60年完成的事情，可以预见，中国碳减排的强度和力度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根据测算，如果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年均增速约为0.9%，那么2030年碳排放峰值有望达到100亿～110亿吨左右。要实现碳中和目标，2030年后每年至少需要削减3亿～3.5亿吨的碳排放。这也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低碳转型的速度将大大加速。
鉴于重点部门和行业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推动这些行业率先达峰并进入下行区间，是逐步推动全国碳排放达峰和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抓手。“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十四五”期间除个别情况下因电网调峰和区域供热等补短板需求外，要严格控制新建煤电站。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发改委提议合并中国的绿色债券标准，并将“化石燃料相关项目”从可通过绿色债券筹集资金的项目清单中移除。去年9月，《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征求意见稿发布，预示着碳交易市场即将在电力行业开始全面实施。而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电力、航空等行业，预计会在“十四五”期间逐步纳入中国碳市场。
可以预期，随着政策的不断出台，煤电和高碳产业的投资和建设将逐步降温，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获得大发展。在低碳交通领域，我国预计将围绕加大对交通电气化的投资、推广智慧交通运输技术、提升新能源汽车比重、加大氢燃料等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等领域展开。围绕碳中和的战略部署也将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信贷结构、业务模式等诸多领域产生影响，这需要中国的金融机构全面识别和衡量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并深度挖掘碳中和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毫无疑问，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承诺和决心以及为此作出的种种举措，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巨大能量，并作出重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大宗商品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